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首次军衔制从1955年10月1日正式实施，到1965年6月1日取消，满打满算还不到10年。首次军衔制之所以只实行了10年就被取消，除了受“左”的思想的影响，还有军衔制度本身的原因。由于是第一次实行军衔制，毕竟经验不足；加之当时特定的政治背景，在军衔制准备与实施期间，有许多不够完善之处，值得思考。
1.军官军衔普遍偏低
军衔作为一种荣誉，是对军人全部贡献总和的综合评价、肯定和报偿。授予军衔，是国家对军人特殊贡献进行精神报偿的主要形式，有持久的激励作用。因此，军人应享有与贡献、业绩、资历相当的军衔。但1955年首次授衔后，就出现军官实际军衔普遍偏低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1955年评衔的依据主要是1952年干部评的“级”，从1952年评级到1955年评衔，已经过去了3年。在这3年中，多数干部的职务得到了晋升，但“级”却没动。这就出现了职级不相符的现象，级别低于职务的干部非常普遍。如谷景生1952年评级时任十五军政委，评为正军级。1955年评衔时任防空军副政委，正兵团职，仍按正军级评为少将。据1955年对全军军长至排长各级主官的职级统计，级别低于职务的情况是：军长、政委低2级至3级者有27.6％；师长、政委低2级至5级者有60％；团长、政委低2级至4级者有32.1％；营长、教导员低2级至4级者有38.9％；连长、指导员低1级至3级者有49.1％；排长中的副排级及班级者有13.6％。所谓职级不符，如准军级军长、正师级军政委等等，甚至还有准团级师政委、副营级团长、正排级教导员等。这样，根据级别评的军衔就明显低于编制军衔。第二，评衔时有意压低。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在首次评衔时应压低一两级。1955年1月中央军委，《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规定了评衔标准，其中正军级以下大都低于编制军衔，如正师级，多数可评为大校；副师、准师级，多数可评为上校；正团级，多数可评为中校；等等。
由于以上原因，1955年首次授衔后，军官职衔悬殊过大，大多数军官实际军衔低于编制军衔一至两级，少数低于三级甚至四级。据某军区统计，师长、政委至营长、教导员，军衔低于职务者几乎达到百分之百；副营长、副教导员至正副连长、指导员，职衔一致者约占20％，军衔低于职务一级者占75.8％，低于两级者占4.2％。广州军区某军有三分之二的营长(编制军衔为少校)是上尉，三分之一的连长、指导员(编制军衔为上尉——大尉)是少尉。据炮兵所属单位统计，除作战部队的排长等职务以外，军衔低于编制军衔的有78％，其中低二级以上的占30％。
外军军官职务编制军衔普遍是中将军长、少将师长、上校团长、中校(少校)营长，而我军这几个职务的实际军衔多数为少将、大校、中校、大尉；苏联等设大尉的国家，连长的军衔为大尉，而我军连长一般是上尉、中尉。军衔制是一项国际性军事制度，是各国军人相互判明等级身份的尺度。由于各国军队编制规模和等级各不相同，编制单位和职务的内涵差异较大。如美军标准军的员额比苏军集团军还多；有些小国的炮兵司令只管几百人，和我军的营长差不多。而且，各国军队的军官职务一般都没有外在标志，而军衔的外在形式就是等级鲜明的识别标志。尽管军衔等级的比较不能像度量衡那样精确，但由于各国军队军衔等级设置大体上接近，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军人相互判明等级身份主要是根据军衔级别。由于我军军官军衔普遍偏低，在与外军交往中的礼遇规格上明显于我不利。
2.军衔晋升不正常
自1955年首次授衔以后，由于各种原因，军衔晋升制度未能完全按条例规定执行。1955年规定少尉至上校各级的晋级期限为2~4年，但多数军官的军衔超过了晋级期限。1963年虽将各级晋级年限延长了一年，但仍有相当数量军官未能按规定年限晋升。特别是少将以上高级将领的军衔，无一晋升。这就是说，1955年授衔的少将至大将一千余人，10年间竟没有一人晋升军衔。这一极不正常现象，在任何实行军衔制度的国家中都是绝无仅有的。许多1955年授衔的中将、少将，到上世纪60年代担任了总部领导或大军区、军兵种的正职，如廖汉生中将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北京军区政委，梁必业中将任总政治部副主任，邱会作中将任总后勤部部长，张震中将任军事学院院长，秦基伟中将任昆明军区司令员，金如柏少将任昆明军区第二政委，郭林祥少将任成都军区第二政委，等等。他们按编制军衔应晋升上将或中将，但都未得到晋升。
