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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2010年06月01日 星期二

鲁迅与孔子的根本分歧

王得后 《 书摘 》( 2010年06月01日)

    鲁迅是为人生的思想家,孔子也是为人生的思想家。因此,鲁迅与孔子,在为人生这一点,有一些共同的思考,鲁迅认同孔子的一些观点,是必然的。不过,鲁迅的为人生,是要改良这人生,疗救社会的病态,改善人性,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孔子的为人生,是想挽救王纲解纽的社会,培养君子,把社会拉回周王朝的鼎盛时期。因此,鲁迅与孔子分歧多于认同,而且分歧是重大的、根本的。

    鲁迅和孔子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鲁迅生活在“公民”的时代;孔子生活在“臣民”的时代。鲁迅的个人特质,是要求自己和与自己相同地位的大众挣脱奴隶的枷锁,做一个现代的“公民”,成为“人”。孔子的个人特质,是要求自己和与自己相同出身的少数人成为君子,“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即“学而优则仕”,人人做生活在礼制制度之中的“臣民”。

    鲁迅生活在世界历史已经发生巨变,中国在这世界巨变潮流的冲击下,被迫改朝换代的历史转变关头。鲁迅十八岁以前,接受了完整的传统教育,他说:“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写在〈坟〉后面》);“我几乎读过十三经”(《十四年的“读经”》)。但他十八岁进入新学堂,接受新的教育,读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认识了“人”及“人”的进化历史。他二十二岁留学日本,通过日本接受了更广泛的世界新近知识与思潮,参与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

    孔子生活的时代,那是两千五百年前的社会。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时代,也是遭逢历史巨大转变关头。王纲解纽,诸侯争霸,孔子在“有道”与“无道”中挣扎。

    正是这种时代的遥远距离和个人的特质,使鲁迅在思想上存在众多分歧,而根本的分歧,有三。

    第一,是对于人的认识和对于人的生命的价值观的根本分歧。

    这一根本分歧有着丰富的内容,认识与价值观既有区别、不能混淆,又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认识又分层次,常识的层次和实际现实的状况是合二而一的。这种丰富性,表现在具有众多子目。

    1.鲁迅敏锐而坚定地接受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知道了人的起源,认识到“故进化论之成,自破神造说始”(《人之历史》)。孔子的时代,自然科学很不发达,巫文化还很有势力。中国除了“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补天造人”的神话,对于人的起源,在思想界几乎毫无势力。所以,孔子也是不能免俗,信奉“天命论”,认为人的生死富贵是天命决定的。这在认识人的起点上,就根本分歧了。

    但鲁迅赞扬孔子的伟大,说“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这确实是伟大的、超前的;谁说鲁迅“彻底地”、“全面地”反孔子呢?

    2.鲁迅认识到人的起源、人的生命的生物性。他就把对于生命价值的认识,放在生物性的基点上,承认无论男女、圣贤愚不肖、种族—民族、阶级阶层,“人是生物,生命便是第一义”,“一要生存”是人的天性和权利,而且每个人的生命在这第一层次即生物性的层次是等价的。他认为,“生命的价值和生命价值的高下,现在可以不论。单照常识判断,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有这生命,否则失了生物的意义”(《我们现在怎么做父亲》)。

    孔子不同。孔子既然没有对人的生命的生物性的认识,他就“跳过了”这最根本的对于人的生命的意义、价值的认识基点,他直接要求人的生命价值的道德性、“道”性。“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姑无论孔子的“道”的具体性质和内涵,希望和要求生命有比生物性意义更高的意义,不能说不对;但无视人的生物性生命的意义,必然抹杀人的普遍的生存权利,必然歧视、蔑视不合乎自己认同的“道”的人的生命,必然心中暗藏着杀机,一有机会就会滥杀无辜,为了一己的私利。

    孔子不顾生命的生物性存在,谆谆教导他的弟子提升生命的意义,这合乎孔子之道,却违背人性,违背人情。

    3.鲁迅从人的生命的生物性这一基点出发,承认生物性的“食欲”是天性,承认保存生命的必不可缺的温饱。“生物为保存生命起见,具有种种本能,最显著的是食欲。因有食欲才摄取食品,因有食品才发生温热,保存了生命。”(《我们现在怎么做父亲》)所以在“一要生存”之后,提出“二要温饱”,并且认为“食欲的根柢,实在比性欲还要深,在目下开口爱人,闭口情书,并不以为肉麻的时候,我们也大可以不必讳言要吃饭”(《听说梦》)。

    人必须吃饭才能生存,吃饭是要钱的,吃饭不要钱的时代远远没有到来,也不知道会不会到来。所以鲁迅因此醒悟,中国士大夫“口不言钱”、“蔑视”钱的清高传统是矫情,是不切实际的。钱,就是经济,因此鲁迅极其重视经济及经济权在保障人的独立上的必不可缺性。他特别强调妇女解放、妇女独立,妇女要取得和男子同等的地位与权利,必须取得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

    孔子不同,孔子谆谆教导他的弟子的,是强调:“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论语·学而》);表扬的是:“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这也是合乎孔子的“道”,但是违背人性、违背人情的。

    4.鲁迅从人的生命的生物性这一基点出发,承认生物性的“性欲”是天性,承认性欲是延续生命所必不可缺的。因此,对于“性欲”与“性交”、“爱情”、“婚姻”保持着平常心,指出“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反对禁欲,认为禁欲使人心理产生病态。

    孔子对于性,大概是交了白卷的吧?一部《论语》,不见精通的人读出有关谈性的内容,除了“子见南子”。一句“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都把性注释与解读为“人性”。 

    5.鲁迅认识到人的起源,人的历史的进化论:

