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3月初中央即将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并邀请党外人士一起参加。
到北京的当天下午，即赴政协礼堂，听毛主席最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录音，很清晰。最使人兴奋的是下面一段话：国内形势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时代已经过去了，党内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关门主义等还很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早日开始整风，希望党外朋友帮助，但绝不强迫别的民主党派参加。毛主席讲话一向很风趣，如谈到整风时，说这不再是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的和风细雨。从录音里听到他在讲话时，不时引起哄堂大笑，并听到刘少奇、马寅初等同志插话，真是轻松愉快，谈笑风生，我们听了录音，也感到兴奋、舒畅。
听毕，我和傅雷同志即相约赴中山公园聊天，我们觉得双百方针实在正确，党真英明，都认为今后更应响应党的号召，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尽力。正如《傅雷家书》所载，他当时给他儿子信中所写的，他衷心感到社会主义的可爱，感到社会主义国家很多，而“毛泽东全世界只有一个”(天下无双)。可见他那时正是最热爱共产党、热爱和由衷尊敬毛主席的。谁知后来竟也中了“阳谋”，陷于罗网。
第二天上海小组分组座谈，康生还特地做了启发报告，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听说也有不少代表对“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尚有疑虑，譬如，有人说：“要我发言，先要给我一张‘铁券’。”上海电影名演员石挥同志还以滑稽的口吻道：“这正如京戏《甘露寺》所说的，是贾化(假话)。”
3月10日下午，我刚回到《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解放日报》的杨永直同志已在焦急地等着，说“已接到通知，毛主席接见我们新闻界一部分代表，我到处找不着你，现在约定时间已到，我们赶快坐我的车去吧。”我没有坐定，即相随乘车赴中南海。
我们被引入客厅，毛主席和康生已在门口等候，听到康生逐一介绍，老人家伸出大手，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你就是徐铸成同志?”慈祥地看着我说：“你们的《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放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纸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工夫再翻翻其他报纸。”对于主席的赞赏，我心中涌起感激的热泪，感到无比温暖、幸福。看看在座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其他首长没有在座，也没有中宣部的陆定一和周扬同志，仅有康生陪同接见，这是我记得很清楚的。我被安排坐在毛主席旁边。
康生先讲话，说：“今天，毛主席邀请新闻出版界一部分代表来谈谈，各位有什么问题请主席回答，请提出来。”会上沉寂了片刻，邓拓同志轻轻对我说：“铸成同志，你先开个头。”我就说：“关于在报纸中宣传双百方针，我觉得心中无数，难以掌握，怕抓紧了，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抓松了，会犯修正主义的错误，请教主席指示，该怎样掌握?”
毛主席含笑答道：“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嘛!多学一点马列主义，刚学会学不进去，会吐出来，这叫条件反射嘛，多学了会慢慢学进去，像瓶子装油，倒出来，总会漏一点，慢慢就学懂了。鲁迅学马列主义，是创造社、郭沫若逼出来的嘛，他原是相信进化论的嘛，早期的杂文，很多片面性，后来学习马列主义，片面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年轻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主席这最后一句话，使我出乎意外，姚文元曾在上海写些文章，常常揪住人家一句话不放，怎么会受到他老人家的赏识，认为他的片面性较少呢?
后来，毛主席问道：“各位在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究竟还有什么具体困难没有?”
我说：“我体会双百方针的提出，在政治意义上，是高价征求批评，让人民畅所欲言，慢慢再加以说清楚，不要一下子压下去，我认为这就是高价征求批评。”
毛主席说：“你的意见很对，很好，说下去。”
我接着说：“我们《文汇报》开展电影问题的讨论，收到来信很多，批评相当尖锐，也有一些不同意见，我们故意放一放，好让大家把意见说完，等以后再开展讨论。但在上海却遭到了围攻(指张春桥组织的围攻)，请问主席，我们该怎么应付?”
毛主席说：“我叫周扬同志给你们这场讨论写一篇小结，这样，批评、反批评、小结，这就叫正、反、合，这就是辩证法嘛，你同意不同意?”
