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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摘 2010年07月01日 星期四

    中国足球打黑风暴

    李承鹏 刘晓新 吴策力 《 书摘 》( 2010年07月01日)

        被诱捕的足协官员

        2010年1月15日,当几个衣着普通的人从位于体育路的国家体育总局会议室提走南勇和杨一民时,人们才知道这次打假扫黑抓赌的真实行动代号——“8·25”专案组。2009年8月25日成立的专案组,这比之前新加坡赌球案的时间还要早,在“刑不上大夫”的中国,连续提走一个司局级单位的一二把手以及一批中层干部,就不再是打假扫黑这么简单,打假只是副线,而这才是一锅端,是来自中国最高层关于肃清整个足坛腐败风气的指示。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现在终于开始了。

        现在才明白胡锦涛总书记、习近平副主席、刘延东国务委员等连续做出对中国足球的指令是有深意的,新加坡打假案只是一个导火索,而中国政府高层借势而行,更加彻底地破冰。足球不再只是一个运动项目,它还是中国社会反腐倡廉行动中一个更吸引公众注意力的部分,就像这本书不是一本足球书,这次行动本身就是社会话题。

        先行了解一下“8·25”专案组是怎样破冰的:

        2009年9月2日,中国足协办公室先是接到来自国家体育总局的电话,说沈阳警方破获赌球案需要足协这个行业管理部门进行一些专业方面的帮助。这很自然,这些年来也曾有过先例,比如2002年“龚建平案”时也有警方致电足协了解情况,所以足协上下无一人感觉到不对。9月30日是专案组第一次派人来到中国足协的时间,这是国庆节前的头一天。当时来了两名穿便衣的干警,到了足协后,两人了解情况做记录时,拿出了一个小本子,上面写着“8·25专案组”的字样。

        这次专案组只是来了解王鑫的情况,足协认为警方只是在寻找一条小鱼,所以连警方来足协调查的消息,这个素来传播是非迅速的机关,内部大部分人都不知情。现在回忆,两名便衣衣着很随意,足协的人甚至开玩笑说“他俩就像民工”。那两名干警问询情况时表情轻松,完全看不出这跟建国以来最大的足球行业腐败案有什么关系,而且问话不过半个小时,他们就走了,连留下吃顿工作餐也拒绝了。

        整个l0月,警方没有再来过。这期间,中国国家足球队爆出以金钱收买博茨瓦纳输球的消息,旋即被足协新闻办封杀。这条消息是博茨瓦纳足协主席宣布的,指责该国足协CEO涉嫌不公平竞争并令其辞职。该国新闻报道,中国国家队是通过经纪人塞钱,找了好几个队员做好工作的,因为此时正值中国国庆,中国国家足球队不能输球。

        直到11月10日,“8·25专案组”又派了一名干警到足协。与第一次不同,这一次这名公安干警打开有“8·25专案组”字样的笔记本后,详细了解了广州医药、成都谢菲联等多家俱乐部的情况,足协这才明白警方的目标可能更大。值得注意的是这名公安干警一边做记录,一边问了一些非常专业的问题。一名足协官员对我们回忆:“像个专业足球记者,或者经纪公司的经理人,主要内容也是针对球队运作手法、球员收入结构以及联赛链接的问题。”他甚至连转会的情况都做了了解,这被猜测成“是否会有人因为转会等问题被协助调查”。

        人们觉得问题有些严重,但在这次协助调查中,公安干警没有问任何关于足协工作人员的问题,大家仍然以为这只是针对俱乐部。没想到当他们第三次出现时,终于把人带走了,而且上来就是一二把手。

        南勇和杨一民都是被诱捕的。总局突然通知他俩晚上8点到总局开会,这样的时间开会非常自然,因为最高体育管理部门自袁伟民时代开始就不再朝九晚五了,越是重要的会议,越要晚上开。南勇和杨一民下班后都没有回家,分别找了足协一些中层干部谈工作。其中一个人回忆:南头儿那天情绪低落,说话声音很小,不过他仍然在畅想着怎样把香河基地转让出去,因为这块基地已让中国足协压力无比巨大。他还跟另一名中层干部讨论过,青少年那笔经费其实花得不值,分散到各个学校还没有一万元,应该集中起来花。

