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现象众说纷纭
“向央视春晚叫板，给全国人民拜年。”一场网友策划、参加和制作的“山寨版春晚”与央视春晚时间同步，通过网络直播。山寨版春晚的策划老孟介绍，这场山寨版春晚场地定在一个酒楼，观众面向北京普通老百姓，特别是过年不能回家的农民工、大学生朋友们。在他看来，山寨版春晚模仿央视春晚，但又不完全一样。最重要的区别是山寨版春晚面向草根平民。另外，央视春晚好不好，创意主要来自导演，山寨版春晚则是全国网友网上提议，来自群众的智慧。因此，他们很有信心和央视春晚比拼创意。
从2008年3月开始，骏捷车友会自筹资金拍摄了一部名为《疯狂导演梦》的电影。车友会荣誉会长老史毫不讳言，这也是一部“山寨版”电影，不过他们打出了“用业余打造专业”的口号，而当初之所以有此构想，是出于对阿甘导演的《大电影》前两部的不满。《大电影》当中有大量对当下畅销电影的戏仿和恶搞，本身就堪称“山寨”，《疯狂导演梦》自然不必在意自己的“山寨”身份。
在老史看来，“山寨文化”缘于人们对既有模式生活的不满，“在我们车友会，大家闲暇时的消遣大多是唱歌、自驾游、聚餐，时间一长也就腻味了。而车友会当中不少人都有拍电影的梦想，拍‘山寨’版电影就成了简单可行的圆梦方式”。对于用山寨手机、拍山寨《红楼梦》、办山寨“春晚”，老史的看法也与此相似，“每个人都有梦想和希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通过选秀进入红楼剧组，登上春晚舞台……而通过‘山寨’，我们很容易地实现了这些梦想”。
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晓鸣看来，山寨文化总是被大众用“非正统”、“无知识产权”、“占据山头自立为王”、“小作坊”等词语与其联系，其实，虽然这个概念刚刚诞生，但是它的含义在民间早已有之，几乎所有主流的文化最初都有“山寨”的影子。从广义的含义来说，人类的文化发展史就是一个山寨文化蓬勃兴起的过程，“远的如《诗经》古诗、乐府诗歌，近的如《刘三姐》里面的对歌，都可以算做山寨文化，它们最初都是诞生于民间，属于自发形成，后来才由政府采集、文人加工，从而成为经典流传下来。甚至可以推论，宋词、元曲这些文化经典，由于词牌、曲牌的曲调都来自于民间，因此也可以说是从‘山寨’起家，后来的京剧、越剧、昆曲同样如此”。
在上海大学社会学家胡申生的眼里，“山寨”一词和“非正规”、“调侃”、“自发”、“草根”等词语联系在一起，大家对它的感受是“可以意会却无法言传”。 “山寨”这个流行词的起源是“山寨手机”，它并没有涉及知识产权问题，但是现在“山寨”又往往和克隆、盗版这些含义相联系。它“没有官方约束、审查”、“具有强大的自娱功能”，由于人人都可以“山寨”，民间文化的生命力在其中充分体现。“也许在下一版的《辞海》里面，‘山寨’一词就会被增加一种全新的含义。某些山寨文化还会一跃成为主流文化”。
近年来大热的国外科恩兄弟的电影、国内《疯狂的石头》、《十全九美》等影视作品由于汇集了小成本、恶搞、批判、颠覆、戏仿、反讽等特点，都有“山寨”的成分。
“山寨”一方面往往是对强势流行文化的反叛，但另一方面又必须顺应市场，对于娱乐公司、传媒机构既反对又依偎，与流行文化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顾教授认为，今后还可能出现大量“山寨版‘山寨文化’”。他说：“其实对于儒家经典，于丹的解读就是‘山寨《论语》’，但是现在一些网友又假扮于丹进行戏仿，开起山寨版百家讲坛，那么这就是山寨版的山寨版。”
山寨版诺贝尔奖
当国际诺贝尔奖揭晓之时，中国网民也评出了中国山寨版的诺贝尔奖。“华南虎”事件中的周正龙拿到了诺贝尔生物学奖，文学奖被颁给了创造梨花体的诗人赵丽华。中学高级教师纪连海因考证出了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真正原因是婚外情而被颁发了诺贝尔考古学奖。著名经济学家徐滇庆教授因坚持深圳房价不会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最搞笑的是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是刘翔“零阻力”比赛服设计师。据称这件比赛服的阻力要比刘翔在雅典奥运会上穿的低7％，相当于一名短跑运动员跑快了0.02秒。可惜的是刘翔在北京奥运会上出师未捷身先伤，这一高科技比赛服未能派上用场。
山寨版政府网站
网友onewan在登录汉寿县鸭子港乡政府网站时，发现该政府网站页面设计风格“另类”，制作者应用了大量炫目的网页特效，网站首页flash上还有显眼的“俺乡我最帅”字样。随后，该网友以“史上最牛乡政府网站”为题将该政府网站的截图发到论坛上，网友们将其转载到天涯社区等各大论坛。网友认为页面设计太花哨、简陋，不符合政府网站的风格，并调侃它为“山寨版”政府网站，更有网友直指网站“土得掉渣”。同时也有网友称其“让人眼前一亮”，更有好事者喊出了“组团参观史上最销魂乡政府网站”的口号。短时间内，该网站及其制作者肖廷海在网络上迅速走红。几天之内，网站的访问量达到30万次，国内很多主流媒体纷纷报道、转载。
山寨版明星
因为长得像周杰伦、周华健、刘翔等大牌明星，一些普通人被商家选中代言产品，成为网友评头论足的“山寨明星”。随着山寨周杰伦、山寨周华健、山寨刘翔纷纷露面，“山寨明星”如今成了网络最热门词汇。长春电视台《理财正前方》节目主持人刘畅以“长春刘翔”在网上一举成名。由于和刘翔长得像，刘畅被广告商看中，接拍了跨栏广告，有了“山寨刘翔”的称呼。福建人周财锋长相酷似周华健，算是山寨明星中的一个成功代表。从2002年接拍广告开始，至今已经接拍了洗衣机、电冰箱、皮鞋等十多个产品的广告。
“山寨文化”中的消费想象
为什么如此多人喜欢“山寨”?
