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政治

    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时，国民党根据孙中山的理论，在确立一党专制的同时，开始对人民实施“训政”。所谓“训政”，是说中国老百姓文化程度太低，不具备民主自治的能力，只有在国民党的训导下，才能成为公民。这种说法受到胡适、历史学家孟森等自由知识分子的质疑，于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困扰中国的如何迅速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又重新引起人们的思考和关注。1933年7月《申报月刊》集中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讨论了这个问题，由此，引发了思想界关于“现代化”的大讨论。智效民先生编著了《民主还是独裁——70年前一场关于现代化的争论》一书，选取了当时报刊上公开发表的47篇文章，本刊所选的文章，在这次讨论中也许不是最著名的篇章，但于当今社会很有启发。

    最近胡适之先生在独立评论发表一篇《建国问题引论》，末尾的结论，说今后拟将建国各种问题逐一提出公开讨论，胡先生那篇引论里面所讨论的，是一个现代化问题，统观胡先生和孟先生所讨论的两篇文字，问题中心是“现代化”，他们觉得“现代化”那个名词太笼统了，但是我们若从建国的一个前提来看，胡先生和孟先生所说的话，似乎也觉笼统了。我们觉得在眼前的中国，多数人近年来实在受了笼统名词或口号的弊病太深了。这也许是中国人的本能：袭了一个极时髦的名词，去做最落伍的事情；甚至蒙了一个最新颖的题目，去做最腐恶的勾当。举一个眼前的事例：我有一位熟朋友，他新近恋爱上一个女性，预定不久到欧洲去，人家问他对恋爱问题如何解决，他说家里的黄脸婆暂时不离婚，先带那个新恋人到外国去同居，他很自负地说这是他的“创造”，我听了好笑，中国人的多妻主义，几千年来就很发达，那（哪）用现在再有人来创造。创造是一个好名词，也是一个笼统名词，因为太笼统，所以好的坏的都可以混淆进去，新青年的诸位先生提倡两性贞操是创造，我的朋友提倡多妻也可说是创造，专家政治技术治国可以说是现代化的政治，整天开茶舞会穿大礼服发表广播演说也可说是现代化的政治，这是值得提倡现代化的人们去注意研究的。我们十二分钦佩胡先生提出建国问题的讨论，然而我们不希望在眼前讨论建国问题，再引出许多笼统的名词或口号，牵动论坛上无谓的论战。

    从历史及现在许多事实上看，建国固然离不开别种力量，然而政治是超过一切的，建国是一个政治问题，离开了政治要想建国，不是玄想便是空谈。以我个人而讲，几年来对于这个问题的思想，曾经过不少的变化，我曾经深入社会的各方面，用旅行调查及访问各种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到了现在，我确实相信建国的过程中，政治是一个超过一切的重大力量，从政治方面去建国，功效比从任何方面去着手来得敏捷或者可以说是健全。中国近年来有不少现象，不能说他不是光明及进步的，有许多人才及事业，不能说他不是成功的，我们亲眼看见许多数十年专心于一种事业的志士，那种事业的今日，已有斐然的成绩，又亲眼看见许多人，情愿抛弃世俗所谓尊荣，隐藏在一个穷僻地方去做社会事业，事业是相当成功了，而地方情形的转变还是极少，这正真因为这许多人和事对建国的效果是一点一滴的。固然，“河海不择细流”，然要使细流汇成河海，在眼前的中国，实在等待不及了。

    照中国的情形，假使讲努力的效果，一百个晏阳初梁漱溟或者及不到一个中央的领袖同样地努力。这绝不是我们对于晏梁两位先生有丝毫的轻蔑，我们对于两位先生的努力是只有佩服的，然而晏梁两位先生充其量整理了定县及邹平，这两个县怎样经得起中国整个环境的激荡，这一点晏梁两位也许是自己承认而浩叹的。

    建国既然应以政治为枢纽，我们的说明暂止于此。

    怎样的政治才能建国?

