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政治新布局中的留学部分
中国的政治周期与领导人换届步调一致。去年秋，中共十八大召开以后，新一届中共中央先打外交战略牌，后谋国内政治经济稳定，各条战线工作紧密细致推进，留学工作也是其中一环。
七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唯一有过海外留学经历的成员是张德江，他在1978年8月被派赴朝鲜留学，在金日成综合大学经济系学习，并任留学生党支部书记。
国务院新任总理李克强曾经差一点成为赴美留学生，他在北京大学毕业前夕，同学们都纷纷选择赴美或赴法留学，李克强用两个月的时间复习了有关课程，雄心勃勃地准备留美考试。这时，上下左右都说：“李克强这次稳拿！”但是，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江看中他的领导才能及沉稳性格，最终把他给留下，当了共青团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10位开国元帅中有6位在国外留学或工作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政府委员共63人，在国外留学或工作过的42人，占三分之二。
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即时称毛刘周朱陈林邓的7大常委中，除毛泽东外，其余6人均有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经历。
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中，邓小平曾经先后多年留学法国/苏联。中共的第三代领导核心中，江泽民、李鹏、李岚清、刘华清等都曾留学前苏联，至于中央各部委及地方各省市负责人中留苏（东欧）学生如钱其琛、邹家骅等也有相当数量。
在江泽民主政时期，中国政坛一时涌现不少“海归”高官，他们留学的国家相对广泛，如政治局常委罗干留学东欧，军委副主席曹刚川留学前苏联，国务委员陈至立留学美国，科技部部长徐光华留学瑞典，教育部长周济留学美国，商务部长吕福源留学加拿大等，但相对而言，其中留学欧美者占多数。
十八大之后的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求知期，正遇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中国留学史的一个“断层”。不过，亲身留学经历只是了解海外的一种途径，从新任领导人身上丝毫看不到他们对于世界的陌生感。相反，习近平、李克强等尽显大国领袖风范，在国际舞台上毫不怯场。
习近平首访俄罗斯，延续“盟友”情谊，继而访问“老朋友”非洲三国，二次出访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庄园会晤”，又在“美国后院”拉丁美洲转了一圈。李克强首访南亚，重唱“睦邻友好”，继而出访瑞士、德国，疏通欧洲贸易之路。漂亮的外交弧线上，点缀着新领导人对留学工作的关切，对留学生的关爱。
2013年6月7日至8日，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没有欢迎仪式，没有21响礼炮，不打领带，两场会晤，一次晚宴，一起散步。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安排，体现出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中国有近19万学生在美留学，美国有2万多学生在华留学，人文和地方交流广泛而活跃。中美两国每天都有上万人到访对方国家。
时间往前推早一年，在2012年2月，习近平以国家副主席身份在在华盛顿会见了中国驻美大使馆工作人员及侨学界代表。他在讲到留学生部分时，专门引用了毛泽东“你们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名言来鼓励大家，希望今后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回到中国发展，都不要忘了报效祖国。
李克强与留学生的故事最有名的是泰国的一场“偶遇”。2013年10月12日，正在泰国访问的李克强在曼谷卧佛寺偶遇广西民族大学赴泰留学生赵婧等6名同学。听闻学生们昨天刚通过泰语考试，李克强很开心，邀请大家合影留念，希望他们用所学为国家服务。女生方圆圆（音）说，“在国外见到我们的领导人很有归属感，很亲切。我现在都想哭了”。
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北京市新增张学记、胡鞍钢为出席中共十八大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就注意到两人都具有海外留学归国的经历，实际上，除张学记、胡鞍钢外，在当选中共十八大代表和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的学者之中，不乏留学归国经历者。汪玉凯认为，这是一个积极信号，“多名归国留学人才当选党的十八大代表，这是党重视人才、重视知识分子的表现，能够吸引更多的海外优秀人才回国，报效国家”。
十八大报告作为新一届中共中央的施政总纲领，明确了“开放”的总基调，中国政府以更自信的姿态与世界发生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下，留学工作加速前行。十八大召开一年后，习近平借欧美同学会成立10 0周年庆祝大会时机，集中谈论“留学”话题，演讲全文约4 0 0 0字。他用大幅章节肯定了留学生对中国近代发展的历史贡献。
贰 从“统战”到“揽才”
大约有3 0 0 0多人现场聆听了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 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演。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是听众之一。他受访说，习主席的讲话对欧美同学会做出新的定位，欧美同学会原来的定位是“桥梁、纽带、留学人员之家”，习主席新要求是“留学报国的人才库、建言献策的智囊团、开展民间外交的生力军”。
清末乱世中，一批海外留学生组织在了一起，组建了欧美同学会。1913年成立之初，欧美同学会并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后来会员们集资购买了北京南河沿街老喇嘛庙“普胜寺”作为会址，几次重修扩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高级俱乐部。
