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书香润心 借译笔通幽
——李玉民的法语文学翻译之路




学人小传
李玉民,1939年出生,黑龙江宾县人。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法语专业,1963年毕业,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读研究生,1964年赴法国雷恩留学。两年后回国,先后在外交学院、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今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分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前身)任教。翻译文学作品近200部,主要译作有《缪塞戏剧选》《幽谷百合》《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西西弗神话》《田园交响曲》《小王子》等。
李玉民先生是我国翻译界的常青树。他自20世纪70年代末投身文学翻译事业,秉承“兴趣为先,持之以恒”的理念,40余年孜孜以求,深耕译坛,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者打开了法国文学的大门。
步入耄耋之年,李玉民对文学翻译的热情分毫不减,继续梳理研究纪德、加缪这两座20世纪法国文学的高峰,即使良辰佳节亦不可一日不译。近两年,他主编并参与翻译的《纪德文集》和《加缪文集》陆续发布。
从“偶然”到“必然”
1939年,李玉民出生于黑龙江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儿时的他,贪玩、好奇心强,喜欢听打铁叮当、看大雁纷飞,常常泡在大院里打鼓,跑到城郊割草,跟着邻居大叔土法钓鱼……但就是不想读书。父母不求他成绩优异,只要求品行端正。他最初的文艺启蒙,是随母亲去看评剧和京戏,平生第一次购买的课外书便是吴祖光的剧作《风雪夜归人》,此外还买过一本流沙河的诗集。上初中后,他开始逛县城的新华书店,和同学换书阅读,也尝试作过几首新诗。和日后北京大学的一些同窗相比,他不曾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也没有读书破万卷,从小培养的,是耐心、动手能力、自学能力、广泛的爱好和对语言节奏的敏感。而这一切,为他日后在一系列“偶然”的驱使下走上翻译之路,埋下了“必然”的伏笔。
读高二时,因父亲工作调动,李玉民从富锦一中转入齐齐哈尔一中。刚好那一年,同校的学姐袁树仁考上了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法语专业,他受到鼓舞,1958年也报考了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被顺利录取。在北大,他依然保有好奇的天性,从事各类体育活动,加入武术队和航海队,去五道口剧院看京剧和话剧,与同学施康强比饭量,和陈筱卿打快板,在麦收大赛里大展身手,于假期做杂工,并长期担任班长一职。至于学业,班里有数位佼佼者,李玉民最初只求能跟上即可,然而,在盛澄华先生的翻译课上,他的心中泛起了翻译梦的微澜——“一生要能够翻译一本法国小说,法语就算没白学”。
1963年李玉民大学毕业,凭借笔译方面的优势,被外交部选入北京外国语学院高级翻译班读研究生,1964年中法建交后又被选为新中国首批公派留法学生,远赴法国雷恩留学。他心中怀揣着对革命的信念和对祖国的赤诚,又因对法国的语言文化、历史社会已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在抵达亚欧大陆的另一端后,竟没有感受到“太大的冲击”。在课堂上,他接触到了当时国内较少关注的20世纪法国文学,每个月都拿出一部分生活费买书。两年后回国时,除了几件衣服外,他携带的主要行李是两大箱子书,里面囊括了从16世纪到20世纪的法国文学经典。按照预定的人生轨迹,他将从事外交工作,购置这些书,只是受到了兴趣的驱使。他没有想到,这两箱法国文学经典会成为他日后翻译事业的“天使投资”。