        然后总局秘书又来了电话,催他们去总局,语气与平时一样。南、杨二人分别开着自己的车去往一公里外的总局,等在那里的是几位领导和几名干警,半个小时后,他俩就被带走了。

        在他俩被带走前半个小时,最资深的足协中层干部,传闻与“龚建平案”有很大关系的张健强已被带走了。当时他刚刚跟老婆吃完饭出去散步,面前就出现两个公安。

        这时,离南勇在《焦点访谈》上怒斥尤可为等“就是这帮人带坏了中国足球”,刚过半个月。

        权力过度集中导致腐败

        南、杨被带走,韦迪上任,中国政府和公安很包青天,但包青天救不了中国足球。从年维泗更迭到王俊生,从阎世铎更迭到谢亚龙,再到南勇、韦迪,一幕幕非常眼熟,甚至每回都是由一个总局分管领导带着一个面生的人突然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某某下课,某某上课。

        只有人事变动,没有体制改革,证明了坏人能使坏的体制变得安全,但不能打击坏的体制。被带走、被判刑的,只是体制中运气较为不好的那一个。这么多年来,其实是中国足球需要南勇这样的人,亲手制造了这个人,又毁灭了这个人。在王、阎交替,阎、谢交替,谢、南交替的过程中,南勇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诞生了一个“新”南勇。这是一个“需要+制造+毁灭”的公式,杨一民同理,谢亚龙、张吉龙、阎世铎同理。

        中国足球水平很差,可是每年足球产业制造的直接、间接价值仍高达数十亿,这样巨大的利益却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必定形成权力腐败,像爱福克斯只是谢、南之间碰了一下头,就定下来了。包括南勇正要对香河基地进行拍卖,包括当年把联赛转播权打包卖给东方卫视,这里面都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纠结。

        如此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权力机制,本身就是腐败。在公司运作中无法理解,在中国足协里却习以为常,对国际上宣称它只是个民间组织,对下级宣称它是上级派来的司局级“足管中心”,招商引资时宣称它是中超公司。“官+商+行业组织”,这就是结构性腐败。

        所以很好理解为什么南勇、杨一民(其实还有更多人)会腐败了,在监督机制缺席时,贪一千万是很容易的事情,这不是潜规则,是显规则。直到足协发现爱福克斯是个骗局时才查明:它的服务器在美国德州,公司注册于英国的一个小岛,公司所在地在小岛南边的圣赫丽镇上,它实际上离法国更近,而据说公司人员真正活动的地点却在香港,打过去电话早已注销了号码,那个服务器上的流量总共22个,这可能是技术人员安装参测数据时发生的流量。

        其实还应该去查一下香河基地的账,从它建立之初经费莫名其妙地扩大了数倍,到后来的维护费用,再到准备转让时的幕后新闻。这不是一个应该建立的基地,因为处在北方,冬天很难进行训练,足协还得花大钱去南方租场地,每年维护它还得花几千万元……早年中国甲A赚的那些钱,全陷在这基地了。

        在国外,如此巨大的投入必须召开听证会,因为足协是民间组织。即使在朝鲜,这样的项目也得经上级严格审查,可中国足协由于其特殊性,总局对它监管并不力,它时而以民间组织化装,时而以行政单位要政策。这个缝隙,其实是体制给它的。总局并非不知足协在干什么,有一段时间总局的大量花销也得靠中国足协提供,因为足协比其他中心有钱。老爸用了儿子的钱,也嘴软。

        无论这些钱是否装到了个人腰包,但这些来自于职业足球的钱,却被用在了其他地方,本身也是机制的腐败造成的。各主席、各局长们并不想改变,这样对既得利益者是最好的模式。

        不是坏的南勇和杨一民让中国足协变成坏的,而是坏的机制让原本是好孩子的南、杨变成坏的。谁到这个单位来都会成为坏人,如果要深入调查下去,肯定不止南、杨,连阎世铎、谢亚龙、袁伟民也难辞其咎。阎世铎在任期间对“龚建平”案中涉及到的裁判委员会的官员比如张健强是否有包庇?谢亚龙对爱福克斯有没有纵容?不收钱不意味着不腐败,他们是权力腐败。