    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它的病根何在?(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

    鲁迅对于人性的思考,重点在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思考,实际是对于中国汉民族民族性的思考。我觉得可以综合他的有关论述,概括为下列公式:

    人性都带动物性,而非只有动物性;

    人性都带性别性,而非只有性别性;

    人性都带血缘性,而非只有血缘性;

    人性都带地域性,而非只有地域性;

    人性都带时代性,而非只有时代性。

    孔子对于人性,直接讲到的,只有一句话,见于《论语·阳货》:“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还有一句是他的弟子的感慨:“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是说明人之性天秉相近,而后天的活动令各各拉大差距。这是对于人之性在人一生中的变化,先天与后天对人之性的关系,无关具体内涵。    归纳起来,鲁迅与孔子的第一个根本分歧,是在对于人的认识,对于人的生命的价值观的分歧。鲁迅是以生物性为基点的,理想的人性的“人”;孔子是以“道”为规范的,家族制度与礼教的“人”。

    第二,是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念的根本分歧。

    鲁迅青年时期,即吸纳近现代世界人道、人权、平等、自由、张扬个性的思想,认为人类社会“根柢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文化偏至论》)。这是“人”的觉醒。因而振臂高呼“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破恶声论》)。

    鲁迅呼唤破除两千多年来的各种专制把人当奴隶,而不把人当人的儒家正统的家族制度和礼教,建立合乎人性、富于人情、人格独立、人人平等的政治、经济、道德各个方面的新的社会关系。鲁迅思想及人格的根本特质,在自觉自己的奴隶地位,和奴隶站在一起,为争取“人”的资格而奋斗终身。

    事实就是这样不幸。鲁迅纵观历史,横看世界,看出“人”是分裂的,分裂成各种群体,无论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宗教、思想与文化,各个方面都是这样的分裂,甚至达到你死我活的不共戴天的程度。

    孔子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规范,那大纲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根本特质就是“孝”和“忠”、“敬”和“无违”,即服从。孔子生在男性主宰的时代,当时的正统思想,在对待女性方面似乎已经更加严厉。孔子自许“吾从周”,可是他对于周武王的“予有乱臣十人”要强调“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他会见南子,在弟子中引起质疑,严重到孔子要赌咒发誓。这和他把女子归入“小人”一类的两性思想、社会思想和教育思想是密切相关的吧。他更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女儿和侄女,嫁给他看重的人。我们不能苛求孔子要有两千年后才普及的男女平等的思想,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孔子的“男尊女卑”的思想的事实。

    占人口一半的女性既然已经划入另类,那一半的男性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呢?孔子用“孝”、用“恩”建构“父父子子”的儿子服从父亲的关系。儿子在人身上依附父亲,在人生道路上遵循“父之道”,甚至“无改于父之臣”。这是根本原则,是必须坚持的,是一条“凡是”的“纲”。虽然孔子智慧过人,看到并认识到“父”与“君”也是会有“错”,也有“非”,做出有“害”的事。身为“子”的、身为“臣”的怎么办呢?孔子的思想是可以劝劝而已,当为父为君的不听的时候,还是得服从,而且是心悦诚服、笑容满面。哪怕是历史上的错误,根本原则是不能动摇的,所以必须是“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历史必须遮蔽。历史之“咎”的责任不要追究,不能追究。

    孔子是伟大的智者,他看到实际生活中人的差异:天赋的差异,性别的差异,地位的差异,职业的差异,财富的差异,道德的差异,等等,但他采取“少数”主义。对上,他寄希望于“圣人”及其统治;对下,他采取培养“君子”路线。对大多数他要求服从。

    第三,是鲁迅与孔子人生志向与人生道路的根本分歧。

    1921年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序》中回忆说:“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1922年在《〈呐喊〉自序》中又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新文化兴起以后,鲁迅投身其中,终身不渝为“立人”,为改变中国人,而进行“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鲁迅“立人”的基点在“下等人”—奴隶—被压迫者的解放,通过各种斗争,挣脱奴隶的锁链,废除人身依附的道德,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为“人”。

    孔子的志向在做官,依靠诸侯的政治权力,实行他的“德政”,赐予民人以“仁爱”,再造一个“东周”。孔子的希望在圣人、仁人,而基点在“君子”。孔子终身“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地开门教学,开辟私学,造就人才,也是为了“学而优则仕”,从政做官,实行他的政治理想。

    鲁迅选择的人生道路是从事文艺创作,业余的与专业的,关心着政治,参与政治,而不投身政治。辛亥革命后,他在教育部做了十五年佥事——科长,虽被诟骂为“小官僚”,其实是“公务员”而已矣。期间还在大学一中学教书,最后摆脱这一切,专业从事创作,被赞扬为“自由作家”。其实,这都不是关键。关键在鲁迅对于政治家的认识。他专门论及《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说:“政治家想不准大家思想,而那野蛮时代早已过去了。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统一,偏见如此,所以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这是鲁迅的原则。考察鲁迅的一生,他的参与政治、支持革命,即使和当时革命政党中的人物有个人交往,他像政治家去“参政”、“议政”的事,还没有。有的,是对政治家的政策,国民党的和共产党的,公开提出批评。

    孔子和鲁迅根本不同,孔子志在做官,想利用官的权势推行他的政治理想。为了做官,孔子周游列国。孔子青年时期,做过一次官,是《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    

    孔子做官时间最长,长达五六年,最大,达到代理总理,政绩最显著的,是在鲁国定公时期。孔子做官行政的时间,总计也不短,特别是做到大司寇,摄行相事的高位。官场的表现和经验,可以说是丰富的。

    (摘自《鲁迅与孔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定价: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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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孔子的根本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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