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家移居东城翠花胡同8号，斜对门16号是北大文科研究所，距离北大一院与三院也都不到半里地。先母自北城南锣鼓巷板厂胡同迁居来此，目的明确，即希望我们兄弟亲近北大，在外面先受点熏陶，以便将来入北大求学。先母鼓励我读文科，说：“你身体不太强壮，想象力不如理解力，笔头儿也慢，可以往古的方面发展，争取将来在大学里教书。让你弟弟读理科吧。”后来，按先母的预期，我们兄弟均出身北大，一文一理，也都取得高级职称，我也凑合着在北大教书了。但这些都是后话，先母弃世时完全看不到这样的前景。她是带着深深的遗憾离世的。人子之痛，曷其有极!
且说，我按先母的安排，先熟悉北大。北大那时仍贯彻蔡元培校长的办学思想，门户开放，出入无阻。我常去我家斜对门文科研究所，认识了门房和一位整理明清档案的于先生。也去红楼和北楼，听过几次课，特别是听讲座。到1950年我进北大，已经很熟悉门径啦。
红楼历来是北大的象征，矗立于一院之前，正对南门大门口。大门内侧，东西各有平顶房一大间(各分为里外间)，西为传达室，东为出版部(组)售书处。
售书处内有一大柜台，内外置有大书架几个，堆有数十年积存的各种北大自印讲义。有钉成一本一本的，也有散页。奇特之处，在于散页可以自己挑选，要哪页均可，按页零售。还有校刊、杂志，哪年出版的全有，散页的也零售。我亲眼所见，1945—1951年，直至“三五反运动”以前，这样的售书情况可说毫无变化。据我判断，大约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就是这样。对之有时间停滞的感觉。例如，鲁迅先生在北大授课的讲义《中国小说史》(简称“小说史”，不叫《中国小说史略》)，我入校时还有散页，不一定能配全。其内容与后来正式出版的不完全一样，似乎是最早的一种稿本。后来正式出版的似乎也有过起码一次增补。那么，这部书最少有三次经修改递增的本子了。我买了几页作纪念，“文革”中惜未留存。
售书处内备有简要书目，从20世纪30~50年代初，有那么十多种，随意自取，不收费。我原有多种，“文革”中亦散佚。我在1950年见到的较新的书目约较之多一倍，这里面登录的，1950年差不多全有。只是，那著名的“北京大学丛书”中的名作，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胡适著，本校讲义本1.20元，卷下从未印出，大概是没有写出来)，《欧洲文学史》(周作人著，本校讲义本0.60元，正式出版本0.64元)，都下架了。代以老讲义《西洋伦理学史》、《伦理学根本问题》。此二书均为哲学系老教授杨昌济所著。杨老先生粹然君子，当时在北大极有威信。1918年10月，举荐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经李大钊主任同意，任报刊管理员。杨老先生于1919年1月17曰在德国医院逝世。蔡元培、胡适、马寅初等先生为之理丧。此后多年阒其无闻。这次又摆出泛黄的旧书，我很久以后才恍然大悟其中奥秘，也就很佩服出版部诸执事的揣摩功夫了。
我在北大工作多年后，接触到一些书刊与档案材料，综合所得，简述院校调整前的北大出版部(组)情况如下：
最早的北大讲义，由图书馆属下的“收发讲义室”负责印刷、管理、分发等事宜。1918年3月，校方公布：“本校印刷品日渐增加，现特改‘收发讲义室’，为‘出版部’，仍隶属于图书馆。以李振彝为该部事务员。”实际上只是改换名称，表示校方重视而已。工作人员只有一人，隶属不变。可这究竟是新的开端，说明学校重视自己的出版事业了。
北大的出版事务繁重，断非一人所能了。到1920年，出版部就划分为讲义课、售书课两部门，而且起码有三位职员了。同时开始向商务印书馆订购印刷机器，慢慢地越来越壮大，1929年经由“大学区”阶段恢复为“北京大学”以后，出版部改为出版组，完全脱离图书馆，改由校长直属的秘书处直辖，下设印刷股、讲义股、售书股三股。从此机构定型。后来或称股，或称组，或称部，还是干的那些个事。极盛时代，雇工约百余人，在当时的北京是一个大型印刷发行机构，还承应校外印刷业务。
拙见以为，1919-1926年，是北大出版部的开创时代；1929-1937年，则是黄金时代。它有哪些业务呢?
