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告诉邓小平，他可以派10万人”

    1978年7月10日凌晨3点，美国白宫的电话骤然响起，总统吉米·卡特被从睡梦中惊醒。电话来自北京，打电话的人是总统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国访问。“我正和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他问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他问能不能派5000人。”卡特想了一下，说：“你告诉邓小平，他可以派10万人。”

    这一年，红色中国在经历一场迷途之后，开始被邓小平扭转航向。邓小平刚刚重获权力，他迫不及待地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他说，要成千上万地向外派遣留学生。美方没有料到，中国竟然会主动推开这扇留学之门。

    邓小平打电话给教育部长，要求中美建交之前，第一批留美人员必须到美国。几个月后，当他访问美国时，52名留美人员还应邀参加总统夫人为邓小平夫人卓琳举办的招待会。招待会后，卓琳把他们叫到一起，告诉他们：“国家派你们来不容易，你们学成后要回国，你们要是不回去的话，小平同志要着急的。”

    强烈的“开放”信号：成千上万地派留学生

    1978年时的邓小平只拥有有限的权力，他拥有广泛的声望，但是在行政层级上他只是国务院的一个分管教育的副总理。这已经足够了，对于一个历经磨难的元老级领导人来说，他散播的政治信号拥有无限扩大的后续波动。其中一个强烈的“开放”信号就是：加大派遣留学人员。

    当时的中国大陆，原本只开向苏联、东欧的留学之门也彻底关闭。“文革”10年期间，中国仅仅向21个国家派出337名留学生。1974年前后，一些美国教授开始给北京的一些大学和1949年前曾留美的教授写信，“希望到中国做研究，交流合作”。但都未能收到回信。美方一直提出要交换学生，中国一直没有接受。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和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一起，听取清华大学校长刘达的汇报。谈到派遣留学生问题时，他说：“我赞成加大派遣留学生的数量，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今年派3000出去，怎么选派，派到哪里，教育部研究一下，在这方面多花些钱是值得的。”

    “当时的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听了小平同志的指示，回来以后很快就向我们作了传达。”时任教育部外事局副局长李琼说，“看得出来，蒋部长当时很兴奋，因为小平同志的决心魄力非常大，我们听了也很兴奋。”

    李琼认为，当时，确立改革开放路线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而邓小平关于扩大增派留学人员的指示已经充分体现了“开放”的思想。她印象特别深的是邓小平关于留学生管理的指示：留学生管理方法也要注意，不要那么死。留学生可以住在学校，也可以住在外国朋友的家里。暑假还可以让他们回来一下，了解国内情况。

    当时的背景是，中国在留学生多的国家，增设了使馆的教育处（组），但对留学生的管理，多采取大包大揽的办法。甚至规定留学生外出要二人同行等等，更不要说住在外国人家里了。经费管理办法也很死板和拘泥，曾规定，公派生取得国外奖学金，高于政府规定标准的，还要上缴。邓小平的话等于为这些禁锢开了锁。

    李琼说:“当时我们在留学生管理问题上还有些害怕，担心叛逃一个不好交待。”

    “小平同志认为，不能把留学生圈起来，要放开手，让他们接触派往国的社会和群众。留学生不能光学习科技知识，还要广泛了解国外经济社会状况。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什么了不起。”李琼说。

    “你先把人给派出去，不要怕跑， 跑1 0 % 、20%，还有80%”

    邓小平6月23日谈话中，指示教育部尽快拿出一个报告。十几天后，《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就交到了国务院。报告里提出了一个数字：3000人。

    这个报告刚刚递交，反对的声音就接踵而至。有人担忧，这样大规模派留学生出国是史无前例的，人派出去不回来怎么办？当时还有看法认为，“文革”过后，国内的高校都在恢复、整顿，有很多学科空白，“我们确实要利用外国教育资源，但关键是不能派这么多人，也不应以大学生为主，而要以研究生和进修为主。”

    邓小平说：“你先把人给派出去，不要怕跑，跑10%、20%，还有80%。”

    7月7日，美国总统卡特的科学顾问普雷斯博士率领美国科技代表团与方毅在人民大会堂会谈。对互派留学生一事，美方只是作为谈判筹码。普雷斯在上午提出可以互派留学生时，中方并未给予回应。但下午会谈即将结束时，方毅突然提出，中国政府要谈的最后一项，是1979年想先派500个学者到美国进修学习。

    随后，来自美国科技、农业、地质和卫生等研究机构的代表，分头跟中国同行商谈合作交流事宜。唐占晞陪美国地质研究所的人去了北京地质学院，但“因为政治的问题，没有办

    法谈妥”。“当时还没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基本路线还是阶级斗争，不是改革开放。”

    7月10日，在会见普雷斯时，邓小平强调，美国的科学技术在很多领域比其他国家先进，中国迫切需要获得帮助，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他提出派人到美国学习。随即，卡特总统在凌晨3点接到了普雷斯的紧急越洋电话。

    8月，教育部的报告获国务院批准。首批留学生派遣工作立即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邓小平这么看：现在我们迈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学水平，一方面要派人出去学习，这样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

    “建交之前，第一批留美人员必须到美国”

    在普雷斯回到华盛顿3个月后，向方毅发出邀请，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赴美商谈有关留学人员的事宜。

    经过商谈，中国教育代表团定于1978年10月访问美国。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担任代表团团长，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则以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代表团顾问的民间身份出访。谈判的

