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蒋介石、政务汪精卫
我将重点叙述一下我所了解到的二人青年时代旅日的经历，各自的性格，以及“满洲事变”后两人最终达成合作的过程。
蒋介石(1887～1975年)生于浙江省奉化县。19岁时，立志去日本研究军事学，剪断发辫，东渡日本。但是，当时如无清国政府的推荐信，是不能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的，所以他又回国，考进了保定的陆军军官学校(成为其经历中第一个军事院校)。那里最优秀的学生，可以被送往日本留学，因此，蒋介石发奋读书，一年之后便以优异的成绩被派往日本留学(1907年)。在东京，有一所清国政府经营的带宿舍的预备学校，在那里要集中学习两年的日语和日本概况。从预备学校毕业之后，还不能立即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因为学校规定必须在军队中实习两年。蒋介石被分配到当时著名将军长冈外史中将任师团长的高田师团第十三野炮兵联队。蒋介石在晚年曾回忆说，预备学校宿舍的伙食十分粗糙(大多是些小鱼块和酱菜)，加之米饭又供应不足，所以经常是饥肠辘辘的。但最终还是适应了那样的生活，只是因此终生患上了消化系统的疾病。在军队中，除了练兵以外，甚至还要做喂养军马、替长官刷鞋之类的事，但他将所有这些都当成是对自己的磨炼，极为认真地加以完成。
在留学期间，他与同乡的前辈革命家陈其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受其国民革命思想的影响。后聆听了孙中山的演讲之后，大受感动，便在陈其美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实习还未结束，就得知1911年10月10日武汉革命(武昌起义)的消息，蒋介石与张群一起，脱下军装，密图逃走。后坐船离开日本，参加了陈其美麾下的革命军。不消说，这四年的留日生活，对以后的蒋介石，尤其是在对日态度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而与张群能够保持六十多年的朋友、合作关系，也可以说是始于保定军校时期。但与孙中山之间结成同志式信赖关系，还是数年之后的事情。
汪精卫比蒋介石年长4岁，他于1883年生于广东，可以说是广东人。但在他父辈之前，世代都是生活在浙江省蒋介石家乡的附近，所以从血缘上来说又是浙江（汪精卫祖籍安徽婺源<今属江西>，其先世后迁居浙江山阴<今绍兴>；父辈始入广东，遂入番禺籍）。他13岁时丧母，父亲将王阳明思想作为家训传授给汪精卫，但不久父亲也离开了人世。15岁时，汪精卫进广东的中学学习。以后为了抚养弟妹，他一边做家庭教师贴补家用，一边继续埋头苦读。20岁时通过广东省的普通文官考试，接着又获得了赴日官费留学生的资格。第二年(1904年)考进日本法政大学，在两年的学习之中，潜心钻研宪法学、政治学。在学习期间，参加了由孙中山和黄兴组织的中国同盟会，不久便崭露头角。
在当时东京的清国官费留学生和政治流亡者中间，还有一个与同盟会性质不同，由主张立宪民主主义的康有为和梁启超领导的渐进主义社团。天资聪颖的热血青年汪精卫，作为共和民主主义革命派的一员战将，与渐进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这期间，汪精卫结识孙中山，而孙中山也对汪颇为看重，从此便开始了两人持续二十多年的同志式的合作关系。同盟会成立不久，同年11月创办了机关报《民报》，其创刊辞便是出自汪精卫手笔。之后，汪精卫的名篇佳作接连在《民报》上刊载。那时，汪的日语水平突飞猛进，居然可以靠翻译费来贴补生活费的不足。但30年后的1935年夏天，我赴南京第一次采访汪精卫时，他却说早已将日语全忘光了。
