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形象类艺术作品频引关注
创作足够多样、足够真诚的艺术作品
【观者有心】
近年来,关于艺术作品的讨论显著增多,尤其是不少人物画、人物造型,甚至包括创作完成数十年的景区雕塑,屡屡引发热议。人们的讨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作品太正(人物形象模式化)和作品不正(裸露、低俗、丑化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至少有三层。
第一层是技术带来的观看场合的边界模糊。图像展示环境历来是多重场合并存的:庙堂有庙堂的规矩,书斋有书斋的趣味,学院的人体教室、美术馆的展厅、城市的广场、景区的剧场,各有各的观看契约。人们知道进了哪个门,就该用哪种眼光看。可数字平台把这些门统统拆掉,压缩成了一个场域:一幅本来挂在美术馆里的画作,被截图之后与一则社会新闻并列出现在同一个信息流里,接受公众的审视。
第二层是公众大规模的参与。中国的现代艺术制度,很大程度上是由知识界和专业机构自上而下确立的,以往参与群体相对固定。互联网让公众更直接地参与艺术评价,这本是好事;问题在于缺少中介制度对接这种入场:文艺批评的中介功能有所弱化;美术馆、剧场的阐释职能存在缺位;平台的机制有时会奖励投诉与围观。审美判断权的扩大缺少了相应的配套,于是只能表现为最简单的形式,也就是跟风站队。
第三层,也是更深的一层,是一种代表性的焦虑。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努力构建国家形象的重要时刻,谁来表现我们、怎么表现、给谁看,大众对此十分关心和在意。对外,这种在意集中在脸上。近代以来,西方图像中的中国人长期被漫画化、刻板化,从“傅满洲”式的反面角色到各种猎奇式的东方面孔,这段历史并不遥远。所以今天关于人物造型是否丑化中国人的争议,本质上是对被别人定义的警觉,这种警觉有充分的历史根据。对内,这种在意集中在创作上,一幅被感知为不真诚的时代画像,比没有画像更让人不安。这两种焦虑都真实,也都正当。问题在于,焦虑一旦落到每一张图像上,变成逐一的检视与追问,它也可能反过来吞噬它想要保护的东西。
由此,可以做出几个判断。
其一,公众排斥的不是主题。《哪吒》《长安三万里》《只此青绿》乃至《黑神话:悟空》,无一不是主题鲜明、立意正大的作品,它们收获的是热爱而不是排斥。人们真正拒绝的,是只有主题没有创作:题材确定之后,笔墨、结构、形式、人物的血肉,这些关于如何画的功夫退场,只剩下“画什么”。因此,出路在于重建如何画的法度,创作首先要以出好作品为目标,主题才有可能被真正接受。
其二,对于丑化中国人的批评要抓住要害。近年一些插图、广告和时尚影像中的中国人形象受到批评,这些批评相当一部分是站得住的:人物不是从生活中观察得来,而是从西方图像库里现成搬来,眼神呆滞、神态猥琐,带着一种猎奇式的轻慢。公众对此反感,理所应当;创作者对此反省,也理所应当。
但要把这种批评做到位,就必须思考这类作品的毛病究竟出在哪里?不妨对照来看。蒋兆和的《流民图》画的是饥馑中面黄肌瘦的百姓,罗中立的《父亲》画的是皱纹如沟、牙齿残缺的老农,按今天某些标准都算不上“美”,但人物外貌的“不美”并不等于丑化了中国人,因为画家的目光里有敬意、有理解,画出来的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符号。反过来,把中国人画成千人一面的猎奇符号,即便五官端正,也仍然是一种丑化。
所以,丑化不丑化,关键不在眼睛细不细、脸美不美,而在于创作者是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还是借了别人的眼睛俯视。刻板印象的本质是单一形象,对抗它的办法是多样性:让中国人的形象多到没有任何一张图片能够代表全部。因此,对丑化最有力的批评,恰恰是艺术批评指出其画得假、画得懒、没有观察、没有尊重。这样的批评既能击中真正的丑化,又不会误伤诚恳的作品,也才能真正提升我们自己的形象生产能力。讲好中国故事的前提,是能够讲出足够多样、也足够真诚的中国故事。
其三,低俗与否可以讨论,但不能过激。一件景区雕塑是否得体、一件美术作品尺度是否得当,这些是正当的艺术批评问题;不同场合本就应有不同的标准,美术馆和景区广场、成人剧场和亲子景点,不该用同一把标尺。问题恰恰在于公众提出了质疑,但这些质疑尚未转化为理性的文艺批评。
破解之道可能就藏在问题本身。
一是分场域建立预期。学院教学、美术馆展览、城市公共空间、旅游演艺,各自应有清晰而不同的规范与说明,让观众知道自己进了哪个门,让监督有的放矢。
二是恢复批评的中介功能。文艺批评应当是作品与公众之间的翻译者,而不是任何一方的扩音器。主流媒体和专业机构有责任在争议发生之时提供阐释,而不是等舆论平息之后再作总结。
三是平台要担起责任。算法不应奖励围攻,不应把一张截图脱离语境地推送给它本不面向的人群。这是可以做到的技术选择。
四是逐步提高美育与视觉素养。审美判断权的扩大,最终要靠公众判断力的提高来承接。让人们看图时自然想到这是什么场合、哪种体裁、它为什么这样画,比任何规范都更根本。
五是创作者要用作品说话。创作的信誉,只能靠好作品一件一件挣回来;面向大众的通俗演艺与作品,应当对场合与观众保有基本的敬意;表现中国人形象的创作,更应当有起码的观察与诚意,不能拿现成的刻板印象凑数。公众的警觉不是凭空而来的,创作者拿出经得起看的作品,才是对这种警觉最好的回应。
(作者:意娜,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