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21日 Sat

信札中的二十世纪初学术史细节

——读《容庚友朋尺牍》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21日 12版)
s
12版:光明悦读

版权声明:凡《光明日报》上刊载作品(含标题),未经本报或本网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改编、篡改或以其它改变或违背作者原意的方式使用,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光明日报》”。

光明日报 2026年11月21日 Sat
2026年11月21日

信札中的二十世纪初学术史细节

——读《容庚友朋尺牍》

  在20世纪众多学人中,容庚既是研究青铜器、金文的大家,又是一位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术界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学者,他所主编的《燕京学报》是当时学术界最重要的刊物之一,发起成立的考古学社是三十年代中国最重要的学术社团之一。此外,容庚是一位非常热心的学术活动家,与他交往的各方人士难计其数,他们之间的通信涉及当时许多重要的学术人物、事件。最近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容庚友朋尺牍》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容庚友朋尺牍》收录了270多位学者共计1600余通写给容庚先生的信札,其内容之丰富、学术价值之重要,在当代的学术藏札中罕有其匹。在1600余通容庚友朋尺牍中,有本师徐中舒先生致容庚先生的信札十三通,另有一通是徐中舒为修改容著《秦汉金文录序》致傅斯年的信。根据容庚藏札、史语所存档以及刘体智藏札,可以清晰地看到,从1936年11月至1937年年中,徐中舒、容庚、刘体智、傅斯年诸先生之间通信往还,反复沟通协调,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抗战前史语所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古器物收购案,为国家抢救了一批珍贵的文物。

  徐中舒的十三通信札,最晚的一封是1945年10月3日徐中舒为胡厚宣北上寻访、搜集甲骨,特致函容庚请其为胡厚宣介绍北平的甲骨藏家。其余十二封集中在1933年11月至1937年1月间,内容涉及两件三十年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事件:一是关于考古学社的工作,二是为史语所暨附设之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购买商代印玺和刘体智所藏青铜器。

  20世纪初至“抗战”全面爆发前,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个非常活跃的时期,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产生了一大批学术社团。1934年6月,由容庚、徐中舒、董作宾、顾廷龙、邵子风、商承祚、王辰、周一良、容肇祖、张荫麟、郑师许、孙海波等人发起成立金石学会,后更名为考古学社,并办有社刊,以发表同人著作。考古学社本是一个同行学者发起的学术社团,容庚是其中核心领导者,徐中舒是核心成员。在徐中舒致容庚的这批信札中,涉及“考古学社”和《考古学社社刊》的信札最多,计七通。考古学社为民间学术社团,经费来自会员的会费,维持社刊的编辑出版,经费是最大的问题。1936年,容庚策划改组学社,增设董事长,推选曾任政府要职的著名文物收藏家叶恭绰出任董事长,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社刊的出版经费问题。为此,容庚函询征求已随史语所迁南京的执行委员徐中舒意见,4月11日徐中舒回函,云:“考古社如欲发展,自有改组之必要。推选叶誉虎为董事长,弟完全赞同。星期日餐会当可通过,得暇幸示一二。”《考古学社社刊》主要发表社员的学术著作,大多篇幅不长,但各有专门,很受学术界的欢迎,作者包括罗振玉、杨树达、董作宾、徐中舒、陈钟凡、唐兰、容庚、商承祚、于省吾、刘节、谢国桢、闻一多、陈梦家等人。

  在徐中舒的十三通信札中,有四通内容涉及请容庚代为联系购买“殷代二玺”事。1935年2月,北平通古斋老板黄浚编纂出版了《邺中片羽》第一集,其中收录了两件殷代的铜玺,一为亚禽示玺,一为奇字玺。这两件殷代玺印的发表,立即引起了徐中舒的重视。1935年6月,《考古学社社刊》第二期出版,其中有一篇徐中舒的文章《殷代铜器足征说兼论〈邺中片羽〉》,在学术界第一次提到了殷商玺印问题,并指出其重要的学术意义:“最后更有一事当特笔叙述者,即玺印之发见是也……关于印玺,前此仅知其为春秋战国时新起之事物(古用符节)。古籍方面,亦于此时始有记载可征。然今竟发现于其前一千余年之殷代,使此物而非伪作(或就其他铭文磨礲为印玺形,以未见原物不敢臆必),则诚惊人之发现矣。”正是由于二玺重要的文物与学术价值,徐中舒在1936年4月23日、5月2日给容庚的信中反复说“此物最好宜收归公有”,并不断向负责筹备国立中央博物院的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建议,终于争取到傅“允出二百元”之高价。虽然有容庚从中联络沟通,但这二玺最后还是被另一位古文字学大家于省吾捷足先登给买走了。不过,最终这两件玺印还是归了当时的中央博物院,这是后话。