无论是手机还是相机，电影还是电视，种种山寨产品终究还是一种商品，但是，这个山寨产品又终究不能算是正常的“商品”，比起正版商品的循规蹈矩来，山寨很可气：明明是人家的创意，随便拿过来，来个形似胜神似，价格便宜不少，销路就四通八达。即使山寨手机暗置消费陷阱，而相机的像素虽高，成像却常常不清晰……但是，山寨文化依旧大有燎原之势。
何以如此呢?细想来，山寨产品之于普通商品的不同，乃在于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快乐。而且，这种快乐远远大于消费者对山寨质量的抱怨。
每每会看到很多学生，他们手持各色山寨手机，短信、视频、拍照导航，玩得不亦乐乎。这个东西有着种种好处：外形酷似名牌；各种功能齐全；惠而不费，坏了就丢，可大大缩短对“时尚”和“潮流”的追赶周期……所以，虽然管理部门和正版厂家对此合力围剿或者力图招安，但最终都不免恹恹无声。山寨培养了一种新的 “拿来主义”。鲁迅说的“拿来主义”，是拿来人家的好东西，去掉糟粕，提升自己，算得上是为我所用。山寨文化也是一种“拿来主义”，但它不是 “为我所用”，而是 “为人所欲”，“山寨”盛行满足了人们的奢侈消费想象。
“商品”这个东西有个特点，它本身其实就是一个“物”，但是，却总要把自己搞得像是一个“神”，然后才能卖一个好价钱。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这本书中，曾经讲述了卷烟是如何把自己给神圣化和性格化的。广告让万宝路香烟变成了和粗犷的西部、强健的男人紧密相关的东西，于是，买烟，就变成了购买一种强健的狂想。商品变成用想象来推销自己，而不是使用商品本身。
同样，在今天的数码时代，一切商品也都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神”，其中尤以手机最为典型。据调查，自2003年以来，人们购买手机的主要动机已经不再是需求，而是更新换代的欲望。中国人用手机，图的不仅仅是方便通达，而是牌子亮、有身份，人们喜欢手机，乃是喜欢手机带来的“白领感”、“尊贵感”，购买手机的消费行为之中，包含了越来越多的对自我想象的购买。
于是，新手机层出不穷，旧手机令人侧目，每年都会有八千多万台手机被淘汰下来。正版商品刺激人的欲望，但要付出高成本，山寨商品则不必为了欲望而花费成本，这样看来，山寨的真正根源乃在于正版本身对物的神化，正是正版商品养育了“山寨”商品的购买欲望，
换个说法，“山寨”是“正版”的一种异化形式，或者极端形式。
按照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的逻辑，今天的市场经济是一种符号经济。人们去吃汉堡包，可是从来没有真正吃到过汉堡包；因为，真正的汉堡包只存在于美丽绝伦的广告画中，那种青翠与淡黄相间的亮丽汉堡包，只能作为一种恒久而又延迟的欲望存在。汉堡包的符号代替了汉堡包。同样，手机的符号代替了手机，我们永远也无法真正购买到手机，因为我们永远只能买到一个“物”，却买不到手机广告上面的那种尊贵与显赫。
山寨文化里面包含了一种很有趣的快乐：花很少的钱，可以消费掉很大的欲望——这可不同于在后海喝咖啡：过量消费才能带来尊贵的奢侈感。山寨之妙处，正在于暗中满足人们那些膨胀的消费欲，满足这种欲望中豪奢的幻想；同时，又能够让使用者随心所欲而不是战战兢兢地花费、消耗这种豪奢的产品。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原创已经被大型资本统治了，山寨是用小资本来对抗这种统治。
山寨文化之中包含了一种悖论。一方面，山寨带来了一种对纯粹的物的享乐；另一方面，山寨又带来了对商品欲望的进一步刺激和暗示。这种浮华的刺激和暗示，就山寨的制造者而言，什么东西可以换成钱，就山寨什么；就山寨的消费者而言，什么东西能省下钱就换成什么。网络山寨版的《红楼梦》固然只是图一个乐子，浙江的鸟巢更是带来了运动的快乐和想象性参与奥运的美丽幻觉，但是，这些东西终究不是山寨的根本。山寨之泛滥，副作用是带来了纯粹的物之悦，核心作用还是落到狂热而无序地使用资本、博取利润的冲动上面。美国人的电视剧我们山寨了，我们的《还珠格格》也被印度人大大山寨一把。机械复制技艺之中，养育了对文化的最为基本的损害：谁用不是用?怎么用不是用?
我在想，山寨或者不可无，因为打破大型资本的文化统治，它还是有效的；但是，山寨不可成为一种文化，因为我们终究不能只是以豪奢与尊贵为享受，而是要寻求另一种生存的意义。
（摘自《旧邦新命：中国文化年报2009年版》，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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