我高兴地回答：“主席想得很周到，我完全同意。”
接见约谈两个小时。那两天，毛主席还分别接见教育、文艺各界代表人物。
大概在12日晚上，上海宣传部长石西民同志召集上海全体代表开会，由陈望道同志汇报毛主席接见教育界部分代表的谈话，徐平羽同志汇报毛主席接见文艺界代表的情况，我则汇报毛主席接见新闻出版界的情况。记得姚文元这个“小八拉子”正坐在我旁边，我汇报毕落座后，曾低声对他说：“毛主席还表扬你的文章呢。”他脸红地点点头，掩饰不住其得意之色。
在大会进行期间，邓拓同志即告诉我，中国新闻记者访苏代表团即将在本月内出发，“团员人选已决定，请你任副团长”。我很感惶恐，怎敢当此重任呢?后来想，有团长负责，我挂个空名，大概也负不了什么责任，就欣然答应了。
大会将闭幕时，邓拓同志告诉我，访苏代表团一周内即将启程，三天内务必赶回北京。
留沪实际只有两天，到京的第二天中午，去访晤邓拓同志，哪知短短三天中，“行市”变了，原定任访苏代表团长的林朗同志(俄文《友好报》总编辑)不去了，改派我为团长。我听到这消息，真是“受宠若惊”，非常惶恐。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一向被称为“老大哥”，怎么可以让我担任团长呢?(全团十二名代表中，只有我和《光明日报》的张同志两人非党员。)我坚决向邓拓同志表示，不敢担负此重任。邓拓同志说：“这是中央决定的，你不必谦逊了。”我听后真是感激涕零，衷心感激党如此信任。总之，我那一段时期的心情，也仿佛如傅雷同志在“家书”中所表达的，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崇敬，达到了最高峰。
访苏时，赫鲁晓夫接见了我们。会谈后，就在他办公室里和我们全体合影留念。合影时，我靠他站着，他还挽了我的手。在飞机起飞前五分钟，苏联外交部人员才赶来分送每人一张刚冲洗出来的照片。这张照片，“文革”中害我吃了不少苦头，被造反派抄家时抄去，指为我的反动“罪证”，迫使我多次尝到“喷气式”的味道。
这次访问，共历时四十四天，加上回京后又清理团内事务，耽搁数天，那时，所谓“鸣放”高潮已接近尾声了。在莫斯科时，看到《文汇报》，认为有些标题太尖锐，火气太大，根据我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有些题材尖锐的新闻，标题应求平淡。反而内容一般，标题不妨“打扮”得突出些，这是老编辑的一般的常识。为什么这一段《文汇报》标题如此“火上加油”，我很不安。到京的当晚，即和本立同志通了“长途电话”，说了我的看法，问他为什么标题火气这么大?他对此含糊答复了。(直到“文革”以后，原《文汇报》参与编辑的同志告诉我，在那一段时期，编辑部负责人几乎天天接到市委“一言堂”——柯庆施的指示，要《文汇报》加温再加温。原来这也是引蛇出洞，“阳谋”的一个手法。)
回京的第二天晚上，我去访问邓拓同志，他说：“你们出国后，《文汇报》在贯彻双百方针及帮助我党整风方面，干得很好，所以很受读者欢迎，听说发行数已接近二十万了。”我说：“有些标题太火辣辣，我总不放心。”他说：“这些，是小毛病，不要紧。”接着，他对我说：“我们《人民日报》也有计划想提高一步，但是上面卡得很紧，比如，我准备写一组题目，共十篇社论，但报上去一直没有消息，写好的社论稿，大部分扣压了，其中只发了二篇，把我的计划全搞乱了。”接着，他悲愤地说：“有时，我真想辞去《人民日报》的职务，另外去干一张报。”
飞回上海后，当时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白彦同志曾到我家中，希望我去参加即将闭幕的上海宣传工作会议(也仿中央的惯例，吸收党外代表性人士参加，帮助党整风)。
我说，我正在赶写《访苏见闻》，而《文汇报》现在党员与非党同志融洽、合作得很好，我没有什么意见可谈，坚决回绝了。
第二天，白彦副部长又来，说：“会开得很热闹，你一定去听听，因为会议快要结束了，我们不准备发给你出席证，你拿我的出席证，今天下午一定去参加吧。”说毕，即掏出他的出席证交给我。
盛意难却，我当天就去了。发言者确是争先恐后，发言的内容，差不多全集中在消除党群间的隔阂即拆墙问题(听说这一名词，最初还是中央某首长提出来的)。
我由此触发，要求在第二天大会上发言，大意说：“墙”是很容易“拆”掉的，只要彼此尊重，有共同语言，党与党外人士就可以水乳交融，很好地进行工作。我举《文汇报》一例，说我和钦本立等同志，就合作得很好，遇事坦述相商，《文汇报》就不再存在“墙”的问题。可见，领导的党员，至少要懂一点本行业务，如果完全外行，那就“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了。
现在，领导应该懂行，已成为常识。可是我那天的一番发言，却闯了大祸，被指为大毒草，说是推广“反党经验”。而且，随后不久展开了反右斗争，“伟大领袖”还进一步指出：外行领导内行，是必然的规律。
当时，钦本立同志问我这个发言要不要见报?我说当然见报。我认为问心无愧，是一片热情，想介绍《文汇报》党内党外坦诚合作的事实，来平息大会上的争论。但一声令下，反右运动匝地而起，这就成为我的重要的“罪证”之一了。
上海的运动，从“抛”出陆诒等同志开始，市委宣传部还希望我“揭批”陆诒，“立功赎罪”，我断然拒绝。过了几天，才由一位复旦大学教授开始点了我的名，我知道风慢慢刮大，但还没有想到雨点，真会降到我身上来。
钦本立同志说：“我们不妨去看看石西民部长。”见面后，石西民同志对我说：我是了解你的，但我做不了主，必须请示柯老。
于是，我们又设法去面见那位“一言堂”。他开头就说：“这事不能由你一人负责。我已对钦本立说过：‘你的一只脚早踹进右倾泥坑里了。’又对我说：‘你自己从思想上挖挖，我想办法搭一架梯子，好让你下楼。’”接着，他说了一段话，使我惊心动魄。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自我检查，还常常会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以为了不起了。”原来，他对知识分子是这样看法，真对毛泽东思想深通三昧，不愧后来称为好学生了!
