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我也是鲁迅的遗物

    作为鲁迅“父母之命”的太太，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朱安留下的话语不多，但句句都令人震撼，耐人寻味。本书系鲁迅原配夫人朱安的传记，作者追溯了朱安69年的人生轨迹，重现了一位旧女性的苦闷之声。从中也可感受到朱安的存在对于鲁迅一生的影响。

“老大姑娘”的婚事

    周朱两家缔结婚约的时间，大致是在鲁迅去南京读书的第二年。周作人生于1885年，比鲁迅小4岁，当时在三味书屋读书，在他的日记里，留下了这一时期两家密切来往的痕迹。

    事情还要从1898年前后说起。当时，鲁迅的母亲鲁瑞和朱家谦少奶奶关系非同寻常。当时两家隔了一道曲尺形的墙，喊话很方便。鲁瑞丧夫不久，小儿子椿寿又夭折，她的心情十分低落。这一时期，谦少奶奶时常约她一起看戏，打打麻将，给了她不少安慰。

    正是在这段时间，鲁瑞为儿子相中了丁家弄朱家台门的安姑娘。1899年，朱安已经过了20岁，错过了最佳年龄，朱耀庭夫妇不愿女儿受委屈，成为人家的填房，所以宁愿将唯一的女儿嫁给东昌坊口周家，尽管周家破落了，但怎么说也是去做原配夫人。再说，丁家弄朱家与周家也是姻亲，他们的婚事也算是亲上加亲。

    自1899年周朱两家订立婚约，婚事拖了又拖。1903年夏，鲁迅也曾回国探亲，但婚礼并没有举行。绍兴向有“养女不过二十六”的规矩，1906年朱安已经28岁了。

    从朱安留下的不多的照片里，可以看到那一对窄而尖的三寸金莲。当时一般绍兴女子都缠足，否则就嫁不出去。可以想象，在她大约5岁至7岁的时候，母亲或族中的妇女就为她缠足，以便将来嫁个好人家。却没有想到，有一天这双小脚会变得不合时宜。

    据周冠五回忆，鲁迅曾从日本来信，提出要朱家姑娘另外嫁人，而鲁瑞则叫周冠五写信劝说鲁迅，强调这婚事原是她求亲求来，不能退聘，否则，悔婚于周家朱家名誉都不好，朱家姑娘更没人娶了。作为让步，鲁迅又提出希望女方放足、进学堂，但朱家拒绝了。

    后来，鲁老太太只得打电报谎称自己病危，把鲁迅骗回了国，到家一瞧，房已修理好，家具全新，一切结婚的布置都已停当，只等他回来作新郎了。鲁迅先生一生对事奋斗勇猛，待人则非常厚道。他始终不忍对自己最亲切的人予以残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

“两人各归各，不像夫妻”

    1906年阴历六月初六，鲁迅与朱安在周家新台门的大厅举行了婚礼。从1899年与周家少爷订婚到二人举行结婚仪式，朱安等了7年，终于等来了这一天。她想必也隐约听说了，周家少爷对这桩婚事不太满意。但既然和周家少爷订了婚，那么她死也要死在周家，她没有退路。

    对旧式婚礼种种繁琐的仪式，鲁迅均一一照办，没有任何违抗。当晚，鲁迅像木偶一样任人摆布，进了洞房。虽然鲁迅像木偶似的走完了这一系列麻烦的仪式，可是新婚燕尔他却做得很决绝，搬出新房。

    这婚事是鲁迅母亲安排的，鲁迅只能默默承受。结婚后他很少向外人诉说自己的婚姻生活，仅对好友许寿棠说过这么一句沉痛的话：“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这一时期鲁迅白天教书会友，晚上用抄写古籍来打发漫漫长夜。据鲁老太太多年后回忆，她发现“他们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时不多说话，但没有感情，两人各归各，不像夫妻。”她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总是好不起来，于是问儿子：“她有什么不好？”鲁迅只是摇摇头，说：“和她谈不来。”

    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鲁迅也曾试图跟朱安有所交流，可是朱安一开口，就让他感到话不投机半句多。他希望的是“谈话的对手”，可是在他面前，朱安的自卑感太深了，她除了对丈夫唯唯诺诺，连连附和，又说得出什么呢？其实，这也怪不得朱安，鲁迅刚从日本回来，谈的都是外面的事，都是朱安所不熟悉的，如果谈些熟悉的事，也许不至于如此吧。

    1912年初，鲁迅离开了令他失望的故乡和家庭。2月，他离绍兴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担任部员，5月初与许寿棠一同北上，就任北京教育部部员。从此，朱安又开始了长达7年的独居生活。

举家迁居北京

    鲁迅到北京后，住在位于宣武门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他一个人在北京的这几年里，几乎不与朱家通信。倒是朱家人曾给他写过信，可是他也没回信。1914年11月26日他收到朱安的信，在日记里写道：“二十六日……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颇谬。”鲁迅非但不感到高兴，反而说她“颇谬”，可见其对这位旧式太太的反感。