由于军衔长期得不到晋升，军衔作为一种荣誉就得不到体现。许多将领在1955年首次授衔时被授予中将、少将后非常振奋，但多年之后，他们的军衔并没有随着职务的提升而晋升。这也是上世纪60年代许多高级将领逐渐对军衔失去兴趣，甚至产生抵触情绪的一个重要原因。而高级将领对军衔制的态度，直接决定着军衔制的命运。
3.军衔在承担军人待遇方面作用不大
军衔与职务是军官制度中两个相对独立又互有联系的等级体系，各自有不同的功能。职务的功能是履行职责，它根据工作需要可上可下，可任可免，不能终身占有；而衔级的功能主要是承担报偿，它根据年功的积累渐次提高，不犯错误不能降低，并可终身享有。军衔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以衔级体现军人的全部劳绩贡献，作为确定军人综合报偿的重要依据。因此，各国军队的军衔通常都与军人的基本物质待遇挂钩，成为军衔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自军衔制诞生以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军队都以军衔为确定军人基本待遇的主要依据，实行军衔等级薪金制，如美、日、英、法、德等国军队以军衔确定的基本薪金是军人全部薪金的主体部分，军人薪金随着军衔和军龄的增长而增长；住房、医疗、乘车等待遇也是以军衔为基本依据，军衔与生活待遇几乎是同义语。总体上看，以军衔作为确定衡量军人待遇的基本依据和主要标准，比用职务兼代衔级功能更为科学合理。
彭德怀在1954年1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 “现在军官的级别是将来评定军衔的基本依据，军官的级别、军衔又是规定生活待遇的基础。”可见当初我军也是准备以军衔作为军人待遇的基本标准的。但我军1955年实行军衔制后，军人薪金实际上仍以职务等级为标准，军衔并没起什么作用。
从以上军队干部薪金表中看出，首次军衔制期间，我军军官薪金基本上是以职务等级为标准的，只是1960年10月至1965年5月以“元帅级”取代“军委主席、副主席级”。另外从1958年3月至1965年3月的军官住房面积、1957年1月至1965年5月因公外出的交通席别上，是以军衔为衡量标准的。其他福利待遇，基本上都是以职务等级为标准的。因此，军衔等级在承担军人基本待遇的功能方面，只起了辅助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4.军衔的识别功能被弱化
军衔作为区分军人等级、权责、荣誉的称号和标志，与职务等级系列相比，最显著的区别是有外在的等级标志。因此，军衔比职务更加明朗化，强化了军队的垂直组织结构，有利于统一指挥和管理。首次军衔制的军衔标志，军官最初采用肩章形式，区分鲜明，标识清晰。1955年佩用后，受到各界好评。但由于当时对严格等级制度的不同理解，认为过分强调等级制度不利于官兵关系和上下级的同志关系。于是，1958年改为平时军官着常服时只佩戴军衔领章和解放帽，肩章和军官大檐帽只是在节日、集会、出国和外事活动时佩戴。由于领章的形状面积和佩戴部位的局限性，远不如肩章醒目，距离稍远即不容易判明军衔等级，因此军衔的识别功能被弱化了。加上当时军兵种和勤务符号过于复杂，物极必反，最终被不分军兵种、不分等级的全红领章所取代。记得小时候听说解放军取消肩章是因为戴肩章不能帮老百姓挑水。现在想想真是幼稚可笑，挑水时你可以把上衣脱了呀！
5.军衔制有关条例修改频繁
