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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7月26日清晨的江西省南昌市附近，3架飞机振翼腾空，在试飞站上空变换编队，做着种种特技表演。两天后，《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上发表了新华社的报道《我国自制飞机成功》，这标志着我国航空制造工业的光辉的开端。
从修理走向制造的航空工业道路
新中国刚刚成立，朝鲜战争就爆发了。我志愿军赴朝后，时有因不掌握制空权，地面部队和交通线处在美军空中威胁之下的情况。毛泽东指出：“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建立了很强大的陆军。但是，我们没有空军对付头上的敌机。今天，我们有了建立海、空军的条件，应当着手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和一支强大的空军。尤其是空军，对于国防极其重要，应当赶快建立。”
其实，早在1949年3月，国民党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起义时，毛泽东就提出：“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那时，还只是初步的想法。
而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聂荣臻等随即着手研究筹划创建中国航空工业事宜。
时任东北邮电总局党组书记兼第一副局长的段子俊，突然接到中共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召见的通知，匆忙赶到东北局驻地。一见面，李富春就告诉段子俊：“中央决定成立航空工业局，要调你去工作，而且马上就组团到莫斯科，与（前）苏联进行援助我国建设航空工业的谈判。”
关于中共中央筹建航空工业及赴苏谈判的具体精神，李富春向段子俊简介说：“一、以最快的速度解决航空工业建设问题；二、在技术准备上，主要靠苏联的力量；三、工作如何组织起来、组织的形式，要认真而慎重地考虑。”最后，李富春说：“火车票已经替你买好了，今天就出发去北京。”
段子俊匆匆赶到北京，参加了在西花厅连续两次召开的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进行得很热烈。在会上，讨论更多的是发展道路问题。对此，周恩来指出：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是先有空军，而且正在朝鲜打仗，大批作战飞机需要修理，这是首先要解决的。
针对中国先有空军，后有航空工业的特殊情况，周恩来叙述了由毛泽东审定的先修理后制造，再自行设计的航空工业建设方针。原则是“由小到大”，在设计建立修理工厂的同时，就考虑以后转为制造厂的问题。
周恩来在总结发言时说：“我国是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五六亿人口的国家，靠买人家的飞机，搞搞修理是不行的。”
会议还商定了组团赴苏联的事宜。关于谈判，周恩来已代表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打了招呼。会上定下谈判代表团由何长工、段子俊、沈鸿三人组成，何长工担任代表团团长。
周恩来向代表团成员们交代说：“我国的航空工业没有什么基础，因此同苏联谈判，原则上是依靠他们，请他们帮助我们建成配套的航空工业，道路是由修理走向制造。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刚刚建国，底子薄，还很穷，搞大的没有力量。”
谈判获成功，中国航空工业就此起航
1951年1月1日，何长工、段子俊、沈鸿三人，带着周恩来“要谦虚、谨慎，要向苏联同志说明我国航空工业没有基础，希望他们帮助”的一再嘱咐，在北京登上苏制“伊尔—12”型飞机，经赤塔前往莫斯科。
在正式谈判前，何长工先单独约见了苏方的谈判主持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维是久经沙场的老外交家，曾出任过驻英国大使，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且谈吐举止幽默风趣。
何长工俄语讲得不太好，但法语讲得很好，所以常用法语、英语、德语同维辛斯基交谈。维见何长工能操数国语言，很奇怪，问道：“你是干什么的，是位将军吗？”将军，对率兵打仗几十年的何长工来说当之无愧，但他想活跃一下气氛，就用俄语答道：“我是个游击队员。”
当何长工把话题引到此次来访的主要目的时，老外交家带着几分狡黠说：“关于创建航空工业，你们的困难是很多的，看来这笔生意不太容易做呀。”
何长工说：“这有什么难的！毛泽东主席一个电报，斯大林元帅一批准就解决了。你真是个外交部长啊！可中、苏之间，大概应该讲内政，不应该讲外交吧？新中国刚建立不久，工业基础薄弱，搞航空工业，没有苏联的帮助就寸步难行……”
见维辛斯基还是一副外交家的审慎，何长工继续说道：“维辛斯基同志，你仔细想想，我们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好容易夺取了全国性胜利，我们是带着胜利的旗帜，胜利的成果来跟你们谈判的。你们应该有信心帮助我们，你们不能老当‘总后勤部长’。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一万多公里的单线铁路，打起仗来，你们支援得上吗？帮我们搞起来，你们的负担就减轻了。”
