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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方的和平演变?还是共产主义叛徒的出卖?
在20世纪，尤其是后半叶，俄罗斯一直是人类的希望：它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把一种新的人类拯救的意识带给世界；它用30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200年的工业化过程；它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它的核武器足以毁灭人类50次；它可以把导弹直接运到美国的“后院”古巴；它的医疗保险、退休养老、国民教育、奥运金牌、芭蕾舞、电影……让整个西方黯然失色。
没有人会怀疑俄罗斯的寿命会比罗马帝国、波斯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和被它取而代之的沙俄帝国更短暂。但是，苏联没有被14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围剿扼杀于襁褓之中，也没有在希特勒德国巨大的战争机器面前崩溃，而是在它自己的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处于巅峰状态时，几乎在一夜之间戏剧般地崩溃了!
对苏联的解体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长期对苏联进行和平演变。第二种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为首的共产主义的叛徒们出卖了苏联。我认为根本不是!有一种更为深层的、强劲的、坚韧的力量使苏联解体，使苏共下台——这就是俄罗斯的历史命运，俄罗斯的精神，俄罗斯的灵魂。
独特的地理、历史、人文条件，使俄罗斯一直在东西方之间踯躅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深受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影响。但是，没有哪个国家像苏联这样受到地理环境致命的影响。
苏联的地理疆域是如此的辽阔——当波罗的海的圣彼得堡夜幕降临时，位于太平洋西岸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黎明才刚刚开始。横跨欧亚大陆的俄国占据着人类六分之一的土地，一直徘徊在东西方之间。它不是纯粹的亚细亚，也不是典型的欧罗巴；它既是亚洲，又是欧洲。在东方和西方之间，俄国人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历史定位、自己的历史道路。
与地理环境共同推进了俄罗斯历史的是它的历史事件。公元988年，俄国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基辅罗斯的大公弗拉基米尔和拜占庭帝国联姻，而且接受了基督教，把基督教定为俄罗斯的国教。另外一个事件是：1210年，成吉思汗的部队征服了俄罗斯，统治了240年。成吉思汗把亚洲腹地的军事专制主义的传统带到了俄罗斯。
和历史、地理相关的是俄罗斯在彼得大帝对西开放之后，俄罗斯的思想界、精神界、文化界分成两大派，一派是斯拉夫派，一派是西欧派。斯拉夫派认为，俄国的文化异于、也优于西方的文化——俄罗斯的土地、村舍、东正教……它们是真正体现了基督教的兄弟之情的淳朴美德；西欧派的观点刚好相反，认为俄罗斯的本土文化是完全过时的，完全落后和反动的，因此，俄国的救治必须要向西方学习，经过类似西方的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才能够摆脱沙皇专制和农奴制。两派的争论一直持续了20年，后来才演变出民意党人、社会民主派、最后成了布尔什维克。俄罗斯始终是世界两个部分的代表——在最好的情况下，东西方在俄国进行结合；在最坏的情况下，东西方在俄国进行交锋，俄国就会演示出启示录般的悲剧。
曾被马克思预言为“欧洲革命前奏”的俄国革命，有着令人心悸的担忧
马克思在俄罗斯最后成功，还有第三个因素——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们，在将近整整一个世纪里，一直在准备着、期待着、也制造着俄罗斯的共产主义。他们已经发现俄国的专制主义、农奴制以及沙皇制度完全不合时宜了。
彼得拉舍夫斯基是个贵族地主，他在彼得堡自己的家里，建立了一个“沙龙”，长时间地展开各种争论。他把自己的钱财全部捐出来，办了一个相当于乌托邦的村舍的“法朗吉”，就是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村落。他的小组从来不宣传革命，但是宣传比革命更危险的思想。
别林斯基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大祭司的儿子，他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俄国人必须要有一种世界观，要崇拜一种力量、一种理想或者一种事物。他认为俄罗斯人民既伟大又可鄙，既高尚又自私，为了推动俄罗斯人民改造愚蠢的、自私的品性，必须用暴力把他们引向幸福的道路。
比别林斯基更激进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他的思想极其激进。他被沙皇关进彼得堡要塞七个年头，然后流放到西伯利亚十二个年头。但是，这位“俄罗斯的普罗米修斯”，完全经受了所有苦难的折磨，并写下了著名的《怎么办》。《怎么办》是俄国的虚无主义、俄国的极端派代表作，后来成为俄国革命家的必读书。