1907年，在清国政府的要求之下，日本政府命令孙中山离开日本。于是，孙中山便前往新加坡等地，向南洋华侨宣传“三民主义”思想，同时筹措革命资金。与之同行的还有汪精卫和胡汉民。两年之后，孙中山继续到欧洲各国进行游说，而汪精卫则再次返回日本，秘密将《民报》复刊。但由于形势紧急，复刊没有坚持多久。1905年，沙皇俄国的革命失败，有几位俄罗斯革命政治家流亡到东京。在与他们的接触之中，汪精卫深深受到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同时又鉴于同盟会同志发动的数次革命行动均遭失败，他认为暗杀政府要员也是一种必要手段，并将此论点写入了《民报》之中。或许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仍然隐藏在他胸中的缘故吧，写完这篇文章后不久，他便立即秘密潜入了北京。
汪精卫之所以后来会名扬中华，读者或许也知道，是因为他企图刺杀清朝摄政王载沣。汪精卫到达北京之后，便着手策划刺杀载沣的计划，并在载沣要通过的桥上埋设了炸弹，但由于同志的差错，计划实施前便被逮捕(1911年4月)。汪精卫深知这是要被处以极刑的，在进行审判的时候，他面不改色，对中国革命的思想侃侃而谈。他在牢中被关押了六个月，后因为武汉革命(武昌起义)的爆发而被释放。这期间的情形，连史学家们至今还未弄明。有一种说法是肃亲王惜他一表人才，便网开一面，将他的死罪减去一等。也有传闻说，清朝政府已是日薄西山，所以载沣对革命的政治犯特意宽大处置。不管如何，可以确定的是汪精卫被释放后，立刻成为了革命英雄，在政坛上开始崭露头角。这个事件极好地体现了汪精卫充满热情的性格。
蒋、汪合作政权的形成
如上所述，青年时代的汪精卫，在思想、性格的形成期，曾前后两次在日本生活了共有三年多时间。因此他与蒋介石的旅日体会，应该是一脉相通的。但蒋介石是个以军事力量为中心的冷静的现实主义者，而汪精卫却是个才华横溢的热情的理想主义者。虽说两人都是以统一中国为目标，但是在方法上两人却大相径庭。蒋推行的是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独裁主义，与之相反，汪在思想和行动上更是一名共和民主主义者，始终反对独裁。所以，乍一看，蒋介石一生献身于中国的统一事业，但是经常会采取一些自我中心并且过于自信的政治行动。而汪精卫却屡次出面进行反蒋行动，因此有些人批评他不能坚守政治操守，但我认为这个评价过于尖刻了。汪精卫是个始终坚持反独裁立场的政治家。
所以不难理解，蒋、汪两雄由于性格、才干、思想上的差异，造成了两人在公开行动上的不同。但两人都具有杰出的领导才能，一文一武，一人为军事总指挥，另一人为政治最高负责人，中国需要这两人相互合作。但两人之间的积怨，又多少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之争。孙中山去世之后，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就从其党龄来看，与蒋介石相比已是胜出一筹。但蒋介石一方面牢牢握住手中的军权，一方面又依靠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果夫、陈立夫，不断提高自己在党内的声望，最后几乎是要凌驾于汪精卫之上了。
当时，日本对中国本土(包括满洲)的侵略已经开始，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蒋、汪两人一致认为，如无两人的合作，国家将面临危难。于是，两人终于抛开了以往的一切恩恩怨怨，蒋、汪合作政权也就这样出现了。“满洲事变”爆发三个月后，1931年12月15日，在广东派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为丧失东北三省引咎辞职，辞去了包括国民政府主席及其他一切军职，回到了家乡奉化。第二天，广东派官员便大举开进南京，孙科任行政院院长，而推行革命外交的陈友仁则担任外交部长。但是，这个新政府与中央军几乎无甚联系，且又软弱无能，所以不可能期望他们能够带领全国渡过国难，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先前所叙述到的学生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时，一部分学生就强烈要求让蒋介石立即回到南京担任抗日总指挥。