    对手则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理查德·阿特金森、国际交流署署长以及白宫、国务院的有关人员。

    在华盛顿的谈判进行得异常艰难。双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留学生人数和专业范围。反复商谈后，双方同意，“在1978至1979学年，美方接受中方500名至700名留学生、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中方接受美方60名留学生、访问学者”。

    会后，唐占晞接到通知，到国家科学基金会找罗宾逊先生。“听说‘红色中国’要派学者到美国来，怎么回事？”罗宾逊问。“白宫要开始跟中国交流。”唐占晞答。“多少人？”“第一批，500个。”

    次日，唐占晞发现开会地点改在一个小会议室。坐着的10多个人来自空军、国防部、联邦调查局( FBI)、中央情报局(CIA)、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等部门，大都是情报人员。

    这些人从国防的角度，指出有一些学术领域，外国学者尤其是苏联和中国的学者不可以涉及，并划定了一系列范围。

    接下来，李琦带人留在华盛顿谈判，周培源则带队去考察美国的大学。

    在美国停留13天后，代表团终与美方达成11项“口头谅解”，并议定，“双方鼓励两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学者之间进行直接接触”。

    这份勉强通过的“谅解”只是一个民间性质的约定。“谅解”里称：双方同意包括学生、研究生和学者的教育交流计划。明确了美方在1978-1979年度，将接受来自中国的500-

    700名留学人员；各方尽量满足对方学生和研究方面的要求。

    据当时的谈判人员回忆，“谅解”中还有一条是“可提供奖学金”。那时候，因为信息渠道太少了，所以谈判人员对美国接受留学生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不知道获得奖学金的要

    求，所以当时就提出了一条是“可提供奖学金”，意思就是你提供就提供，不提供就算了。

    代表团回国后，教育部的首要任务，是选拔出首批50名留美人员。这50个人原定在1979年9月赴美。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交。唐占晞当天就接到教育部打来的电话。“邓小平同志昨天亲自打电话给部长，要求建交之前，第一批留美人员必须到美国。”

    首批52名赴美留学生打开了新的历史

    当时在教育部外事局出国处工作的郭懿清参与了选拔派遣首批赴美留学生工作。据她回忆，当时工作紧张，因为选拔工作实施起来并不容易。主要通过政治、业务、外语、身体这四个方面来考察。

    当时还要考虑到中国急需的专业。邓小平说，主要派出自然科学领域的留学生。教育布就按照这个指示增加了理科、工科专业背景学生的比例。

    为了节约时间，首批留学生选拔范围局限在在京重点院校、科学院系统等，以及天津、上海等地。

    外事局确定了50人的名单。他们需要向美方递交个人信息资料，按照美国的规定赴美国进修的访问学者，在递交个人资料时，需要有两名教授、学者的推荐信。有自己解决不了的，就由教育部想办法解决。当时，写推荐信不像现在那么容易，因为当时中国的学者难被国际社会了解，也就难以达到推荐的目的。

    为了保证这些留学生的进修质量，这些人到美国以后首先进行3个月的语言强化训练，之后再分赴各个学校。

    出国之前，这50个人被送到设在北京语言学院的出国人员集训部集训。集训内容除了国际国内形势、留学有关规定、出国外事纪律，还包括一些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生活常识——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国外报纸不能用来擦屁股，会堵塞马桶。这批人出发前在国内买了很多手纸，带到美国去。

    集训期间，每人得到700元置装费。他们几乎都做了同样的选择——当时国内最好的黑色“银枪呢”大衣，还有一样的西服，一样的皮鞋和包。

    周培源在北大的学生姜伯驹和张恭庆，当时恰好获得美国的奖学金，即将去进修。首批留美人员，于是变成52人。

    1978年12月26日的那个雪夜，在首都机场，看着5 2个“几乎一模一样”的中国人离开祖国赴美。出发当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接见全体成员。当晚，周培源和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亲自到首都机场为他们送行。

    当时中美尚未直接通航，访问学者团由巴黎转机赴美。在巴黎机场，中国驻法国大使告诉“52人团”成员之一的柳百成：“我们得到消息，在纽约机场有外国记者要采访你们。你们是否接受采访？”柳百成和其他人商议之后决定：“接受。”

    他们在飞机上起草了一份声明，柳百成至今清楚记得声明的内容：“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美国人民也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不仅是为学习美国的科学技术而来，也是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来。”他们在纽约机场灯火辉煌的接待大厅里对几十名西方记者宣读了这份声明。

    柳百成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学习了两年，他最深的感受是，美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令人惊叹：“当时我还没见过计算机，而在美国房东家里，三年级的小学生都有了一台苹果电脑。”

    柳百成认为，留学经历对他的学术成长起到了关键作用。他运用美国的先进仪器，首次进入了材料科学的微观世界。他和美国大学本科生一起选修电脑课，回国后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计算机模拟仿真研究，用高新技术带动和改造铸造这一传统产业，取得了丰硕成果。

    首批52名赴美留学生当中，除一人延期外，均在两年后按时归国，大多成为中国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那52个人的档案，作为真实的历史记录，被存入国家档案馆。

    翻开史料，自1872年清政府派出首批官费赴美留学生至1978年，106年间，中国出国留学生总数只有14万人。而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达264万人，分布在100多个国家。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开启了中国留学史一个全新的时代，引发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留学潮。

    （综合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