在整个19世纪，俄国这帮人都在准备着、期待着、制造着俄国的一场革命。到了20世纪初，沙皇帝国三百年的统治已经风雨飘摇了。俄国往什么方向走，一条是走上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条，是走向后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曾高度关注俄罗斯的命运，他们一再强调俄国已经走到世界革命的门槛前，俄国革命可能成为整个欧洲革命的一个“信号”、一个“前奏”。但是，他们也很担心——马、恩在晚期已经发现俄国的专制传统、俄国“半亚细亚”的社会结构。如果来一场欧洲式的革命或者他们所期待的革命，(俄国)可能走向一种全面的复辟，建立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的、全能的、一种东方的可诅咒的专制社会。
社会主义运动在苏联惨遭失败，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
不管怎样，俄国后来走的是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尚不发达的资本主义、深深的犹太烙印以及贵族知识分子的悲悯情怀，成为俄国必然走这条路的三大因素。
在西欧，因为资产阶级特别强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可以分享(利益)，来缓解本国的阶级对抗。这是马克思所预言的，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迟迟没有爆发、也没有成功的最根本原因!而在俄国，列宁很早就认识到，因为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不足，所以可以尽早建立一个工人的国家。
此外，俄国的革命有深深的犹太烙印——俄国的“共产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的夫人，也是他的亲密战友，是一个犹太人； “红军之父”托洛茨基是犹太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诺夫是犹太人；苏联“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仁斯基是犹太人；共产国际主席加米涅夫是犹太人；彼得堡市委书记季诺维也夫是犹太人；列宁有八分之一的犹太血统，我们更不要忘了，马克思本人是犹太人——尽管他青年时代就放弃了犹太教，但是犹太经典《旧约》中，关于创世纪、关于人类拯救、关于真理、关于弥赛亚将会出现(的思想)，对马克思、对这帮俄国犹太血统的革命家们，有一种非常深刻的影响。
还有，俄国的知识分子们天生具有一种共产主义情结，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的优越感，而有一种罪孽感——他们认为俄国真正的真谛(真理)所在、俄国的未来所在是在农民，在黑黝黝的潮乎乎的俄国的土地上。托尔斯泰到了晚年已经誉满全球了，他以83岁的高龄，非得把自己的财产全部分给农民，而他的妻子索尼亚不同意。托尔斯泰最后只身离家出走，死在一个车站里。到这个分上，他的灵魂才能得到安息。这种民粹主义的情结、这种财富的观念，是俄国实现共产主义的天然的土壤。即使没有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个普鲁士的哲学家，我相信俄国实现俄国式的共产主义仍然是必然的。
但是，社会主义运动在苏联的失败，不一定是必然的。
列宁与布哈林执行的“新经济政策”，遭到斯大林的彻底颠覆，俄罗斯数以百万计的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领袖决定一切，这是东方的、俄罗斯本土资源的特色，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修养、道德、心胸，甚至他的脾性、爱好(在那个国家里)常常是决定性的。这是一个很可悲的(现象)，是历史巨大的局限性。我们还没有到达一个完全按照一种理性的、一种带规律性的东西(我们现在没有认识它)，来理解、来实现社会主义。
列宁用了很多东方的、亚细亚的、俄罗斯本土的方式，比如，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献身精神、民粹党人的个人英雄主义、布尔什维克铁一般的纪律、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力量——这些不是西方的，也不是马克思的，而是列宁独创的——这是来自于俄罗斯的传统、俄罗斯土地上的力量!列宁也曾对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当年和他们并肩作战的那些人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惩罚。1922年，列宁把很多俄国大知识分子驱逐出去；他还下令把二百多名妓女枪毙掉；他还干过一件特别荒唐的事情——把已经逊位的、放下武器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处决掉。但是列宁本性上是一个非常有人道主义的、非常善良和高尚的人，使用那些迫不得已的残忍手段，是在当时俄国特定的历史环境里必须要做的。