  殷商二玺虽然只是两件很小的古玺,但在文物史上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当时一般学者都认为中国古代玺印最早在春秋战国才出现,甚至该二玺发表后几十年,还有学者认为这是古董商人黄浚伪造。所幸的是,随着近几十年科学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殷商和西周玺印,关于商代有无玺印的问题获得了新的考古材料支持。1987年夏,张光远为台北故宫筹办“历代铜印特展”,展出了台北故宫收藏的二玺。张光远在谈到二玺入藏的经过时,只是根据铜印上的典藏编号推断是1936年前后由国立中央博物院收藏的,且谓“中博当时的专家对《邺中片羽》的器物颇为重视,乃予购藏”,而这位“中博”的专家,便是徐中舒。试想,如果没有容庚所藏这批信札,此事恐怕永远都是学术界的一个谜。

  容庚自20世纪20年代末因编纂《金文编》、青铜器图录和考释,开始收藏青铜器等文物字画,“售甲购乙,事所恒有”,因此常常出售、交换藏品。容庚藏品售让史语所事,在容庚旧藏徐中舒遗札中有四通提及,其中很有意思的是,徐中舒的信也涉及傅斯年与容庚之间的关系。在1936年4月11日徐中舒的信中说:“尊藏能让归公家,自较私人收藏为得计,将来断不至使兄蚀本。孟真为公家购物特别认真,此亦不能不(此处抹去二字)原谅他也。”史语所成立之初,容庚即受聘为史语所特约研究员,但与所长傅斯年关系微妙,特别是为《金文编》稿费事多有争执(相关情况亦见《容庚友朋尺牍》中傅斯年信)。徐中舒信中所说,其背景当系傅对容转让青铜器的一些细节不满,而徐中舒只好居中缓颊。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执意要赶走日据时期滞留北平的容庚,借口虽是“事敌”,其实二人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

  早在1931年8月,也是由于容庚介绍,徐中舒与商承祚拜访了居住在上海的青铜器收藏大家刘体智,刘体智还慷慨地向史语所、国立北平图书馆赠送了青铜器全形拓四百三十份,这也是今天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全形拓中数量最多的一批。徐中舒根据刘氏所赠,写下了颇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在《容庚友朋尺牍》中收录的十三通信札中,最重要者为购买刘体智善斋所藏青铜器事。

  1928年史语所成立以后,所长傅斯年对于收购图书、档案以及文物极为上心,尤其是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附设于史语所之后,为博物院日后展陈计,购买文物更是一桩大事。据现有的资料,至“抗战”爆发前,史语所筹巨资购买文物的有两笔,一笔是1933年以三万四千元购买何遂所藏“巨鹿瓷器”等文物,另一笔就是1936—1937年间以七万元购买刘体智善斋青铜器,并以五千元购买刘氏《小校经阁金石文字》原拓底本。

  1936年前后,因日寇侵华,局势渐紧,刘体智虑其所藏落入外敌之手,始有出让之意,容庚遂代为向相关公藏机关介绍。1936年10月6日、18日,容庚先生两度致信傅斯年,建议收购刘氏所藏。后经反复磋商,傅斯年下决心争取特别经费购买善斋所藏这批青铜器精品。从1930年起,徐中舒接替李济任史语所秘书,负责史语所日常事务,包括为史语所购买图书、文物等,因此这项工作便由徐中舒具体负责。在《容庚友朋尺牍》中,收录了徐中舒1936年11月9日致容庚的信,更详细地披露了当时的一些操作细节。徐中舒在信中写道:

  ……刘晦之所藏亟欲脱售……孟真对此事极热心,此次因购小校经阁拓本,再至沪上,与刘把握多次,刘极盼所藏能收归公有,当时曾嘱刘照尊撰《善斋吉金图》开一原购价单……为公家购物,人多口杂,况须设法张罗款项,其难可知。傅、李两公如此热心,如价钱上不能公道,恐不能鼓励其筹款之心……刘藏古物,兄既主张公家购买,仍盼多抒高见,始终促成其事,如何?敬候明教(刘处亟待复函,愈速愈好)。

  由此札可知,容庚在这次抢救收购中,从收购推荐,到在史语所与刘体智之间的沟通协调,乃至价格磋商、器物选择等方面,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容庚友朋尺牍》中,徐中舒遗札仅是其中数量并不算太多的部分,然而,通过这批遗札,我们可以还原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部分历史细节,帮助我们管窥事件和人物背后的故事,以及隐藏在历史表象之后的真相,这也就是《容庚友朋尺牍》的部分学术意义。

  (作者:陈力,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四川大学教授、国家图书馆原常务副馆长)

下一篇 返回目录

光明日报社概况 | 关于光明网 | 报网动态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光明网邮箱 | 网站地图

光明日报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