在第二年即1932年1月2日的中央政治会议上，终于决定请蒋、汪两人回南京，而孙科“内阁”也决定辞职。刚过1月20日，汪精卫便从上海的病榻上起身赶赴杭州，并邀请蒋介石也来杭州。这次杭州会议的成果便是促成了蒋、汪的合作。蒋介石向汪精卫谈了自己在奉化一寺庙中静思一个月后的所想，汪精卫也表明了愿与蒋介石共赴国难的决心。至于这次双雄会谈的具体内容谁都不知道。可以肯定的是，蒋介石提出了对日长期抗战的慎重方案。对此汪精卫表示原则上同意。蒋、汪两雄都一致认为由于中国准备不充分，因此要尽量避免日中的全面冲突。于是十分自然地便出现了蒋介石负责军事、汪精卫负责政治的这一种分担责任、相互合作的设想。带着这种相互合作的誓言，两人共赴南京。24日，陈友仁辞去外交部长一职，翌日，孙科也辞去了行政院院长的职务。28日，汪精卫重新担任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则没有就任其他职务，专心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职。
在国民政府的重组阵容刚见分晓之日，便爆发了第一次上海事变。如果当时没有来得及进行重组，不知南京会是如何情形。估计会像捅了马蜂窝一般，乱作一团了吧。
汪精卫的“辞职”通电
第一次上海事变爆发的经过，据日本方面的报道，说是因为中国军队先行开炮，而日本海军进行还击。但是有传言说这是田中隆吉少佐的一个策略。他雇佣了几名中国便衣队的队员，混入中国军队，然后造成是中方先行开炮的假象。当时，蒋介石根据在杭州会谈上达成的协议，严命负责上海地区警备的十九路军不得先行挑起事端。同时，又秘密命令道，如日军先开炮，则应立即应战，死守上海。这之后的经过，想必各位读者已经知晓。我后来才知道，所谓田中少佐的策略，实际上是受了关东军参谋部的指使而策划的。最终，上海事变在英国公使蓝普森的调停之下停战。而在这次事变中奋勇抵抗的蔡廷锴和十九路军则享誉全国。
蒋、汪合作政权在收拾上海事变残局中，其力量得到了显示。之后不久，汪精卫突然发出通电，劝告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张学良下野，自己也辞去了行政院院长的职务。这让世人大为震惊。同时也使人们感觉到，蒋、汪合作的政权刚过了半年，似乎便土崩瓦解了。劝告张学良辞职的缘由，从通电的文字上来看，是因为“张学良对于收复东北三省失地不作任何努力，只是一味地要求拨给军费”。后据流传于坊间的说法，蒋介石一方面千方百计挽留汪精卫，同时对于张学良，撤销了北平绥靖公署，重新在北平设置军事委员会分会，张学良为委员之一，这也就是意味着对张做了降职处理。另外委员会分会中，除蒋介石派系、张学良派系的将领之外，还安置了其他北方将领。汪精卫同意蒋介石的处理方法，但还是暂时离开了政府一段时间。不久汪精卫应蒋介石的要求，于第二年春天(1933年)恢复了行政院院长职务。
这一幕奇怪的戏剧到底是由谁一手导演的呢?有一种说法是，早在三年前，汪精卫与阎锡山、冯玉祥及国民党内西山派右翼元老联合策划倒蒋时，由于张学良协助蒋介石，向平津方面出动东北军，导致这次最大的倒蒋运动的失败，汪精卫便因此与张学良结下冤仇。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了与张学良“决斗”而不惜辞职，会使人感到汪把自己所担任的行政院院长一职视作儿戏，因此这种说法不合逻辑。但从蒋介石的处理方案(汪精卫最终也同意的方案)的结果来看，实际上张学良的实力已大大被削弱，而蒋介石加强了对于张学良及北方将领们的控制。这是否是为了防止与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发生大规模冲突而采取的防范措施?是否是杭州会谈中蒋、汪协议的内容之一? 如果是这样，这场戏就可能是蒋、汪二人共同策划的，也有可能是汪精卫知道蒋介石的心思而一人导演的，这些都不能确定。总之，从以后的历史进程来看，这样做暂时避免了日中两军的正面冲突。经过这次事件，蒋、汪合作政权好像不打不相识一样，终于确立起来了。
（摘自《上海时代》，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1月版，定价：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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