    这似乎是跟踪追来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今天想要讨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性质看上去似乎又太宠统了，题目笼统是我承认的，然而我的答案却一毫不笼统。二十年来的中国，外国的理论及榜样，什么都搬来试验过，什么都是一个惨败，甚至招牌愈新鲜，内幕愈恶浊。《独立评论》的几位先生正在讨论现代化的问题，而在区区看来，今日还如何再去讨论现代化，因为现在中国的大人先生们，思想和行为，简直是与没有开化前的蛮族无异，高唱民治主义的人，一朝权在手，尽可假借各种势力去压迫言论侵犯自由。整天广播演说的人，尽可开厂制造毒物，经营违禁贸易，荷包里滚进去的非法金钱，数量与报上发表的谈话演说同样的多!大礼服高帽子的里面灵魂上还是一个生番的原形，在显微镜下观察眼前的政治，如果还要希望政治的改良，全国的领袖及名流们，切莫再谈政治的原则或理论，更不必化了精神，争党治民治，论法治人治，这都是徒然，都还谈不到。所以我们不劝人家再谈政治原则而劝人家谈谈原则政治。

    原则政治比起政治原则实在简单多了，如果针对独立评论最近的论文，原则政治或者是太不现代化了。原则政治是原始时代化，我们接受的，然而我们并不以其原始时代化而摒斥他，这是为了惟有原始时代化的“原则政治”才针对我们眼前的病状。中国今日的衣冠人物，现在是返归到原始时代了，要对这班人谈政治教育，最好把原始时代人群相处的基本原则，把他们训练一番中如果他们能够恪守这个原则，暂且什么都不谈，国家自然会慢慢建立起来。这个原始时代的原则是什么?随便来讲，信义是不能缺乏的，两人以上的社会，缺乏了信义，这个社会便无法安定，因为无信无义必致互疑互猜，于是就要发生争夺。政治上的领袖如果能够彻底恪守这个简单原则，领袖与领袖之间，决不会发生“误会”，由误会而“分离”“战争”，领袖的人民之间，更决不会对领袖一举一动，都有恶意的推测，因有恶意的推测而万事不信任不出力，万事处于被动的地位，安危成败，悉听领袖们去独担独干，此其一。是非与赏罚的符合，说来谁也懂得，然而几年来谁又做到?赏罚的标准，不在是非而在利害，势力或在情面，如此的榜样，做是的便是傻子，做非的便是识时务之俊杰，积聚了无量数的作恶作非的人，那（哪）还有什么政治可言?此其二。贪赃枉法的必须严格裁制，在今日的世界，哪里还有讨论的余地?布尔什维克也罢，泛系党也罢，民主政治也罢，贪污总是绝对不能容许存在的，有了贪污便没有政治。直接吞吃公款或是间接假借政府势力以谋利，政治便无法露出光明。今日的中国，君主专制也罢，民主立宪也罢，党治也罢，总不能允许贪污的存在，这是一个原始的原则，此其三。鸦片吗啡海洛因的毒害中国，谁还晓不得，毒物的当禁，谁不明白，财政没有办法，不能不到鸦片上去着想，犹之家庭经济没办法不能不叫妻女去卖淫，子姪去窃盗，同是一个极简单的原则，此其四。惩治贪污要从贪污巨魁下手而不可专办小窃，具体点说，惩办贪污要多枪毙几个特任官，而不可专寻着荐任官或委任官，枪毙一个特任官，抵得上枪毙几千个荐任官或委任官，此其五。无论那（哪）一类的治体，总要拿法律做标准(不管法律是如何产生)自己政府公布的法律，至少自己要当他是神圣的东西，不好拿感情来替代法律，更不好拿利害来抹煞法律，此其六。教育是树人的大计，未来民族的制造所，办教育的人，定要可以做人模范的人去办，至少也应在灵魂上是一个人而不是非人，然后被教育的青年才有希望，此其七。这一类的原则，例子太多，不胜一一枚举，然其性质是简单到极点，我说他不是现代化而是原始时代化，就是这个道理。在建国时期中，无论政府或社会中的人，要大家先注意这许多原则，然后可以有群，可以建国，否则根本不能有群，尚何有於国?今天的领袖们，情愿整天争论民治党治，共产主义，泛系主义，或三民主义，整年辨难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统制经济或自由经济，而绝没有人提到上述任何的一个问题，他们的意思，或者以为那许多问题是不值得讨论的。我们的知识虽然浅陋，但是政治理论及制度却也花过十几年功夫专门去研究，花了多少年功夫到各国去看过，回到中国后，把我们在本国看见的去参证在外国所学的所看的乃至在国内继续在书本研究所得的，然后恍然大悟，中国的问题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救中国的初步只要叫人人注意恪守原始人类生存的原则，中国建国的首要，也只要政府中人注意恪守原始政治时期的原则，我们暂时不愿再论什么政治原则，而单单提出这个“原则政治”问题，我们坚信：惟有原始及简单才针对中国的病象!

    （摘自《民主还是独裁——70年前一场关于现代化的论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版，定价：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