必须首先提出的是，它影印了许多外文的大学教科书和参考书。当时，中国的许多大学，特别是其中的理科以及工、医、农各科，大量采用外文教科书，并指定外文主要参考书。连一些高中的数理化甚至外国史地，也用英文课本。文科中的外文系科与经济、政治等科，凡与洋人的事情有关的课，必然用外文书。这些书籍价格昂贵，而中国又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不受约束，所以北大出版部大量翻印，品种繁多，不但供应本校师生，还批发给内地省里的公私立各大学、高中，极受欢迎。“本校之出版品，年来骤形增加。其蓬蓬勃勃之气象，不特为国内之重心，亦为世界所瞩目。”(引用《北京大学日刊》)其中潜台词，您就想一想吧。因树大招风，怕职员们控制不住局势，1933年，校方认为：“出版组在各大学中历史最久，而规模较为宏大、印刷机、石印石各有七八副，均用电气转动。工人近百人。年来影印西文书籍甚多，并承印校外专著，杂作不少。其工作效能极为可观。然内部管理较为散漫……改组出版组，另设出版委员会管理之。”(档案)企图以“教授治组”的方式，从出版书籍的内容方面加以“学术化、规范化”。岂不知，一则，教授们哪有太多时间，开几次会，提点建议也就罢了。二则，职员们的外文书目，包括一部分样书，均系教授(包括校外学术界)提供的。三则，大利所在，“利息巨万”，制止不了。设立此会，对外掩人耳目，平息流言，自己再掩耳盗铃。不过，出版组从此更加暗中运作，对外讳言这些事。因此，到现在，许多人还以为北大出版部专印本校讲义，实则非也。现在讲出版史，商务印书馆自是解放前影印外文书籍的老大哥。它可一直是公开的，有时还取得外国人的同意(如“威伯斯特大字典”之类)。它的这部分书目也公开作广告。北大则比较隐蔽，自己不出公开书目，更不作大量公开广告，因此，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较少被人提到。那么，外校和外地的人，是如何知道的北大影印了什么外文书呢?原来，有每年出版并更新一次的《北京大学一览》，内容按系科课程排列。每种课程均有简介，后附参考书目，一看便知。实为变相售书目录广告也。
当然，北大出版部的正经活计，还是以印刷本校书刊为主。它的最大贡献也在这方面。约言之，可从以下几方面看它的成就：
印刷本校教授的讲义，是一大宗。许多后来的名著，其初稿都以此种形式在北大印刷过。窃以为，这是出版部的光荣，是它为学术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历史上光辉的一面，必须大书特书的。如前引鲁迅、胡适、周作人的三本书，其定本后来均在正式的出版社出版。鲁迅先生的书是中国小说史开山之作，胡适、周作人的书均列入商务的“北京大学丛书”，当时声誉很高。再有，如也列入“北京大学丛书”的，有梁漱溟先生的《印度哲学概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列入“新潮丛书”的，有蔡元培先生的《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注意：“新潮”是“文艺复兴”的另一种译法，不是我们当代所谓的“新潮”。此外，如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吴梅的《词余讲义》，孟森的《明元清系通纪》，钱玄同的《文字学音篇》，黄节的《诗学》，魏建功的《古音系研究》，等等，后来俱成名著，其发轫均在北大讲义中。但须注意：北大讲义多为其初稿，文物与版本价值超过阅读价值。
再有北大出版部出版过许多报章杂志。但须注意：这些报章杂志常前后变换出版机构，有时，只有某一段时期是在出版部出版的，不可把功劳全算在出版部的账上。但是，即使非本部出版物，只要是与北大有关的人编辑出版的，售书处也往往乐于代售。本校代表性报刊有：《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月刊》、《国学季刊》、《社会科学季刊》、《自然科学季刊》，还有《歌谣周刊》等均是。这里要特别提一提《歌谣周刊》。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通俗文学刊物，地位重要。它又截然分成前后两阶段，二者风格大有不同。前一阶段，主办者是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由常惠、顾颉刚、魏建功等负责编辑。1922年12月17日创刊，最早是《北京大学日刊》的赠阅附张，自25期起独立。1925年6月28曰并入《国学门周刊》，就算寿终正寝。这一阶段共出98期(包括周年增刊一本)，特点是非常重视搜集民歌，开一代采风的风气。由于25期前为附页赠阅，不受重视，所以现在能凑齐此刊全部者，绝无仅有。第二阶段是1936年4月至1937年6月，胡适任文学院院长时主持复刊。共出53期，因“七七事变”而中止。这一阶段有明显的学院化倾向，注重通俗文学理论研究。抗战胜利后胡适任校长，这一阶段的刊物在售书处摆着。我入校时还有，但不全，我买了一些，“文革”时毁弃。中国书刊的命运向来联结在国家气运的纽带之上，这也是一个小小的例证。
因教学需要，出版部影印或排印了不少参考书。文科方面，如张炎《词源》，吕天成《曲品》，周德清《中州音韵》，李玉《北词广正谱》，还有崔适的《史记探源》和《春秋复始》等书。更有刘复改编的《十韵汇编》等。影印的字词典有《龙龛手鉴》、《西儒耳目资》等。这些书后来大部分均经别的出版社再加以印行。北大的印本只有历史价值而已。
北大出版组何时升级为出版部，我没有查到确切史料。估计抗战胜利复校后就升格了。它的实际负责人，大约从20世纪20年代末就是李续祖。他原是图书馆和化学系合聘管仪器的，后来专任出版组以至出版部的主任。他大约生于1890年左右，我入校时，他已年过六十。他的极盛时代也就是出版组的黄金时代，即抗战前那八九年。胜利后复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内战越打越大，学生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他采取紧缩政策，看住摊子吃老本，主要卖剩货罢了，原来的雇工星散。解放后出版部还想有所振作，招来六七个学徒工，只有一名男性，其余全是十七八岁的小女孩儿。她们鳔在一起，出入红楼，有的男生就说，这可是北大新景观。好景不长，“三五反”开始，出版部是油水单位，首当其冲。待等1952年院校调整后，别是一番新气象。我也再没有远远地瞻仰李续祖老先生的机会了，估计他退休了。
（摘自《北大熏习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版，定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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