正在此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四次会议，我赴京出席。
初到京时，我曾与叶圣陶、郑振铎、宋云彬三位先生一起共酌(我们这四位“酒仙”，照例每入京必聚饮一次的)。宋云彬兄叹气说：“我在杭州已被批过几次，恐怕此次在劫难逃了!”我还宽慰他说：“可能有人真正想反党，你是人所共知的党的老朋友，如果我们也被打成右派，岂不令人寒心?万一有事，谁还敢挺身拥护党?”云彬只惨然一笑说：“天下已定，以后不会有什么万一了。”叶、郑两位也说：时局真有些看不透，究竟要发展到什么地步?
过了一天，可能是康生之流授意的吧，在《光明日报》登了一条署名“新闻”，说我去年在民盟新闻小组谈过，《文汇报》复刊后，将一切听罗隆基的指挥。真是白昼见鬼。新闻界的朋友，都知道我这个人很倔强，从来不盲目接受什么人的指使，而且，任何人也不会这么笨，会当众说出心里的打算。
但这是一个信号，一场大风雨就要降临了!
运动完全是“有领导、有计划”进行的，而且早就做了精心的安排。纲领性文件自然是《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一宏文，比几年前我们听到的录音，已经过大改动、大补充，这是尽人皆知的。
7月初，上海统战部的刘述周同志到办事处看我。说“毛主席十分关心你，毛主席昨天接见，我也在座。毛主席特别提到你，说徐铸成的包袱很重，但无论什么样的包袱，丢了就好了。所以，特别叫我来传达他的意见”。
两天后刘述周又来找我，说：统战部长李维汉同志对我也十分关怀，已约定即日见面。于是我们同车到中央统战部。见面后，李维汉部长问我检查得怎样了。我说：我苦苦思索，实在是什么都倒出来了，但还得不到同志们的谅解，说没有交代清楚和章罗同盟的关系。他说：我知道你和章罗没有特殊的交情，我也了解你是一贯对党有感情的，为什么把报引到这条道路上去?受了什么人的鼓励报才这么办的?你应该讲讲明白。我说：“我这个人，脾气很顽固，向来没有什么人会诱导我走邪路。《文汇报》如果办的方针不对头，一切责任在我。”他说：“你的思想不用太褊狭，想想你的上下左右，和什么人接触过?有意无意受到什么影响?”我心想：《文汇报》复刊方针、计划是党中央审批的，邓拓同志、夏衍同志、姚溱同志最关心《文汇报》，但这些，我能讲吗?万万不能讲。他又再三逼我，我只得说：“我平素最钦佩的是傅雷、宋云彬两位，关于文艺学术问题我知识不够，有时向他们求教。主意还是我自己定的。”这间房子里，本来只有李维汉、刘述周和我三个人，讲到这里，我忽然看见旁边一间小屋里，有两个人在记笔记。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了。
宋云彬同志先我陷入罗网，而傅雷同志则因我这一句话，可能要受牵连了，自己追悔莫及。
批斗持续了一个多月，到7月底才结束，作为新协主席的邓拓同志一次也没有参加。我于7月31日乘车回沪，邓拓同志关照唐海一路陪我，大概是怕我寻短见吧。
8月1日傍晚回到上海。不久，又由上海新协出面，召开了会议，又展开了疲劳战术要我交代“罪行”，检查根源。大概共开了四次大会，“柯老”(柯庆施)自然不再“挽救”了。右派的一顶帽子，已飞上我的头顶。
《文汇报》的社长和总编辑，早已换了人。对我的具体处罚，是降职降薪，工资级别从八级降为十四级。我沾了“头面人物”的光，处分算是宽大的。《文汇报》被列为“阳谋”的重点，比例当然更高，其中北京办事处原有记者十余人，除了三人幸免牵及外，几乎一网打尽。
我只记下身历“阳谋”的经过，未加分析、评议，一切留待历史来做结论吧。
有一点想法值得提一下，从那次“阳谋”后，知识分子从此闭口不言，真是万马齐喑了，这大概是“杀鸡儆猴”的战略部署吧。这次“阳谋”的如愿以偿，为以后的“史无前例”做了准备。
（摘自《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2010年1月版，定价：2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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