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早期， 日本与其所有的主要贸易伙伴间的永久贸易顺差、管理系统的封闭性和日益增长的民族优越感，已经把日本推向了全球孤立的边缘。一些西方国家的领导者，在目睹了苏联的失败后，开始接受修正主义学派学者关于“日本模式”是西方文明最大威胁的论点。
过去也曾有人试图给种族定性，比如给欧洲的犹太人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美人和日本人定性。1991年，这些修正主义者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主办的会议中，形容日本是“高指向文化”,目的就是为了颠覆西方尤其是美国，从而称霸全球。他们认为，只有西方国家全球动员，才有希望牵制住这个偏执的敌人。
有一些日本人很迟才部分承认了这种批评的正确性，并且开始思考他们与西方之间问题的严重性。索尼公司的创始人盛田昭夫，曾是最坚定的日本拥护者之一，也在1992年到西方长时间的旅行之后承认：
日本公司应该知道，欧洲和美国对目前事态的容忍已经快达到极限了……日本公司应该认识到，世界各国将不再允许它们只是一心追求经济效益和市场上的成功了。亚洲和西方对日本霸权威胁的抵抗，给日本长期扩张造成了很深的困扰。这个从根上不愿与外人共事的国家，只有在由于经济和政治原因被迫迅速增加国外活动时，才会产生挫败感。实际上，日本可以在两条基本道路中择取其一。它可以像一些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所建议的那样，强行建立全球经济霸权来对抗巨大的敌意，或者找到与其他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办法，在全球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一个重要但不是支配性的角色。
促使日本走上正常化的一个直接的动力，是来自亚洲其他国家人民的挑战。特别是中国人，带着儒家对工作和家庭负责任的态度的影响，他们已经成为第二个进入世界经济的主要的全球性民族，但是中国人更乐于利用更具优势的网络信息，因为在东亚和北美都有华人定居，他们和中国大陆有密切的天然联系。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海外华人有效地利用了这些因素，已经超过了“有计划散居”的日本人，在新兴的东亚地区成为最大的投资者和营业资产所有者。
还有一些明显的迹象显示，日本的全球扩张可能已经达到了极限。20世纪90年代早期，日本许多主要的金融机构从亚洲和西方大举撤出，原本这些金融机构是被石原慎太郎等民族主义者和西方观察家认为将要统领世界的。在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平均每年向海外投资高达1000亿美元，但到了1991年，居然有360亿美元资本又回流到日本，这是十多年来首次出现的令人震惊的现象。
此外，财政危机暴露了日本高度狭隘的岛国经济中一个根深蒂固的弱点。通过对外国投资者甚至是国内外国人的正式限制和微妙歧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日本商业界使日本的资产价格能够长时间被哄抬到天文数字上。有一段时期，这些庞大的资产似乎使日本没有像大多数资本主义经济体那样受到打击和遭遇动荡。
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国际市场的状况给日本金融系统强加了新的规则，如强迫银行更充分地保证资本成本等，这使得日本一帆风顺的状况开始崩溃。由于银行和其他金融股票受到了损害，东京证券交易所指数和房产增值同时暴跌。尽管之前的一项研究称，与其主要的国际竞争对手相比，日本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和资产净值“相对低得可怕”，它们仍然能够繁荣稳定地发展，但是如今它们不再能够为国内的顾客提供低廉和无穷无尽的贷款了。而这样的贷款，是其长期以来全球扩张的一个关键因素。
金融地位的下降并不是日本面临的最大挑战，更严峻的是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年轻人自身态度的转变。当然，一些修正派人士否定了日本人好战和具侵略性的可能性。根据《日本2000》作者的说法：“日本实际上是不受变化影响的，并且将来可能也会是这样。”修正派人士和其他很多日本学者都坚决否认了日本“婴儿潮”或30岁以下年轻人(比如众所周知的“新人类”或“新民族”)与其父母走上完全不同道路的说法。
这也是很多保守的日本民族主义者的希望。他们相信，严格的训练和学校调教出的纪律能磨蚀掉未来思想中的任何偏差。本田汽车公司总裁川本信彦相信：“让新人类穿上西服到公司里待上10年，他也会变得和老一代一样。”
日本的现状是，它越来越不像《日本2000》中所描述的，日本是由“被骄傲、民族主义和完全无理性所驱使”的进取工作者组成的国家，尤其是年轻一代，更加不符合这样的形象。举例而言，1991年日本通产省的一份调查显示，在10个主要国家的同时代国民中， 日本人最不愿意为国牺牲，而且为自己国家的企业感到骄傲的人数也最少。