        由于足协会计把A3联盟给谢亚龙打来的工资扣掉所得税,谢亚龙就以外国的钱不应扣中国的所得税,一口气跑到财务处大骂,逼迫财务人员将税钱退回来才了事,这本身就违反了相关规定。

        没有人能阻止他们,如果没有好的机制监管,再好的人都会犯错,何况人之初,性本恶。

        举国体制,举国难安

        崔大林在中国足协担当实际上的掌门人,韦迪只是他的执行者。在中国足球“北体帮”(谢亚龙是北体大校长)、“沈体帮”(南勇、范广鸣、范广会是沈体院出身)、“蚌埠帮”(杨一民、肖天是蚌埠人)之后现在出现了“沈阳帮”。没有企业建制或民间组织合法模式,只有帮会。

        有种观点认为,韦迪是在“南杨之乱”后来平安过渡的,崔大林是来全盘实行“举国体制”的,所以“崔举国”、“韦平安”,加起来他们就以为是“举国平安”。

        如果不进行体制改变,不出意料,还将有人在未来落网。因为这个权力过于集中且无监管能力的体制最终会把他们推进去与南、杨会合。“举国体制”长期被神话了,其实它只是对乒乓球等非主流项目具有集训优势,但在市场经营中其实是腐败根源,因为职业体育不再是运动项目,而是动辄上亿的金钱商业行为。这些体育官员拼命要维护举国体制就是保护腐败体制。

        崔大林在举国足球蓝图里,将要联合地方足协、地方体育局,可这些足协、这些局也是相当腐败的。如果具体做法仍然是:控制球队大部分所有权,向政府申请事业经费,以行政命令要求企业只赞助不管理,以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名义或者拉动文化内需的名义进行宣传……然后,中国足球将以比以往任何一次更腐败的姿势,高尚地死去。这次是真死去了,都没人愿意看一眼尸体。

        在德勤事务所的统计中,中国足球可容纳的商业空间是一年l万亿,中国体育可容纳的商业空间是一年3万亿,这样惊人的商业空间却只由一个行政机构来管理,而且直接参与经营,不仅违反了政企分离,而且无法监控。让人瞠目的是,绝对一级政府机构的国家体育总局通过中体产业上市,这好比文化部通过华谊上市一样。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举国体制的失败:一度大量网站和地方报纸都在刊登一条似是而非的消息,两名比南、杨更大的官员有问题,这才是最大的鱼。而所有报纸都在核实这条新闻,查询这两名副部级官员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时间表,如果冬奥会动员大会上某个高官不出席,就意味着他跟南勇一样的命运了。按照惯常的抓捕控制流程,该是尤可为、现役国字号、南和杨……可从基层到足协高层都带走了,独留一个国字号,这令人费解。如果尚有更高层将要落网,这个逻辑就很好理顺,因为还没有结案,还得等最大的鱼落网。昨天从有关部门了解到的情况是:调查还在深入中……

        这不是套话。如果真有高官落网,就说明举国体制确实穷途末路了,中国的体育不能永远抱着我们自己发明的奥运金牌“乒乓球”“羽毛球”“女子举重”来说事儿,原本奥运会没有这些金牌的,是因为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强大,别人才答应我们的体育外交的。这道理就像有朝一日泰国发达了,就把泰拳申请了l6个级别还分男女项目,一口气拿下32块金牌,或者孟加拉把“卡巴迪”分成8个级别,它也可成亚洲金牌大国。

        欧美体育强国,其实不在乎泰拳也不在乎“卡巴迪”,他们只在乎田径、篮球、拳击、Fl、高尔夫这些真正的国际标准的竞技。

        别人,也不在乎举国体制下的“奥运金牌数第一”。因为他们知道,这事儿根本不靠谱,早就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是体育向权力寻租之后,绽开的恶之花。

        (摘自《中国足球内幕》,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0年1月版,定价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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