1995年2月人大常委会通过公布的《军官服役条例》，将军衔制的主要内容列为第二章“军衔和肩章符号”而正式立了法。但刚刚实行了几个月就出现了不少问题，有的规定需要修改，但由于法律程序上的原因，不能随时提请立法机关修订，不改又不合理。所以只好“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1957年全军干部部长会议正式提出修改草案，1958年提交军委扩大会议讨论，1961年军委通过上报中央，后经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直到1963年才得以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修正。1963年9月28日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修正的军官服役条例。但条例刚一公布，就发现某些条款不合适，需要修改。但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要求立法机关议改，显然不大合适。只得在条例公布一个月后，由国防部于10月28日下通知做了四处修改。由于军衔条例修改调整过于频繁，使干部管理工作失去连续性，无所适从。
6.在女干部授衔问题上过于教条
在军衔制的实施准备阶段，我军借鉴了苏联、朝鲜等国的经验，对于建立自己的军衔制度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某些问题的处理上，也有脱离了我军实际，照搬照套外军经验的教训。在关于妇女干部授衔问题上，更是生搬硬套，削足适履。1952年总干部部苏联顾问提出，妇女干部不宜大量留在军队工作，并说苏军少尉以上的女军官只有二十几名。我军当时副排级以上的妇女干部有四万余人，根据苏联顾问的意见，安排大批转业、复员，或改职员干部。1955年1月《国防部关于处理和留用妇女工作人员的决定》规定，在军、师及其以下的机关、部队，除师属卫生营外，不论担任何种职务的妇女工作人员，应一律调离部队，分别按转业和复员处理。并限于同年6月底以前处理完毕，如不在限期内处理完毕，就停发薪金；“在军以上机关或后勤部门，现在担任各种职务的妇女工作人员，凡不符合该决定所指的范围者，均应作转业和复员处理”。“至1955年12月31日止仍未处理完毕者，一律停止供给”。按规定，有些有病的或在医院养病的女军人，如不按时离队，也要停发薪金按老战士复员处理。后来授衔的女干部只有4665人，约占原女干部总数的11％。这一做法挫伤了一大批女军人的心，而且给工作造成不少困难，也不符合我军实际。特别是“一律调离部队”、“停发薪金”、“一律停止供给”等过分生硬的字眼，让许多女干部伤心落泪。后来根据工作需要，一些已改职员的女干部又重新授衔。1965年取消军衔制后，一批女干部又恢复了军籍。而相当多的女军人受这次授衔影响，不但失去了军籍，降低了待遇，有些因身体等原因连工作都不好安排，成为一个长期遗留问题。五十多年过去了，至今仍有数百名这样的女同志滞留在军队。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总之，由于军衔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较多，特别是军衔的基本功能被弱化和抑制，使其存在的价值大打折扣，势必影响到它的正常发展。
长期以来，都把1955—1965年军衔制被取消归结为“左”的思想影响。现在看来，当时对军衔制错误的认识和偏见只是造成军衔制被取消的外因，而军衔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军衔功能被抑制、弱化，则是这次军衔制被取消的内在因素。
1988年7月1曰，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确认1955年至1965年期间授予的军官军衔》的议案，决定：对在1955年至1965年期间被授予军官军衔的人员，其军衔予以确认。当时我军1955—1965年期间被授予军官军衔的人员中，大部分已经离开军队，即使仍留在军队的，多数也已离休、退休。在实行新的军衔制度时，根据中央军委确定的原则，不再给上述同志授予军衔。考虑到1955—1965年期间被授予军官军衔的同志不少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军队建设做出了贡献，当时授予他们军官军衔，是国家给予的一种荣誉，因此，在实行新的军衔制度时，确认他们曾被授予的军衔，表明“55式”军衔作为个人荣誉至今仍然有效。
（摘自《新中国实行军衔制纪实》，金城出版社2010年8月版，定价：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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