欧美同学会由外交官顾维钧最早提议组建，据他说，成立之初“丝毫没有政治目的”，但同学会会员都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界精英，没有政治目的却并不讳言政治，爱国思想十分强烈，经常对国是表达自己的态度，其中最有名的两次发声当属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25年的五卅惨案。
1949年后，欧美同学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滞留国外的知识分子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此间欧美同学会将石达子庙的全部房产都租给全国政协创办的“文化俱乐部”，只保留了一间小小的办公室。据说有一次周恩来路过南河沿路口看见“欧美同学会”的牌子，便停车进去了解情况。当他听说同学会一个月的租金只有200元，连开会都没有场所时非常感慨。
周恩来是有过留学背景的领导人，而且外交工作一直属于他的直接管理范围，在媒体报道中多见他对留学生和留学工作的殷切希望。另一位同样具有留学法国经历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航程，他也同时是重启留学工作的重要推手。
邓小平要进行改革开放，决定成千上万地派留学生。他向美国总统卡特的特使要求，是否可以派5000名留学生，卡特回答说，你可以派十万人。从此十年间，有九万多人走出国门留学。1987年，邓小平为《欧美同学会会刊》题写刊名。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同样与欧美同学会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共十四大、十五大时期，当时国家政治局一共八个常委，七个是与欧美同学会有密切关系的，比如江泽民、李鹏、刘华清、李岚清等都是欧美同学会会员。
欧美同学会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中共中央统战部代管。从管理序列上可以看出该会所承担的“统战”角色。2003年，“欧美同学会”增冠“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会名。
在中共最高层新老换届之际，江泽民为欧美同学会题词“学习奋斗、团结奉献”，为新增冠的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亲笔题写新会名。他对欧美同学会的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成为党联系留学人员的“桥梁和纽带”，成为党和政府开展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努力成为“留学人员之家”。
目前欧美同学会在北京及全国二十四个省，都有他们的组织，共有会员三万七千多人。其中，有3 0 0多人是国家副部级以上干部。三分之一的中国科学院院士、60-70%的国内各大学校长、9 0％的各大医院院长及科室主任，都是欧美同学会会员。为人耳熟能详的吴冠中、杨振宁、吴祖强，及年轻一代的李彦宏、张朝阳、杨澜、邓亚萍，以及神六、神七研发小组的每一个成员，都无一例外地隶属于欧美同学会。
新时期，习近平将欧美同学会的职能做了新的扩充性定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刘宏认为，这种新的定位既有历史的深度，又对当代政治和未来的发展有具体的表述，有两点感触很深，一是他用相当大的篇幅强调了人才的重要性，二是讲到海外人才可以在民间外交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他谈到很多海外民众是通过类似欧美同学会这样的组织或在海外华人来了解中国，海外华人群体，特别是高端人才，能对海外增加对中国的了解发挥积极作用。
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陶景洲说：“习总书记提出，海外留学人员要发挥桥梁作用，使外国民众能了解中国，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很多时候我们还不能用外国民众懂的语言讲述中国的事情，很多时候感觉还是你说你的，外国人也听不懂，他们说他们的，我们也一知半解。”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马文普说：“习总书记的讲话是一个历史性的讲话，对欧美同学会100年来的历史作用、历史意义和作出的贡献进行了总结；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讲话；是纲领性的讲话，有理念、有政策、有方向、有使命和任务，很全面。”
叁 “新十六字” 留学方针
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 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延伸和扩展了延续几十年的中央留学方针。在原来“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基础上，增加了“发挥作用”。
这反映出国家对留学人员群体的更加重视。在新条件下，留学人员会成为中国人才的重要来源，成为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来源。
“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中央留学方针最早确定于19 8 0年代。1978年6月23日，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教育部关于清华大学工作汇报时，作出了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他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教育部要有一个专管留学生的班子”。
