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渝元明清石窟:绵延千年的艺术史诗



【业界新视角】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石窟寺的艺术史诗可分为上下两阕。魏晋至隋唐为上半阕,以敦煌、云冈、龙门石窟为代表,气象恢宏,华风渐成;五代两宋为下半阕,以大足、安岳、杭州石窟为代表,风姿绰约,生动活泼;宋代以降,除极个别地点外,石窟寺艺术无可称道也。
然而在学术研究与公众认知的聚光灯之外,川渝大地还深藏着一部由平民写就、绵延近千年的石窟寺“余音”。川渝元明清石窟寺既是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也是理解中华文明连续性、包容性的一处生动案例。
2024—2026年,“川渝地区元明清石窟寺调查与研究”课题组行程数万公里,初步完成了川渝元明清石窟寺的田野调查工作。共调查石窟寺300处,其中44处始凿于元代以前,并延续至元明清时期,256处始凿于元明清时期。这256处石窟寺中,时代单一的有167处(元代4处、明代47处、清代116处),跨朝代的有89处。上述调查点基本覆盖了川渝地区价值较大、保存较好的元明清石窟点。通过调查,我们对川渝元明清石窟有了一些新认识。
数量庞大:
补齐中国石窟寺发展链条
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现存石窟寺及摩崖造像5986处,其中川渝两地多达2850处,占全国总量的47.6%。其中,元明清石窟寺及摩崖造像1955处,占川渝石窟寺及摩崖造像总数的68.6%,占全国总数的32.7%。这一数据背后,隐藏着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历史事实:唐代以后,当中原的石窟开凿因战乱与经济重心南移而逐渐沉寂时,巴蜀地区的凿龛之声却并未断绝。在元明清时期,斧锤之音甚至更为激荡。
川渝元明清时期石窟寺分布范围和密度远超从前,如繁星般散落于巴蜀乡野。过去,学界多认为元明清石窟寺规模都很小,实际并非如此,规模较大者比比皆是。泸州玉蟾山、大邑药师岩、洪雅苟王寨、巴中朝阳洞等,均有龛窟数十龛,造像可达数百身,绵延数十米乃至上百米;屏山八仙山大佛、三台忠孝大佛、梓州大佛,重庆南岸弹子石大佛、金紫山大佛等,主尊可达5米以上,屏山八仙山大佛更是高达33米,被视为世界现存的古代摩崖造像立佛之最。
川渝地区连续一千四百余年的石窟寺开凿史,是观察中国石窟寺艺术晚期演变的最佳窗口。石窟寺开凿自南北朝开始,唐宋达到鼎盛,持续到元明清,使川渝石窟寺得以成为中国石窟寺史上“唯一未中断的造像体系”。以往被忽视的元明清石窟寺遗存,恰如历史链条的最后一环,不可或缺。
众生百态:
民间力量主导的石窟寺修建
与北方早期石窟寺多由皇室贵胄或高僧大德主导的“精英模式”不同,川渝元明清石窟寺最核心的文化基因在于其强烈的“民间性”与“世俗化”。这种特质在唐宋时期已初露端倪,至明清时期则成为主流。
开窟造像既是当时僧侣居士的宗教追求,也是平民百姓的精神寄托。在巴蜀乡野的田间地头、房前屋后,星罗棋布地散落着百姓集资开凿的浅龛小窟。这些石窟的开凿与其说是庄严的宗教行为,不如说是充满烟火气的“邻里工程”。供养人更多是普通农民、商贩与手工业者。这种“平民视角”使得晚期的川渝石窟寺造像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审美趣味:不求体量的宏大,而求意蕴的亲切;不求仪轨的严苛,而求情感的共鸣。
在题材内容上,川渝元明清石窟寺呈现出三教合一与世俗化的特点。宋代以来,随着儒家思想的世俗化与道教的广泛传播,佛、道、儒三教在民间信仰中的界限逐渐模糊,大足石刻中的《父母恩重经变相》《牧牛图》等经典作品便是典型例证。
川渝石窟寺中三教合一与世俗化题材,虽肇始于宋代,却在元明清时期真正迎来了广泛传播与应用。文昌帝君寄托着对文运昌盛的期许,川主、土主、龙王承载着对风调雨顺的祈愿,送子观音、催生娘娘回应着对子嗣繁衍的渴求……民间信仰折射的种种现实关怀,被一一镌刻于崖壁之上。当石窟寺紧密呼应着百姓的现世需求时,其角色也随之悄然转变:它不仅是神圣的礼拜空间,更被赋予了公共事务功能。广元千佛崖、渠县西阳洞、邻水黄陵寺等石窟中,既有官府镌刻的告示谕令,又有百姓刻写的民间契约、乡约族规与文人游记等。展现世俗生活的题刻与诸神造像比邻而居,体现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向往。
从艺术水准看,川渝元明清石窟寺的整体水平确实无法与唐宋时期相提并论,但其中也不乏艺术价值突出的精品,特别是元代和明代的一些造像,如邻水黄陵寺、夹江金像寺、安岳三仙洞、泸县玉蟾山、大足千佛岩等。这些地点的造像身材匀称,装饰繁复,庄重大方,气韵生动,明显承袭了本地宋代造像的传统与艺术水准。川渝清代石窟寺艺术水平虽稍逊于元明时期,但风格上更加贴近民间审美。这一时期,以祖先、地方官员及名士为题材的造像逐渐增多,其造型皆以现实人物为蓝本,衣冠服饰、神情气质均取材于当时的社会生活。这些作品质朴率真、鲜活生动,如实记录了清代的服饰风貌与现实生活,也折射出石窟寺艺术进一步走向世俗化的趋势。
价值激活:
石窟寺艺术的活化利用
文化传承不应将遗产束之高阁,而要推动其回归人间烟火,融入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目前,元明清石窟寺造像已纳入川渝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整体规划,各地也积极开展石窟寺造像的活化实践。四川省首创乡村石窟文化公园,以蒲江飞仙阁摩崖造像、成都药师岩摩崖造像、巴中朝阳洞摩崖造像、内江灵芝岩摩崖造像等作为试点,面向本地民众与游客开放。项目配套建设游览步道、文物解说标识,打造山林石窟徒步环线。同时,川渝部分地区推出“崖壁档案”主题研学活动,充分释放石窟的乡村公共文化价值,将散落在山野间的元明清石窟寺塑造为地方乡土文化符号,带动乡村文旅发展。
在中国石窟寺艺术整体由盛转衰的大趋势中,川渝地区能够维持不间断的造像实践,这本身就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鲜活注脚。其所承载的民间艺术形态、信仰表达与区域文化互动信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作者:蒋晓春,系安徽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