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应该有一种尊重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真情实感，但是我也因此特别紧张。因为我平时老是背对着观众，背对着观众我比较舒服一点，只要一面对观众我就非常紧张。大家以后尽可能到音乐会来看我，那样的话，我可以稍微释然一点。

    我是在文化领域工作，所以经常会进行很多的思考。有的同学可能了解我做的一些工作，但我还是想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我出生在上海，在上海念小学、中学直到大学，后来到德国留学，然后再到欧洲“游学”。我称之为游学，不叫留学，因为除了念书以外，我花了大量的精力感受欧洲的人文环境，在欧洲待了八年，一直到1997年年底才回国。然后，我开始在国内工作、创业，我主要的工作在两个机构里边展开：一个是大家知道的中国爱乐乐团；另外一个是北京国际音乐节，它已经历时十年。我们往往把音乐节只看成是一个音乐活动，其实不完全是。音乐活动本身只是一个表现形式，更多地是要阐述关于文化的理念。伟大的指挥家丹尼尔·巴伦波英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中国现在是一个世界瞩目的国家，如果你需要有一种世界性的力量，你必须面对一个世界文化。如果你不希望成为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那你搞搞自己的东西就可以了；但如果你想进入全球的领域，你必须对全球文化有一个概念。”我从音乐节中看到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整个文化的理念问题——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面对全球的文化?文化很难用语言来表述。什么叫有文化，什么叫没文化，这个概念从来没有被讲清楚过。

    小时候有很多扫盲班，让很多文盲去识字。有人问：“你干吗去?”他们回答：“我去学文化去。”其实那个“文化”就是指识字，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有一次在香港，很多人问我拿了几个博士学位。我认为这不一定完全可以跟文化画等号。你大学毕业，可能有很多的知识，但是不等于有文化，因为有文化代表有思辨能力，这又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题目。

    北京音乐节曾经做过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就是把汤显祖的《牡丹亭》和意大利剧作家蒙特威尔第(Claudio Monteverdi)的歌剧放在同一个时间演出。为什么这么安排?因为汤显祖和蒙特威尔第是同一时代的剧作家。在两个剧作家生活的那个时代，全世界只有意大利和中国发明了一种表演的形式，把唱、戏剧和音乐融合在一起，我们叫昆曲，他们叫歌剧。其实，昆曲和歌剧的内容、形式很相像，内容都和爱情主题有关系，又都是一种非常早期的音乐表现形式。把它们放在一起，大家看到了那个时代东西方文化的特别之处。在不同的文化中，却产生了同样的一种表现形式，很多的学者和爱好者就针对这种形式提出了很多有趣的见解并进行了研究。我觉得文化主要的内容是沟通。

    我前一阵刚刚带中国爱乐乐团去梵蒂冈演出。我们在与梵蒂冈中断了60年的联系之后进行此次演出交流，我们居然用音乐打开了另一个国家的门，至少是打开了第一扇门，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最早来中国的交响乐团是费城交响乐团。我们当时只有样板戏可看，没有任何的音乐会可看。当时费城交响乐团来北京的演出对很多人而言是一个特别的回忆。现在费城交响乐团中还有九位音乐家是当年来过中国的，当年是小伙子，现在都是老人了。所以，我们说对文化的互相了解是最重要的，尤其像音乐，音乐是一种超越了宗教、语言、种族的特殊语言，经常被大家用做桥梁来进行文化交流。费城交响乐团当时来的时候，发生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一开始让他们来中国演出，很多团员紧张得不得了，因为对美国音乐家来说，一个封闭了这么多年的中国，根本不知道在那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唯一可以使用的语言就是音乐，他们用音乐跟中国的音乐家交流，他们找到了一种交流的手段。除了音乐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文化，譬如饮食文化。当时的美国政务官说，在跟尤金·奥曼迪(Eugene Ormandy)大师交谈的时候，奥曼迪说：我坚决不吃中国饭。我来中国演出，我太太带着烤面包机。在中国两个礼拜的巡演过程中，我只吃我太太做的烤火鸡胸的三明治，其他我一概不吃，我肯定不吃。美国的政务官就跟他说：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学会吃中国饭，因为在中国很多事情是在饭桌上完成的，所以你要了解中国的文化，你要想跟中国人交往的话，必须学会在饭桌上跟中国人打交道。他就说：那我也不吃，在饭桌上我也是吃三明治。他是一个非常倔的老头，但是吃了第一顿中国饭以后，从此再也不吃那个三明治了。到走的时候，他甚至不想走了，顿顿吃中餐。所以说，文化对人的打动可以通过各式各样的文化表现来实现。