教育部在最短的时间内确定了“突出重点、统筹兼顾、保证质量、力争多派”的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生选派原则，于当年7月11日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的数量的报告》，同时作出了30 0 0人派遣计划。教育部于1979年在全国11家高校建立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负责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员的行前外语培训和思想教育工作。
1978年7月美国卡特总统科技顾问弗兰克普雷斯( D r .Frank Press)向方毅副总理发出邀请，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去美商谈中美互派留学生的有关事宜。与美国达成协议后，国家教委陆续与西方十五国先后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
与西方世界隔绝了30多年之后，1978年12月首批50名赴美留学人员到达华盛顿，进入各高等学校。从1978到1989这十年中，经国家教委派往前述各国的留学生达到96100人，其中公费派出的2 9 9 9 0人。大门一开，被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断和抑制了20多年的留学渴望迸发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留学潮。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264万，留学回国人员达到109万人。
“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十二字出国留学工作方针中，“来去自由”四个字来之不易，在过去三十年间受过质疑。近代以来后进国家向先进国家派遣留学生的根本目的，是希冀他们学成归来，把所学知识和本领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中国的情况亦然。“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核心也是鼓励回国工作，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为祖国服务。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说：“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要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
有一段时间，人们对不少出国留学人员滞留不归反映强烈。不少留学人员自己也说，既然出国深造是国家出钱，理应学成归来，并称这叫“公派意识”。当此之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的江泽民亲切地接见了留学回国人员，他说：“派遣留学生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一部分，中国派遣留学生的政策不变”。在另一次中央会议上，江泽民更明确指出，对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滞留不归或晚归的留学人员，要采取通情达理、不伤感情、耐心争取的方针。这使“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十二字出国留学工作方针得以继续延续。
特别是随着自费留学的出现和扩大，出国留学就再也不仅仅是由政府教育部门按国家功利目的选择一部分人派遣出国，而是成为公民受教育权利的一种扩展、提升及自主实现。留学活动逐渐由纯粹的国家功利目的，向国家功利和个人功利相结合转变。
在“来去自由”成为留学工作普遍共识的新时期，习近平新补充“发挥作用”丰富了中央留学方针的含义，而且在他的演讲中，“发挥作用”有着双重含义，回国工作，热烈欢迎，留在海外，通过“多种形式”为国服务，总之，要“报国有门”。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受访时说，留学人员将为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发挥重要作用。未来三十年，中国要建成创新型国家，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而创新型经济的实现最重要的是依靠人才。人数众多的留学人员，将继续扮演高端引领的重要角色，为改革开放任务发挥支撑作用。
德国波恩大学国际关系终身讲座教授辜学武注意到，习近平的讲话里面有几个新的提法，让在国外学习工作的人觉得是一个新的机遇。他提到让留在国外的人有报国之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国留学人员达到264万人，留学回国人员达到109万人，60%的人出去还没有回来，还在海外，但是这些人也想报国。
肆 国家人才引进计划全面升级
目前，国家层面的人才引进工程有5个。“百人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均是在1990年代推出。2008年，在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指导下，成立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小组，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16个国务院部委机构组成，负责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工作小组连续推出了“千人计划”（包括千人计划A项目、B项目）和“青年千人计划”两个重大人才工程。
“千人计划”和“万人计划”均在胡锦涛主政期间推出，由时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牵头组织。20 03年9月30日，胡锦涛在接见全国留学回国人员先进个人和先进工作单位代表时说：广大留学人员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党和国家历来是重视留学工作的。20 03年10月8日，胡锦涛在欧美同学会成立9 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在亿万人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的伟大进程中，广大留学人员完全可以大有作为，也一定会大有作为。