听了何长工的这一席话，维辛斯基诚恳地说：“何同志，我接受你的意见，我先召集几个部来商量一下。既然客人进了门，不能不谈，可是你们也要有个思想准备，谈判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
谈判当天，苏联方面组成了由维辛斯基负责的七人委员会，成员来自外贸部、国防部、航空工业部、航空工业总设计院等单位，由此可见其重视程度。
谈判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建设航空工业的道路和原则。开始时，苏方对中方提出的由修理到制造的方针不理解。他们认为先谈修理的问题，制造是以后的事，此次不必考虑。何长工、段子俊反复解释了要有长远观点的意义，强调一开始就要从布局、土建、设备安装等方面考虑向制造的过渡。经过力争，苏方接受了中方的意见。
第二个问题，是修理的规模，谈得比较顺利。双方议定当年修理发动机1500台、飞机300架，主要机型是米格-9、米格-15，雅克-11、雅克-18，拉-9、拉-11等。建设规模为年修理量发动机3000台、飞机600架。
最费周折的是第三个问题，即工厂的设计在哪里进行。苏方一再坚持在莫斯科设计，送图纸到中国依照施工。何、段则反复指出这样难以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因为基本建设很复杂，要在选点、水文地质勘探的基础上进行设计。我们不能为修改与现实脱离的图纸，整天乘飞机往苏联跑。最后，苏方放弃了在其国内设计的原设想。
谈判协议签字的前一天，何长工与北京通了电话。周恩来接电话就急切地询问：“长工，怎么样？”何回答：“谈判顺利成功，明天可以签字。”继而叙述了争取到流动修理列车、设计在中国进行等条款。周恩来认为比较理想。
本来，协议签订、斯大林点头同意后，代表团就可以回国了。但苏联有关部门具体展开工作，还要等正式的批文，因而考瓦里建议中国代表团留一个人，既等批文，还可以商讨一些具体问题。于是，段子俊被留在了苏联。
段子俊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奉调受命筹建中国航空工业的，这对他来说是陌生的领域。因此在逗留苏联的日子里，他接连参观了苏联飞机、发动机修理厂，伊尔-14飞机制造厂，航空材料研究院，航空工艺研究院，航空轴承厂等部门，以加快加深对航空工业的了解和熟悉。
3月末，从苏联一回到中国，段子俊立即投入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的紧张工作之中。为了保障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创建工作，进入运行，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于1951年4月17日颁发了《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
中国制造试飞成功，航空工业迎来“黄金时代”
1954年7月26日清晨，在江西省南昌市附近，平素显得有些荒凉的国营320厂试飞站，突然人声鼎沸。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江西省政府主席邵式平、省委副书记白栋材、空军副政委吴法宪、二机部四局的负责人、总顾问以及空军、海军、中共中央中南局的领导，汇集在这临时搭架的主席台上。
在简陋的飞机跑道起飞线上，三架军绿色的飞机翘首待飞。赵尔陆为飞机剪彩后，绿色的信号弹划破长空，三架飞机振翼腾空，在试飞站上空变换编队，做着种种特技表演。
这三架飞机，是原计划中预定于1955年第二、三季度试制完成的雅克-18教练机。两天后的《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了新华社的报道《我国自制飞机成功》。报道说：“7月26日，在某地隆重地举行了试飞典礼大会，在雷动的欢呼声中我国首批自制飞机飞上了祖国的天空。”报道称：“这是我国航空制造工业的光辉的开端。”
自制飞机试飞成功的消息，引起了举国的兴奋。毛泽东的一位秘书，在与四局局长王西萍不期而遇时说：“这可是件大喜事呀！应当请毛主席题词，给工厂鼓励鼓励。”王西萍顺水推舟地说：“那再好不过了，此事就拜托你了。”
后来，这位秘书捎话说：“毛主席在考虑生产技术上的事由他题词是否合适，还是由主管部门先起草个东西，送他看看再说。”王西萍随即起草了一封汇报信，送往中南海。
8月1日，四局就收到了毛泽东的嘉勉信：
“第二机械工业部转国营320厂全体职工同志们：
7月26日报告阅悉。祝贺你们试制第一架雅克-18型飞机成功的胜利。这在建立我国的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一步地掌握技术和提高质量，保证完成正式生产的任务。”
两年后的同月，米格-17喷气式战斗机也制造出来了，并试飞成功，比预定计划又提前了一年。9月8日，庆功大会在新中国航空工业局诞生地沈阳召开。聂荣臻元帅、国家科委主任韩光、司法部部长史良、轻工业部部长沙千里、建材部部长赖际发、军委装备部部长万毅等，都到会观看了飞行表演。
周恩来亲自批准，奖金两万元，鼓励试制单位。毛泽东也分外高兴，说：“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
这些成就都诞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的航空工业由此崛起，因此航空工业战线的老人，都称那个时期为航空工业的“黄金时代”。
（读者秦国贞摘自《红墙记忆——大事件小细节》，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1月版，定价：3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