    音乐也是同样的情况。当年奥曼迪大师说：我要演贝多芬第五交响乐和第七交响乐。有人告诉他说：对不起，中国政府希望你演贝多芬第六交响乐。为什么呢?第五交响乐是命运交响乐，第七交响乐是无标题交响乐。当时我们的政治环境特殊：命运交响乐有宿命论，不能演；无标题也是资产阶级思想；所以一定要演第六，因为第六交响乐是田园交响乐，歌颂大自然。当时我们的意识形态可能是这种情况。但是奥曼迪说：对不起，我憎恨贝多芬第六，我非常厌恶这个交响乐，我实在不想演。你让我演第三、第五、第七交响乐都行，就是不演第六。结果美国的政务官就给他做工作，说这是政治需要。我觉得很有趣，我一直以为只有中国人才做思想工作，没想到美国人也做思想工作。人类的情感都是相通的，美国的政务官也在做工作，他也说这是政治需要。那个政务官已经八十多岁了，他说中国政府是靠农民战争得到国家的，所以他们对农民怀有强烈的感情，因此对大自然怀有强烈的感情。当然这些话都是编出来的，以便说服奥曼迪大师。他最后说服了大师，他们在北京成功地进行了贝多芬田园交响乐的演出。

    音乐超越了国界，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音乐和文化相互尊重的问题。

    我这次在梵蒂冈演出，也遇到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到底演什么合适?当时在做方案的时候，我就提出来我们应该演莫扎特的《安魂曲》，返场的曲目应该演中国的《茉莉花》。很多人，包括领导和各方面的同事都问我为什么?我说有两点原因：第一，作为音乐工作者，我们是去进行一个特殊的历史性演出，而民间的文化交流演出要突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文化间的互相尊重。对于教皇本笃十六世本人和梵蒂冈，很多人可能不十分了解。本笃十六世除了是一个宗教领袖以外，还是一个大学者，一个音乐爱好者，尤其对于莫扎特有精深的研究。第二，我们对梵蒂冈的文化应该有一种尊重。你对别人的尊重也会换来别人对你的尊重，这是特别重要的事情。把《茉莉花》作为返场的曲目，是因为它是唯一的一首被西方人用在《图兰朵》里边的乐曲。结果证明，《茉莉花》受到热烈的欢迎，我从来没有见过外国文化如此这般彻底张开怀抱欢迎中国的旋律。

    我觉得，从艺术层面来说，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怎么来面对文化对话的问题。我们对文化的尊重和文化的互相理解很重要，因为很多事件都是由于文化误读造成的。文化误读会造成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很多的麻烦，所以文化间的沟通尤为重要，尤其在资讯这么发达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多地以一种宽容、包容的方式，以一种更为尊重对方的方式来进行文化交流。当你的宽容和尊重被对方接受的时候，他也会以同样的宽容和尊重来对待你的文化，这一点很重要。

    在这个问题上，我有几个小小的经历跟大家分享。我们很多时候多多少少把娱乐和文化混淆起来，但是娱乐和文化是不同的。娱乐毕竟是大众群体的。可能有些文化我们现在把它归类为小众的，但是小众的是不是我们需要的呢?刚才有朋友问我怎么看待和对待交响乐的远景，交响乐会不会有一天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我说这个不好回答，我觉得郭德纲是喜闻乐见，交响乐跟喜闻乐见是否会融为一体，我不敢回答。但是我有信心，通过我的工作，能够让更多的人喜欢交响乐，听交响乐。我们应该多做一些引导工作，这应该是很有意义的。社会是需要引导的，不能单纯地迎合。举一个可能不恰当的例子：小孩子天天想吃麦当劳，这是他们最喜闻乐见的事情；但是做父母的要引导他，告诉他营养要均衡，应该吃什么，不应该吃什么。这就是引导和迎合的区别。不可能无限制地让大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不可以的，尤其是在文化上，它可能影响到一代人、两代人，甚至今后我们的社会结构。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艺术会被商业所利用，或者说是运用，也没什么不好，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到底追求什么?对此，我们自己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和定位。我自己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成长在70年代，80年代因为改革开放，有机会出国去念书，90年代又回到国内创业。我们经历了所有时代，真正感受到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也真正体会到我们有机会在不同的文化平台上进行交流。我希望我们能够对得起这个时代。

    （摘自《冠军者言——来自未名湖畔的邀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定价：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