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18日 Wed

传统文化题材舞剧如何走向艺术更深处?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18日 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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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版:文艺评论周刊·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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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 2026年11月18日 Wed
2026年11月18日

传统文化题材舞剧如何走向艺术更深处?

  近年来,一批以文物、典籍、非遗、地域文化和历史人物为舞台叙事起点的舞剧作品,为舞剧演出带来热度。如《五星出东方》从一件汉代织锦护臂中展开历史想象,《红楼梦》从古典名著中重构大观园里的青春与盛衰……这些作品让传统故事与当代审美形成新的连接。然而,当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题材出现在舞台,如何从题材热度走向艺术深度,让作品不止于呈现文化景观,值得思考。

从文化识别转向人物深掘

  文化资源进入舞剧,首先带来的是辨识度。观众看到一件器物、一个名号、一套身段,就会想到它背后的时代、地域或是共同记忆。可资源被识别,并不等于角色被认可。舞剧创作还应该去追问“谁生活在这个资源背后”。题材为呈现具体情境提供了基础,但并不是人物建立情感的依据,角色是否有说服力取决于他在具体情境中的抉择是否真实可信。我们可以看一些较为成熟的传统文化题材作品,创作者是如何处理的。

  舞剧《五星出东方》将出土的文物转化为关于民族交融的舞台叙事。剧中,考古队员在黄沙中发现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时空随之回到两千年前的西域,虚构的汉代将领“奉”、精绝首领之女“春君”以及北人首领之子“建特”等人物,使文物背后的历史想象获得了人格化入口。精绝城中的祥和与人们的善意,春君对东方的向往,建特与奉化敌为友共同修建被沙尘暴摧毁的城墙……这些轻盈的段落,调和了同类宏大叙事惯常的严肃感,为人物带来更鲜活的舞台气息。不过,当主角承担着引出文物、连接历史、组织叙事、价值导向的多重任务时,人物的成长轨迹还需要更充分的说明。比如,剧中“建特”的性格趣味鲜明,但其复杂处境下的心路历程究竟如何?创作者只有进入真实的人的情感、判断和选择之中,才能让人物不仅被安放进历史,更真正“经历”历史。观众才能在理解作品的价值观念之外,还看见一个具体的人如何迟疑、决断、承担后果,并为之感动。

  民族舞剧《红楼梦》面临的则是另一种情况。宝玉、黛玉、宝钗以及大观园中的青春群像,早已在文学阅读、影视改编和大众经验中被反复塑造,舞台如何让观众重新认识人物?创作者尝试打开人物尚未被发现的精神侧面。作品前几幕对古典意象、舞台调性和红楼氛围层层铺陈,迅速唤起观众对原著世界的情感记忆。倒数第二章“花葬”明显加强了对角色心理层面的开掘,十二把高背官帽椅错落竖排在花海中,十二钗素衣披发,端坐其上。她们弃花、脱衣,围着椅子反复跌落、爬起、甩发,身体始终被限定在原地。这一幕更强调现代舞式的身体质感,试图进入人物内在的情感世界。这个处理显示出创作者有意把人物从精致的红楼图景中拉出来,推向更深的精神剖面。仍有遗憾的是,这种人物深度主要集中在终章附近,而没有更早、更持续地渗入人物关系的发展之中。它更偏向局部编舞语言的雕琢,而没有实现贯穿叙事结构的突破,前半部舞台营造与最后的精神剖析之间,形成了结构重心上的审美落差。

  《五星出东方》和《红楼梦》代表的正是文化资源进入舞剧创作时面临的两类核心考验。一边是历史材料太重,容易把角色推向意义的化身,另一边是经典形象太熟,既提供了基础,也形成了限制。前者难在如何从题材中找出人的真实性、鲜活性和典型性,后者难在尊重原有经验与摆脱惯性理解之间寻找平衡。完全复刻,或完全颠覆,都不是高级的创作方式。传统文化题材舞剧创作要走向人物深处,真正要完成的不是对资源的再确认,而是在意义已经很强、印象已经很深的地方,重新为人物打开被理解、被塑造、被发现的空间。

难的是不让舞段沦为插入式景观

  传统文化题材舞剧不缺漂亮舞段,地域性动作、民俗化表演、色彩性场面和类型化技巧都能迅速建立舞台声势。难的是,如何让这些段落成为剧情推进的关键节点,而不是插入式景观。

  舞剧《骑兵》以蒙古族青年朝鲁与恋人珊丹、战马“尕腊”的聚散为线索,讲述了他在解放战争中参军征战、痛失战马与左臂,最终放下功勋回归草原的故事。这一题材天然具有强烈的舞台动势:马背意象、队列行进、集体冲锋、训练场景、草原气息,加上蒙古族舞蹈“转、横、摆、扭”的动律,以及舒展、盘旋、奔跃的身体形象。舞剧成功营造出雄浑壮阔的视觉画面,“万马奔腾”“铁骑血战”等段落,将草原身体、英雄气质和战争氛围组织成充满感染力的舞台场面。作品没有停留在单纯的舞蹈展示上,而是试图通过朝鲁、珊丹与战马尕腊三个角色之间的关系变化,把爱情和战友情纳入叙事结构,使草原生活、从军出征和英雄归来形成一条较为清晰的情感线索,情节点清晰,篇章推进完整。但如果细究剧中关键事件背后的内在动因,仍会发现,作品中的舞蹈更多是在完成抒情和渲染的功能,而没能推动人物关系发生戏剧性转折。例如,第四幕“战马情”中表现战马夜间休整的群舞,以卧槽、尥蹶、踢踏等拟态动作,配合侧光中的队列造型,生动呈现了战马的灵动特质,丰富了骑兵生活的舞台质感。这组舞段主要承担的仍是情境铺陈与情绪积累的功能,其戏剧价值还需要放到人物关系的发展中加以考察:日常相伴如何积累为相互信任,战场上的共同经历又如何使这种信任成为生死与共的选择?舞剧缺少了人物之间具体的行动与回应,剧情推动主要依靠从军、战斗、牺牲等事件的先后衔接来交代。