列宁在晚年发现“战时共产主义”已经不能维持下去了，必须根本地重新认识社会主义。1923年1月23日，苏共(召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列宁抱病参加，也是最后一次参加。他对整个布尔什维克告诫说：“我们的成就还微不足道，俄国革命必须经过俄国市场和世界市场的严峻考验。”他说：“俄国的前途取决于两个东西，一个取决于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新的、进步的东西的结合；另一个取决于和俄国农民的结合。”关于“什么叫社会主义”?他提出了著名的公式：“社会主义等于普鲁士铁路制度加上美国技术、加上托拉斯组织、加上美国国民教育。”如果列宁继续走下去，他可能把东西方的、正面的、积极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如果列宁多活十年、二十年，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完全不同的面貌。但是非常不幸，他去世了。他晚年推行的“新经济政策”，由布哈林来继续(执行)。布哈林认识到，俄国革命成功之后，不再是“谁战胜谁”，而是“谁联合谁”的问题。俄国 (的国情)是太穷、资本主义太不发达——这个痛苦太深，因此，俄国的任务是必须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他对俄国农民的口号是：“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让布哈林最担心的是，俄国革命可能走上一条背叛它的理想的道路——建立起一个高度统一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建立起一个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的国家“利维坦”，建立起一个成吉思汗东方式的兵营社会。非常可惜，布哈林坚持的列宁晚期的“新经济政策”，这种探索、这种奋斗被打断了。从1928年开始，到1938年的十年间，斯大林用一系列的政治和权力斗争，把布哈林和一批老布尔什维克消灭掉，然后他高举着全盘集体化和阶级斗争尖锐化“两把刀子”，从1928年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把两千五百万户、一亿两千万农民拉进了集体农庄的历史浩劫之中。当时，苏联有一千万农民和三百万儿童直接死于灾荒和饥饿!大批的、衣衫褴褛的农民颠沛流离在俄罗斯广袤的土地上。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是传统的“欧洲粮仓”，但是一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甚至一直到现在，俄罗斯居然不能养活自己的人民！
更严重的是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对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这个国家、这个政权带来了灾难性的变化。从1936年开始，斯大林就开始对老布尔什维克发难。1936年，“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审判案”，几万人被卷了进来；1937年，“皮达可夫和拉狄克审判案”，几十万人含冤而死； 1938年，“布哈林、李可夫审判案”，几百万人牵扯进来。斯大林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的、绝对专制的成吉思汗式的政权。列宁在1924年去世之前，在十四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联合包围的情况下，每一年的全国代表大会照样召开。而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政治局的会议、苏联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代表大会常年不召开，整个苏联是斯大林和他的追随者说了算，这伙帮凶里，像雅戈达、叶若夫、贝利亚……都是心理非常阴暗的、非常残忍的刽子手。
在整个19世纪，因为政治原因被判死刑的俄罗斯人不到二十个人，被流放、被关押直到死亡的也就几百人、几千人。但是，从1928年到1953年，斯大林主掌大权的25年间，苏联有450万人死于非命! 俄国的20世纪是一个失去和谐的世纪，是一个血流成河的世纪，是一个充满了仇恨和暴政的世纪。为了终结这个世纪，必须实行忏悔；必须在宗教、民族、政治见解上实行新的谅解、融合。以小说《日瓦戈医生》于195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帕斯捷尔纳克在临死前说：“我为什么要写这本小说?(因为)我对我们这一代人、对我们的父辈、对俄国的历史负有重大的责任。”他说：“我们的祖辈和父辈，他们已经长眠。但是，我相信在春暖花开的时候，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希望一定会复活。”。
俄国民族总是让世界震惊，他们在骨子里是非常浪漫的，他们不太现实。他们的 “休克疗法”完全合乎俄罗斯的天性，不希望比较平庸地、慢慢地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希望有一种史诗般的、甚至是一种比较苦难的方式来凸显他们的命运。俄罗斯精神就是在苦难当中孕育着伟大，在绝望的时候保持着拯救的信心。
俄罗斯的失败绝对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失败，俄罗斯在20世纪是一场整个人类共同的“试验”。俄罗斯这样一个“精神上的巨人”“历史上的巨人”绝对不会让目前这种非常尴尬、非常困难的时期维持很长时间。
（摘自《大国》，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定价：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