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首违不罚制度的善意真正转化为治理效能
【资政场】
同样是骑电动车未佩戴头盔行为,为什么不同城市的处理从教育放行到20元、50元乃至200元罚款,差异悬殊?这背后有怎样的制度逻辑和实践困境?
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新增首违不罚规定,在第三十三条明确,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此举承载着推动行政执法从“刚性管控”迈向“包容审慎”治理的深切期许。然而,审视首违不罚制度在电动车执法领域的实践状况,制度运行效果与立法初衷之间存在一定差距。推动首违不罚制度真正发挥效能,应当回归制度的价值本源,制定精细化的规则,规范权力的行使,保障公民的权利。
首违不罚制度在实践中的困境
首违不罚制度在实践中遭遇的困境,集中体现为三个层面。
首先,构成要件认定模糊,削弱制度可预期性。“初次违法”作为“首违不罚”的启动条件,其认定在时间、空间及行为维度上均缺乏统一基准。时间上,各地对“周期内首次”的理解各异,追溯期限设置的随意性使“容错”的善意大打折扣;空间上,在人员高度流动的当下,固守狭窄的管辖认定范围已显滞后;行为上,对于同一出行过程中的多个违法行为,是否合并或分别认定“初次”,做法不一。执法实践中的不同选择,直接决定了当事人能否获得法律预设的容错待遇。这种标准不一、各自为政的局面,不仅削弱了法律的确定性和权威性,也让首违不罚的善意蒙上了“选择性执法”的阴影。
其次,“危害后果轻微”裁量失范,损害法律统一与公平。电动车违法行为多属风险预防范畴,实际损害往往尚未发生,这使得“轻微”的判断高度依赖执法者的主观裁量。当前,各地通过“免罚清单”等形式进行规范,但清单层级低、内容粗疏,导致“同行为不同罚”现象突出。当罚款金额与行为危害性失衡,当“同错不同罚”成为常态,行政处罚所追求的公平性与教育性便被削弱。
最后,程序保障虚化,致使教育目的落空与权利救济不畅。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不予处罚后“应当进行教育”,但实践中教育环节常流于形式,或变为格式化短信通知,缺乏针对性的释法说理和情感沟通。与此同时,当事人的知情权、陈述申辩权告知不足,而对执法决定存有异议时,又往往面临申诉渠道烦琐、维权成本高的困境。
回归柔性执法背后的治理善意
上述困境的产生,在于在具体的执法中,倾向于将复杂的交通治理简化为违法行为的发现、认定与处置流程,并聚焦于查处数量、罚款总额、违法率下降等可量化指标。在这种思维下,“首违不罚”可能异化为完成“柔性执法”考核任务的技术性动作,或在特定整治时期体现“宽严相济”的策略性选择。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出于“强化治理”的短期考量,虚置首违不罚制度、架空裁量空间,将“可以不予处罚”异化为“一律处罚”,实质上回归到“以罚代管”的旧路。这与首违不罚制度承载的“价值理性”背道而驰。
首违不罚制度的价值内核,在于其追求法律的教育预防功能、促进执法者与公众的关系和谐、体现行政权力谦抑与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它旨在通过给予初次轻微违法者改正机会,促使其内心形成对法律的认同,从而实现更持久、更内在的守法状态。然而,当执法的关注点从“人”的教化与行为的根本矫正,滑向“事”的快速处理与数据的表面优化。制度设计中原有的温情、信任与合作价值被悄然抽空,柔性执法仅剩形式外壳。
以统一规则、规范程序与保障权利发挥制度效能
推动首违不罚制度在电动车执法中真正发挥应有效能,需要进行一场以“约束权力”与“保障权利”为核心的治理转型,使制度实践回归价值本源。
第一,以精细化规则压缩裁量恣意空间。至少在省级层面,可制定统一、明确且具操作性的裁量基准,为“初次违法”设定合理且相对统一的时空认定标准,打破地域壁垒,探索违法记录的区域互认。对“危害后果轻微”,须建立结合具体行为、场景、风险的综合评估指引,并通过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相结合的方式,压缩“同案不同判”的空间。
第二,以公开说理与过程理性规范权力行使。执法机关在决定是否适用“首违不罚”时,应强化说明理由义务,将裁量考量的因素、法律依据及决定逻辑向当事人和社会公开。积极利用执法信息系统,实现违法与教育记录的可查可溯,以技术赋能规范裁量。裁量基准、典型案例及处理结果依法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将执法权力运行置于阳光之下,增强公信力与可接受度。
第三,以实质化教育与畅通救济渠道夯实权利保障。教育环节必须追求实效,现场执法应结合具体违法情节与安全案例进行针对性警示与引导;非现场执法可通过推送普法内容、安全提示等方式确保教育效果不因形式变化而打折。更关键的是,必须切实保障当事人的救济权利,简化优化复议、申诉流程,探索建立便捷高效的线上受理与反馈平台,降低维权成本,确保每一项执法决定都能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和公民权利的审视,使首违不罚制度真正成为保障公民权利、增进社会信任的桥梁。
首违不罚制度在电动车执法中的探索与困境,不仅是如何执行一条法律条文的技术问题,更是如何理解现代行政法治精神的价值命题:行政执法不仅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更应成为传递法治价值、保障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和谐的实践。作为执法者,其角色应向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法治文明的引导者、合作治理的推动者演进,在每一次执法裁量中秉持对权力的谦抑、对权利的尊重、对程序的恪守和对教育功能的珍视。唯有坚持将“价值理性”置于“工具理性”之上,将权利保障融入秩序维护之中,法律的条文才能真正焕发出引导善治的温度。
展望未来,以电动车领域的治理实践为起点,不断完善并真正落实首违不罚制度,其意义将超越交通管理范畴。这是在城市运行的细微处,培育法治信仰、增进社会信任、提升治理韧性的重要实践。
(作者:李巍涛,系北京交通大学国家安全法治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