    1919年，朱安的生活面临着一个大的转变，周家台门卖掉了，鲁迅在北京买下了八道湾的宅子，准备把家人接去同住。对朱安来说，她的心情很复杂：从此要离开故乡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无异于和娘家人生离死别；可是，她又不能不跟着一起去，不能放弃她在周家的地位——尽管是极其可悲的地位。

    作为鲁迅的“眷属”，朱安来到北京，开始了她在北京八道湾的生活。鲁迅最初的打算是希望一大家子人统统住在一起，兄弟永不分家。鲁迅和周作人都是当时新文坛上的风云人物，兄弟二人感情甚笃。可惜好景不长，两兄弟决绝分手，没有留下一点可以回旋的余地。鲁迅决定搬出八道湾。

    自1919年起，鲁迅搬了3次家，朱安也跟着一次次地迁居。1924年5月25日晨，鲁迅携母亲、朱安迁居到西三条胡同21号的住宅，开始了他们在新家的生活。兄弟失和，鲁迅带着朱安一起搬出去过，这使她重新看到了希望，以为他终于回心转意了。

    朱安对鲁迅在生活上的照顾是无可挑剔的。鲁迅迁入砖塔胡同不久，就病倒了，她对“大先生”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鲁迅当时不能吃饭，只能吃粥，据俞芳回忆：“大师母每次烧粥前，先把米弄碎，烧成容易消化的粥糊，并托大姐到稻香村等有名的食品商店去买糟鸡、熟火腿、肉松等大先生平时喜欢吃的菜，给大先生下粥，使之开胃。她自己却不吃这些好菜。”

    在砖塔胡同，鲁迅的书桌是放在朱安的屋子里的，鲁迅白天的案头工作，一般就在这桌上进行，因为这里光线好，安静，朱安白天常在厨房里张罗饭菜等事，轻易不去打扰他的工作。有时同院的俞家姐妹有些吵闹，朱安也提醒她们不要吵大先生，有时甚至是恳求她们：大先生回来时，你们不要吵他，让他安安静静写文章……这一刻的朱安，终于有了一点女主人的样子。作为女主人，朱安做菜的手艺相当不错。据许羡苏回忆：“他们家的绍兴饭菜做得很不差，有酱过心的蚌蟹蛋，泡得适时的麻哈，但也有很多干菜。”

    不过，鲁迅在外生活多年，对于绍兴菜也有些不满的地方，特别是干菜太多，觉得单调。但或许也有某种感情因素在内。据阮和孙的女儿回忆说，在北京的时候，朱安只能从饭菜的剩余来判断鲁迅喜欢吃什么，假使这道菜吃剩得不多或吃光了，她揣摩鲁迅一定很喜爱，下一次做菜时，就多做一些。

落地的“蜗牛”

    不知是从哪一天起，朱安发现大先生的神情发生了某种变化。中秋节的时候，大先生和女学生们一起喝酒，在朦胧的醉意中拍打一个个女学生的头；又某晚，大先生替借住在家中的许广平剪头发……她第一次发现，一向冷峻的大先生竟然也有柔情的一面。

    1926年8月26日，鲁迅在日记中记下了他离开北京，走向新生活的那个时刻：

    他是和许广平一同出发的。北京车站上送行的人群中，没有母亲和朱安。她们站在西三条的门口，目送他远去的身影，直到消失在胡同尽头。

    可以想象，在北京，朱安身边几乎没有能吐露心事的人，后来许广平怀孕了，因为涉及子嗣，婆婆的想法显然和她不会一致。有一回鲁迅自上海寄来照片，告知与许广平同居的消息，虽然早就预料到了，但朱安还是很难过。

    当俞芳问她“那你以后怎么办呢”，她一下子被触动了心事，显得相当激动：“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她又给我打了一个比方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她说这些话时，神情十分沮丧。她接着说：“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太师母）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俞芳听了很意外，她久久地看着大师母，但一时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安慰她。她想不到一向沉默寡言的大师母会对她说这些话，感觉眼前好像真有一只蜗牛落地跌伤了，再也爬不起来了。她记得大师母曾偷偷跟她们学体操，曾经也在老太太的劝说下剪去了发髻，不错，她一直都在努力，努力向上爬，希望有一天能接近大先生，可是，最终还是落空了……

    自母亲去世后，朱安的生活贫困至极。因此，她听从了周作人的建议，决定出售鲁迅的藏书。1944年8月25日的《新中国报》刊登了这一信息，许广平闻悉，忧心如焚，立即给久未通音信的朱安写了信，加以阻止。信中指出：“……就望你千万不要卖书，我要尽我最大的力量照顾你，请你相信我的诚意。”得知鲁迅藏书有可能被出售，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都很焦急，不仅由许广平、内山完造也出面写信阻止，该年10月，还推举唐弢、刘哲民二人去北京解释劝阻。

    在来客面前，朱安的情绪显得很激动，她冲着宋紫佩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在困顿的岁月里，哪怕是作为“鲁迅的遗物”，她也被世人长久地遗忘了。万千辛酸，使她发出了这样的呐喊。

    （读者孙光星摘自《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12月版，定价：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