回国后,他没有如愿进入预想的工作岗位,但也不愿虚度人生,仍然找机会阅读法语原著,保持住了语言水平。1976年,李玉民被河北大学借调一年,给法语进修班讲课。教学之余,对翻译的兴趣又浮上心头。他遂托堂弟从外交部的仓库里取回了自己那两箱书,挑出司汤达的《帕尔马修道院》、普雷沃神父的《玛侬·列斯戈》等作品来练手,打发打发时间,两三年间竟完成了上百万字的译稿。1978年,李玉民被分配到外交学院工作。他和老教授孟鞠如结为忘年交,组建了翻译小组,每周举办翻译讨论会,合译了《小城秘事》,又译了《三个火枪手》的部分章节,将之定名为《双剑勤王录》。大仲马的作品对话多,有类似戏剧的特性,李玉民如鱼得水,还顺带圆了自己的武侠梦。
1979年末,李玉民调至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今中央财经大学)任教,留法同学、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的夏玟邀他翻译马塞尔·埃梅的《捉猫故事集》,后又读了他的《窦巴兹》译稿,认为他的文笔适合戏剧作品,当即请他翻译浪漫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缪塞的戏剧选集。从法国带回的两箱书派上了用场,里面就有原版的缪塞作品。《缪塞戏剧选》成为李玉民第一部有分量的译作,其灵活的译笔和按时交稿的自律受到了同行和编辑的肯定。1982年,北大学长罗新璋邀李玉民参加另一位学长柳鸣九主持的“大项目”——《巴尔扎克全集》的翻译工作。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兴起文学热,各大出版社纷纷重启汉译世界名著的出版工作。李玉民在这次浪潮中激流勇进,新的工作单位北京外国语学院分院(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前身)也给了他足够的支持。作为国家“八五”重点出版工程“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的译者之一,他靠着过硬的译文质量稳扎稳打,十年间翻译出版了近二十种图书,囊括了纪德、加缪、莫迪亚诺、阿波利奈尔、艾吕雅、杜拉斯等大家的作品。20世纪80年代末,他先是重译雨果的名作《巴黎圣母院》,修正了先前译本中自相矛盾之处,继而被委以重任,重译了法国文学殿堂最耀眼的明珠之一——《悲惨世界》。这两部译作均收录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雨果全集》中。
1990年,李玉民凭借《爱的梦呓:法国当代爱情朦胧诗选》获得法国诗社翻译奖,次年前往法国访学一年。时隔二十余载,重返法兰西,他注意到法国人对发型长短不甚在意,而自己长久以来因天生头发稀疏而纠结发型的问题,于是毅然决定从此“放弃”理发。不承想,一头长发竟给他平添了几分艺术家的气质。
被翻译改变的人生
“我飘飘何所似,不过幽幽一身影。”在翻译莫迪亚诺的这句话时,李玉民添加了些许中国文学的意味,因为他不想读者“轻易放过”这句话,也因为他想到了自己踏上翻译之路前那段时日的精神状态。那时,年近不惑的李玉民如幽幽之影,最终在文学翻译中找到了归属感。而翻译最终也重塑了李玉民的身心,改写了他的人生。
李玉民总结过自己儿时的种种毛病:“散漫、贪玩、浅薄、轻率,读书不求甚解,做事缺乏常性。”这种性格习惯,若不加以约束,最终难免因三心二意而碌碌无为。没想到,文学翻译竟如熔炉般,将他身上的各种“毛病”“炼出一块铸铁”。因为热爱,曾经散漫、贪玩的他,做起翻译来,变得心无旁骛;曾经浅薄、轻率、读书不求甚解的他,把读书作为自己矢志不渝的事业,也从书中读懂了世界和人性的复杂。
“学养是做事的本事”,李玉民曾感叹,刚刚大学毕业那会儿,自己读书不多,班里的“学霸一号”施康强足以当他的老师。为了做好文学翻译和完成教学任务,李玉民开始阅读大量的文史哲书籍和中国传统经典,有些泛读浏览,有些则反复研读。《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和周汝昌的《红楼梦的真故事》等近十部书常伴其左右。也正是靠着对《红楼梦》的阅读,他形成了自己以典雅的白话文为主的翻译风格。
翻译的第一步就是阅读。译者首先是一个读者,是最先受到外国优秀文学作品滋养的人。在李玉民看来,其中堪称经典者凝聚了作者对人生、社会、宇宙的思考,“犹如天外来物,偶然掉到世间,打开凡俗之眼”,最能满足“受神奇世界吸引的那种童真”。翻译这样的作品就如同在大千世界中神游。译者穿越时空,俯察人性的复杂与幽微,仰观万物的诗意与神秘。他的创造性被调动起来,眼界被一再拓宽,身心获得持续的供给,精神的力量被集中到同一个方向,如有活水不断注入的江河,日夜奔流不息。