  类似的问题,在非遗题材舞剧《醒·狮》中也有所体现。《醒·狮》尝试把醒狮、南拳、板凳功等岭南文化元素的发力方式、节奏气息和造型质感转化为舞蹈语汇。该剧以三元里抗英斗争为背景,讲述了两位舞狮少年从争夺狮王到放下私怨、携手出狮共御外敌的故事。人物阿醒与龙少的“双雄”结构,具有较强的戏剧张力,足以推动人物关系的冲突升级。但一些关键转折仍显过于迅疾,比如,阿醒何以从母亲反对、意欲退出转向决然出狮?龙少又如何从计较个人胜负转向与阿醒共御外侮?这些变化产生主要依靠的也是外部因素推进。

  这类现象的出现,是因为创作者往往是面对一个已经被认可、被命名、被赋予意义的文化资源,再想办法将其“舞剧化”。这种设计能够迅速建立作品的文化指向,却也容易让角色先于自身生命轨迹而提前抵达象征。大量展示性舞段如果没有进入人物处境、推动关系变化和剧情继续向前发展,就容易成为场景式切片。正因为是舞“剧”,舞段不能只是“好看”,还应该有效。每一次起舞都应是人物行动的一部分,是人物关系发生变化的现场。

让观众从传统文化中看见自己

  回溯新中国舞剧的发展历程,从《和平鸽》《宝莲灯》到《小刀会》《红色娘子军》,早期中国舞剧正是在神话传说、历史事件等丰厚的文化资源和民族化舞台样式中,逐步建立起自身的表达传统。这些作品不只是完成了舞剧样式的探索,也在不同时代条件下回答了舞剧如何处理“事”与“人”的关系。例如,《红色娘子军》由琼花这一人物的性格引发事件,事件的后果又反过来推动人物认识自身,使革命历史中的成长主题落实为一个具体的人如何行动、受挫并重新作出选择。人物的变化成长则由舞蹈动作的变化来表现。这正是在事件中塑造人物,使人物在时代精神中获得价值高度。

  随着中国舞剧的发展,创作者对人物的理解也不断深入。舒巧、李承祥等老一辈编导,在创作中探索舞蹈语言、人物塑造与戏剧结构的有机结合;胡尔岩等舞蹈理论家与评论家,则从舞蹈思维、创作心理与结构组织等方面,研究舞剧的表达特点与创作规律。他们的探索推动了中国舞剧对人物心理、身体逻辑和舞台叙事的认识,即舞剧不只是把一个外部故事转译为舞台形式,也不只是用跳舞去说明情节,而应当通过身体行动进入人物心理,打开内在冲突。由此看,今天讨论文化资源型舞剧如何处理传统、人物与身体表达的关系,并不是提出一个全新的创作要求,而是在重新面对中国舞剧自身早已展开过的艺术命题。

  传统文化资源之所以重要,并不只是因为它们具有历史价值、经典地位或代表某一技艺流派,更因为其中沉积着人的劳动、情感、生活经验和传承记忆。观众期待在舞台上看见传统独有的风貌、气质与审美特征,这是一种自然的需求,构成了这类舞剧最基本的观看入口。但当这一类型逐渐成熟,观众对“看见传统”的惊喜,就会转化为更深的期待:它为什么需要在今天被重新讲述?它与当代人的情感经验、精神处境和价值困惑究竟有什么关系?如果创作只是表现文化传承的必然、历史的崇高,舞台完成的只是一次价值观摩,观众知道它重要,却未必感到它与自己有关。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不只是让古老资源以新的形式被看见,更是让今天的人在其中重新看见自己。

  闻一多曾说,舞是生命情调最直接、最充足的表现。传统文化题材舞剧的下一步,不是寻找更大的题材、叠加更多符号,而是把已经被看见的传统,进一步推向可以被感受的人。文化资源识别回答的是“从哪里来”,人物深掘追问的是“与谁有关”,历史再现肯定的是传统价值,当代追问打开的则是今天的人如何与传统重新发生联系的空间。这也是当代中国舞剧继续向前走时必须面对的深层课题。当传统文化进入具体的身体、关系和情感经验之中,才真正转化为艺术形象。中国舞剧要抵达的,也正是这样的境界:让传统不止被观看,更要被理解;让历史不止被纪念,更在人的身体和心灵中获得回响。

  (作者:汪起正,系上海歌舞团事业发展部副主任、二级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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