这种“后国家情感”在日本年轻一代中表现得最为深刻。这群人大多是存在于西方记者和知识分子视野之外的。他们是在富裕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日本人，也是必须要面对日本研究国际中心主任梅原猛所称的“文化空洞的繁荣”的一代。这种“文化空洞的繁荣”对人类文明和后世子孙没有任何帮助。
一个很明显的表现就是日本人对日本民族认同感的降低。比如说，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参加日本自卫军为国服务。据一位征兵主管说，1990年国家发出的7万封新兵招募信，竟没有收到一封回复。此外，就日本目前的发展情况看，最值得关注的是不断被揭发出来的关于商界要人和政治领导人的丑闻，这使得很多日本人特别是年轻人对战后日本政治经济的很多基本方面持有否定的态度。他们的父母，即使当日本企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企业时，也甘愿忍受较低的生活水平而没有怨言。但是根据日本电通人类研究所的调查，绝大多数年龄在26～35岁之间的日本人形容他们的社会是“只有公司富有”的社会，并且认为诚实和努力工作并不会得到应有的回报。
两代人在“基本价值观”上的最大差异，莫过于在对待工作的态度上。很大程度上，很多日本年轻人追求的只是那些他们的父母所得不到的东西，比如满意的工作、与家人和朋友相处的时间等。根据1990年亚洲生产力促进局的调查，日本年轻人尤其厌恶令人窒息的工作环境，这使得日本工人成为发达工业国家工人中满意度最低的群体。
日本年轻人与美国年轻人相比较，就与他们的前一代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更多人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工作至上。电通要他们指出生活的目的时，30岁以下的东京人以工作为目的的人数比30岁以下的纽约人和洛杉矶人都少。相反的，“自我提升”，也就是南加利福尼亚这个以“我”为取向的地方中的“最要紧的事”，成为被日本年轻人提到次数比“工作”高一倍的优先事项。
一些日本人不可避免地把“新人类”看做是西方特别是美国潜移默化影响的产物。举个例子，加藤是日本北部一家小规模烹饪学校的所有者。他抱怨说，他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缺乏传奇故事中日本人忠诚、努力工作和尊敬长辈的“儒家价值观”。63岁的加藤痛心地说：“现今的年轻人从美国那里获得了错误的信息。认为懒惰、寻欢作乐和享受人生是好事，而辛苦工作是过时的。”
但是，实际上，这种新态度的产生并不都因受到外国的影响，而是由日本自身独特的历史和战后经济发展模式造成的。当前的统治阶级是在战败后的残砖破瓦中成长起来，在战后经济优势的曙光中参加工作的。那时日本人的价值建构是把国家放在第一位，公司第二位，然后是家庭，最后才是个人。最重要的是，由于工作岗位的缺乏，日本人只要能找到谋生的方式就感到非常高兴了。
相比之下，当前的这一代日本人所面临的情况正好相反，特别是日本目前劳动力严重短缺，并且情况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变得更加严峻。1990年，每个高中毕业生大约有两个就业机会，而每个大学毕业的男生大概有三个就业机会。仅是研究和发展技术员这一职位的空缺预计就达20万人。
这些新情况使得日本年轻人能够享有跳槽这种以前少有的奢侈机会。比方说，1990年经济企划厅对学生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只有15％的大学毕业生计划在毕业后按照传统模式找一个终身工作。在中小型公司的员工中，30岁以下打算调换工作的人数比40岁以上的多2~3倍。
同样明显的是，很多日本年轻人并不愿意进入日本传统的主流工业，比如电子和汽车工业，而是更多想在艺术和媒体领域寻找比较有“创造性”的机会。日本杰出的社会评论家下村光子说，所有的这些新观念，看起来很可能改变日本社会，使其远离目前这种偏执的只追求经济增长和扩张的观念。下村光子还说，日本的新一代是狂乱的战后经济繁荣对日本家庭生活造成巨大的社会扭曲的产物。特别是新一代的日本男人，缺乏他们的祖辈那样坚忍的意志，上一代的日本人向世界挑战，并心甘情愿地忍受奋斗过程中的巨大艰辛。
更重要的是，新一代日本人并不愿意辛苦工作和冒险，特别是参与国际任务。而日本早期能实现“有计划散居”的扩张，正是由于在国际任务中的辛劳工作和冒险。许多日本年轻人习惯了东京或大阪那种大体上仿造的国际生活，把派往海外看做是麻烦的事而并非机会。
对一些日本人来说，这些改变似乎是日本已经精疲力竭和处在全面衰退边缘的信号。
（摘自《全球族——新全球经济中的种族、宗教与文化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4月版，定价：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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