2010年7月28日，受党中央、国务院邀请，70位国家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千人计划”入选专家到北戴河休假。国务委员刘延东、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前往看望。这是中国给予知识分子的高级别政治礼遇之一。此前，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曾被邀请参加60周年国庆大典的观礼活动。中组部还特别在中央党校举办了“千人计划”专题培训班，以便“千人计划”高层次人才更好地了解并适应国内的环境。
在这场人才战略的政治动员中，中央要求各省、区、市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制定本地区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有针对性引进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地域之间存在明显的竞争性，甚至“千人计划”成为地方和部门的政绩工程。
决策层的态度至关重要。在“千人计划”的一次内部动员会上，中组部领导曾有过这样的表述：要有人才投资的概念，还要充分认识到投资高层次人才也是个风险投资，要争取赢，也要宽容“输”。投资人才肯定有投不中的，对投不中的要宽容。实施“千人计划”，“国家层面准备引进2 0 0 0人，全国总的引进万把人。这万把人中要是能出来1000个真正管用的领军人才，那就不得了。”
近些年来，在“千人计划”等人才工程引领下，目前已累计引进近4 0 0 0人，其中包括40多位发达国家的科学院院士等世界顶尖科技领军人才，有近百万留学生回流，其中高层次人才两万多。
同时，加强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队伍建设，需要有“两只手”，一手抓海外高精尖人才的引进，一手抓国内人才的激励培养，防止“招来女婿气走儿”。2012年9月，“万人计划”正式启动实施。这一计划准备用10年左右时间，遴选支持1万名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哲学社会科学和高等教育领域的高层次人才。
“该计划不铺新摊子，不设新项目，主要是对国家人才发展规划相关重大人才工程进行整合打包，从国家层面提供特殊支持，形成与‘千人计划’同等地位的国家人才工程。”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介绍。
作为中国国家级人才工程，“万人计划”和“千人计划”一样，由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统一领导，中组部牵头，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人社部等共同实施。这也是一个对国内高层次人才给予特殊支持的计划。国家给予充分的经费、政策和服务保障，把人才从繁琐的项目申报、评估中解脱出来，入选者可以瞄准自己专注的领域开展自主研究。
不过，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依然任重道远，据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披露，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仍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8 7％。中国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匮乏，人才创新创业能力不强，人才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人才发展体制机制障碍尚未消除，人才资源开发投入不足等问题持续性存在。
在十八大召开前后，舆论曾有担心中国领导人更替是否会影响到“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几大人才工程的政策延续性。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 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则明确表示，以更大力度推进“千人计划”、“万人计划”，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使留学人员回到祖国有用武之地，留在国外有报国之门。这无疑给舆论的忧虑以最明确的答复，也同时意味着国家人才引进计划全面升级。
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表示，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以更大力度推进‘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的指示要求，进一步加大统筹力度，协同推进两个计划的实施，充分开发利用好国内国际两种人才资源，调动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将各级各类人才凝聚到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中来。
伍 “中国梦”与新海归派使命
中国梦是习近平履新最高领导人以后赋予执政党的最新理念，“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留学工作是这个梦想的一部分，所以，习近平发出号召，“留学人员要把自己的梦想融入中国梦”。
全国政协副主席、欧美同学会会长韩启德认为，留学生看到了这个世界，看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崛起事实，对我们民族的崛起有更强的民族梦，在这个民族梦的支持下，留学人员一定会做得更好。
神华研究院副院长、NICE CTO刘科受访表示，习近平说“留学”最大的核心就在人才，一个国家的进步，一个民族的进步，一个企业的进步最终是要靠一批人。中国想要国际化，不是缺钱，而是缺一批人。领导人看到了这一点。