大约从65岁起,喜爱运动的李玉民开始尝试站立写作,既强健了体格,也激发出了自身的潜力:慢慢地,记忆力变强了,眩晕症也自愈了,八十多岁依然骑着自行车穿行于城市街巷,被朋友戏称为“单车少年”。翻译之乐为李玉民提供了不竭的动力,促使他持续为读者推出新的译作。身体上的“去病化”也伴随着精神上的变化。在做文学翻译的头二十年,李玉民常把写译序的重任交给柳鸣九这位学识渊博的著文高手,和他分工合作。渐渐地,翻译心得的积累将李玉民从译文的背后拉出,激发了新的潜力。1998年的五四青年节,他完成了人生中第一篇“感悟式”译序——《同几个纪德对话》,从此开启了自己与读者的直接对话。拉封丹、狄德罗、米什莱、雨果、巴尔扎克、大仲马、莫泊桑、帕尼奥尔、埃梅、莫迪亚诺……浓缩于一位位名家笔下的人生体验积累在他心中,和自身的人生体验一同沉淀为属于“译者”的精神厚度。李玉民感到,与读者分享这份财富“也应该是译者的本分”。于是,他用优美而不失幽默的文笔,将自己在翻译过程中得到的真实体悟写成文字,同时也将原著精彩的部分“点染推展出来,以期与有心的读者交流互动”。2014年,他将部分译序整理成《法兰西之吻》一书出版。在近两年问世的《纪德文集》和《加缪文集》中,他又创作了多篇较长的译序,融入了自己对翻译生涯的反思,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法语文学翻译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2008年,李玉民决定效仿候鸟,每年到广西北海过冬。在这座历史名城,文学翻译事业又给他创造了走出书斋的契机。李玉民与当地简居文学社的几位成员结缘,借由文学社的平台结识文友书友,“学会”了在台上讲话,不言浮泛之词,不作阔论高谈,只讲自己做的事——文学翻译。此外,他还参加当地的公益活动,举办读书沙龙和座谈会,每年给学校赠书,将阅读的快乐和对文学的热爱传递给中小学生。回到北京,他又将译作的发布会放到校园,邀请高校师生参与其中,以活动促学,以书香润心。
乐此不疲的“西西弗”
反观自己当下的生活状态,李玉民认为已经做到了“自在”,并有一首《自在诗》为证:“花落花开好自在,云来雾散天安排。地老天荒不可欺,每日光景入心怀。”自在是一种内在的状态。顺应兴趣,挖掘自我潜力,始于“幽幽一身影”,经四十余载的耕耘,终得以独“善”其事,这便是李玉民的“自在”。但并不能因此认为,文学翻译对他而言是一条无半点险阻的通衢大道。
“打铁没样,越打越像”——儿时爱看人打铁的李玉民常用这句话来总结自己的翻译之路。翻译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而是一字一句练出来的本事,是在实践中获得的能力。生活里解决各种小问题的能力正是他能在文学翻译中独运匠心的前提:没有鱼钩,就拿缝衣针来改造;初中登台表演快板失败,就充分吸取教训,在大学的联欢会上大放异彩。
李玉民初入译坛之时,遇到的不只是小问题,还有一个原则性的大问题:“文学翻译,是先文献,还是先文本?”在那个资料匮乏、大众对优秀外国文学作品如饥似渴的年代,“先文本”似乎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但李玉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因这种选择感到纠结和不安:“我感到有巨大的压力,面对头头是道谈论作者的人,总觉得自己矮人一头。似乎有残缺,不敢多说什么。”但想通之后,“先文本”似乎又成了唯一合理的选择。所有对作家和作品的评述都受到时代精神,学界大势,研究者自身的视野、立场、心境等多重因素的制约,绝对客观、绝对全面的文学批评并不存在。文学作品总会超脱评论的巨网,这也是经典作品可以一读再读、一评再评的前提。至于给作品贴上的“标签”、划定的“派别”,则更是注定会被作品自身的丰富性所超越。李玉民意识到,“什么时代背景、作者的思想分析,都取代不了对文本一句一句的解读”。应该像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所说的那样,“不带定见进入作品”“老老实实顺随(作者的)笔势”,用自己全部的精力和经历与文本深入对话。通过这种“亲密接触”,李玉民降低了错译的概率。他坚持运用“逻辑赋意”的方法,不只看一个词可以表达哪些意思,更考虑这个词在整句话、整段话、整个篇章中表达什么意思,抓住文字的脉络,防止译文中出现前后矛盾之处。李玉民翻译的作品,半数为国内首译,没有任何前人译本可以参考。“先文本”是他能高质高量完成翻译工作的前提之一。