“之前30年，中国的海归是把国外的模式搬回来，今后30年，中国海归怎么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其中最大的关键还是人才。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都是有爱国情操的，只要提供一个机会都愿意为国家做点事，从孙中山到陈独秀再到周恩来这一代再到改革开放，中国近代的历史造就了这样一批人，在历史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他们都是站在前沿的，我相信现在还是这个样子。但是怎么把这些人用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这批人是国家最宝贵的资源，把这批人用起来对国家、对民族是有好处的。”刘科说。
从1872年的第一代留美幼童，到1913年留美幼童成为国家栋梁；从1913年，到19 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国领导人80%有留学背景；从1949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第五代海归走出国门；从1978年，再到今天“出国潮”热度不减，伴随着“归国创业潮”越来越热，中国走上经济腾飞。中国留学史几乎以每三十年一度的高峰，宣告着留学生的功勋。
而眼下，中国正在迎来有史以来最大的回国潮，近5年归国留学人员近8 0万人。根据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的《万名留学人员回国就业报告（2 012）》，在所有留学回国人员中，大部分是具有硕士学位的学生，占76%，博士学位高端人才仅占11. 2%。2005年希望留在美国工作的中国籍博士生的比例高达89.4%，2011年这一比例降低到82%。
王辉耀认为，高层次人才是否能持续现在的回流趋势，他们回国后能否留得住、用得好，取决于中国人才制度的进一步放开和人才发展环境的改善。
王辉耀曾在哈佛大学和美国几位专家做过一项针对中国海归和印度海归的研究，91. 8%的中国海归称中国有更好的经济发展机遇，这是他们回国的最重要原因。另外，在中国留学人员回国的原因中，中国更为庞大的市场和政府更为积极的激励机制是重要的吸引力。超过八成的中国留学人员认为，回来能有更好的专业、职业、创业发展，有更大的人才需求市场。这显示了中国留学人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副主任巩万表示，尽管归国留学人数与出国人数同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但与我国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相比，获得博士学位、又有相应研究或工作经历的高层次人才的回流率还是远远不够。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能吸引到什么样的人才回国工作，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到了可以进入过渡期的阶段，也就是从高外流、低回流的“智力流失期”，过渡到外流率继续缓慢增加、回流率迅速增加的“智力回流期”。
对于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回国，王辉耀有四个建议：第一，降低人才流动的壁垒，取消华人回国需要中国发出邀请函以及华侨回国定居需要侨办审批的规定，简化签证审批手续。第二，降低绿卡的门槛；第三，应该发挥留学人员参政议政的作用，在政协中专门设立针对留学人员参政议政的界别，放宽留学人才、海外人才进入政府工作的限制；第四，建立国家风险基金与担保机制，完善创新创业环境、建立国际人才薪酬激励体系，完善人才激励环境。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派出和回归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发展，活跃于国家发展的各个领域，为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等的繁荣贡献力量，成为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如千人计划专家邓中翰，他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大学建校130多年来第一位横跨理、工、商三学科的学者，1999年成功开发出中国第一个打入国际市场的“中国芯”，被业界称为“中国芯之父”。再如，千人计划专家施一公，他在2008年时放弃在美国的一切学术殊荣，回清华执教，在全球生物学界引起了震动，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中心已培养出一批世界级青年科学家，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生物物理和结构生物学研究中心之一。
海外华裔工作者的归来对正在努力向高科技产业过渡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喜讯。目前中国政府十分重视科技和人才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因为中国的未来要依靠高科技产业来带动，而不是靠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经验丰富的海外高科技工作者的加入以及中国国内充足的人才储备再加上其它有利因素，很明显中国将成为以高科技经济为主流的国家。
另外，知名海归学者陈丹青曾说：“器物层面，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50年的努力，一代代海归已经为国家达成了高度现代化：核武器、高科技、现代交通、现代资讯等等。毫无疑问，中国现在是最具潜力的发展中国家，崛起的速度与姿态空前未有，举世罕见。但国家目前堵在制度层面，包括体制内人士的全社会都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而全面实现现代化，文化关即人的现代化是绕不过去的。海归不应该仅仅带回各种专业知识或技能，现代价值观才能从深远处对中国发生影响。”（记者 汪东亚 编辑 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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