“理解”只是翻译的第一步,译者还需完成“再表达”的任务。汉语和法语在词汇、句法和行文逻辑上都相差甚远,在语言转换中,也就不可能不产生损耗。译者如何进行取舍——甚至是添加——是理论家们热衷讨论的问题。而李玉民秉承的原则只有一条:求实也求活,“既忠实于经典原著,又要用应景的汉字铺路”,在吃透原著的基础上,让译文读来像是中国作家的创作,使用“规范的、纯粹的、活的汉语”来翻译,让中国读者能够无障碍进入法国文学作品。经过多年的实践,李玉民在遣词和造句两个层面都颇有心得。汉语和法语不同,有字词之分。字与字经过组合创造了丰富繁多的词语,两个字排列顺序颠倒——如“灵魂”与“魂灵”——就能表达不同的含义,这在法译汉的过程中为译者提供了极大便利。在李玉民看来,汉语是中华文明的奇迹,深谙其灵变之妙,就常常能做到游刃有余。此外,两门语言的句法也不尽相同。汉语句子干净利落,内化逻辑关系,省略不必要的代词;而法语则句式复杂,逻辑严密,代词系统发达。拆不开长句、拎不清主次,这是很多译者都会反复遭遇的窘境。而从小爱听戏剧、评书、快板,喜欢敲锣打鼓的李玉民,刚开始做翻译时,就善于解决句法转换的难题,以“气韵断句”的技巧大胆拆句,留下足够的气口,保证译文的鲜活顺畅,得到了编辑和同行的赞许。对语言节奏感的培养本是儿时无心插柳之举,却成了他在翻译工作中的一个法宝。他也将这些经验总结出来,传授给了学生们。如今,首师大的翻译课教师虽已更迭了两代,拆分长句依然是教学的重点。
即便译者技艺娴熟,日日操练,翻译依然是一场与语言的博弈,呈现出加缪所说的“悲剧性”——在悲剧中,相互对立的力量具有同样的合法性,不存在简单易见的破局之法。在李玉民眼中,处在原文和译文、作者和读者、一种语言文化和另一种语言文化之间的译者,也是一个“悲剧”角色:“两种文明,两种文化,两种习俗,两种语言,两颗时空相隔的灵魂,沟通起来要跨越多少看似跨越不了的障碍……一名译者,什么都不可以否认,什么也不能排斥,更不允许凭本人的好恶进行取舍,接受原著生成的神秘性,自身能力的局限性,甘当悲剧人物,在两种绝对之间时刻保持平衡,就称得上‘出色的翻译’这种悲剧角色了。”但就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人一旦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悲剧性,就能将其消弭。诚然,与语言的博弈永不停息,无论翻译过多少本书,总会继续碰到棘手甚至无解的难题。但“推石上山顶这场搏斗本身,就足以充实一颗人心”。在周而复始的劳作中,将翻译立为毕生事业的李玉民所感受到的是无尽的满足感、成就感和快乐:“同语言进行一场乐趣无穷的游戏,乐在反复斟酌、举笔不定的过程。对我来说,面对法语和汉语,没有什么比这种博弈更能激发我的兴趣和想象力了。”越是碰到艰深的文段,他反而越精神抖擞,越能享受过程,享受其中的快乐。若是遇到实在无法参透的片段,他也不会“轻易相信导读或别人下的结论”,而是紧紧扣住文本“一句句慎重地译出来”,留给读者去解读。笃信“重译经典,次了就不行”的李玉民,并不固执地认为自己的译文就是完美答案:“翻译永远达不到完美,对于同一处文字,你可能偏向一种理解,另一个译者可能偏向另一种理解,所以有再译的空间。”更何况,汉语本身也在不断地变化,“如今,年轻一代读者可能觉得我的语言已经老化了,我也只能尽量紧跟时代”。无法达到完美,或者说翻译的“完美”并不存在,这是文学翻译“悲剧性”的另一重表现。但也正因如此,它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时代凸显出人的价值——语言作为表意工具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让文学翻译成为“一场没有终点的游戏”,一场由每位译者带着自身的时代性、人生经历、个性参与的冒险。
在2024年5月30日首师大举办的“李玉民法语翻译艺术研讨会”上,一位法国外交官笑问:“李玉民先生,还有哪些作家的作品是您没翻译过的呢?”言下之意当然是“李先生,您翻译的作品真是太多了”。在李玉民看来,虽然翻译了这么多作品,但自己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他鼓励年轻的法语同仁多做翻译,自己也从未放下译笔。不久后,司汤达小说集译本就要上场,雨果作品的新译也在准备之中。毫无疑问,这位从东北小城走出的“西西弗”是幸福的。
(作者:彭茗熹 由权,分别系首都师范大学法语系讲师、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