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中道新议
羌中道是联通中原、西域乃至中亚地区的重要通道。关于中原王朝何时开通羌中道，传统观点认为始于汉武帝时期。随着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与研究，秦与羌中道的关系进入学术界的讨论。郭涛先生认为羌中道与秦朝疆域内的主干道相互衔接，秦代已可通行（郭涛：《从交通地理角度看“昆仑石刻”》，《光明日报》2025年7月16日第8版）。王子今先生认为“羌中”地方对中原王朝交通方向上的重要性是秦汉相承的（王子今：《尕日塘秦刻石所见“羌中”民族文化信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6年第1期）。霍巍先生重点关注“青海道”，认为尕日塘秦刻石证明此道在秦始皇时已开通（霍巍：《“秦昆仑采药刻石”与“青海道”的初通》，《青海民族研究》2026年第1期）。现有研究多侧重交通地理维度的考察，较少从秦与西羌的政治关系切入进行系统阐释。本文认为，伴随秦国对西羌的持续镇抚，至秦始皇时期，秦官方使团已可安全通行羌中。在秦代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羌中道应承担了重要的通道功能。
秦与戎、羌的关系
先秦时期，羌是青海高原主要的世居族群，羌中道最初应由羌人开拓经营。羌、戎关系密切，《说文解字》曰：“羌，西戎牧羊人也。”应劭《风俗通义》曰：“羌，本西戎卑贱者也。”故戎部亦能通行、管控羌中道。
秦自周宣王时受命西伐诸戎，开始了与戎族长达数百年的融合历程。经庄公、襄公等苦心经营，至缪公时，因采用由余伐戎之策，“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至厉共公时，秦灭大荔戎，同期赵灭代戎，韩、魏灭伊、洛、阴戎后，“中国无戎寇，唯余义渠种焉”。献公灭狄、豲戎；孝公斩戎之豲王；惠文王时义渠君称臣；昭襄王时，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起兵灭之，陇西、北地、上郡之地遂尽入于秦。
秦除了在取戎地后设县、道外，对于势力较强的戎部亦施行羁縻之策。县、道的设置，意味着秦的道路网络亦延伸至此；臣服戎部的辖地虽未并入秦地，但秦应已可通行其境内道路。例如，秦惠文王十一年（公元前327年），义渠君称臣。之后，惠文王于后元五年（公元前320年）“北游戎地，至河上”。义渠戎地在秦土之北，秦王所游戎地主要指义渠地。可以看出，秦王能够北巡戎地的前提即是义渠君称臣。至昭襄王时，秦灭义渠戎，有陇西、北地、上郡等地，置郡县，筑长城，原戎地道路遂纳入秦交通系统。
秦在西并戎地的过程中，与羌已有接触。羌之祖爰剑，秦厉共公时为秦所拘执，沦为奴隶。秦人“不知爰剑何戎之别”，可知爰剑是秦人自戎地虏获，其或即戎部之卑贱者。
爰剑自秦逃脱后，西入河湟地落定。彼时秦之威势尚未及河湟，且其地与秦土之间有戎部相隔，故爰剑方得安全。然而随着秦持续西征，兵锋不断逼近河湟。秦献公时灭狄、豲二戎。之后，秦在二地分别置狄道、豲道。狄道，在洮河下游，可知秦土已扩至此。献公西征，对河湟羌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卬畏秦之威，率部“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其余羌种自此后亦各自散徙，只有忍和其弟舞的部落留在湟中。河湟羌反应如此之大，原因在于豲、狄地可通河湟，秦灭二戎后，羌土和秦地之间已无戎部作为缓冲，羌人将直面秦之军威。
秦孝公西伐，斩戎豲王。其后任用商鞅推行变法，内立法度，奖励耕织，整军经武。历经十余年，秦国力强盛，兵强天下。秦之强盛与对外征伐，对西羌造成的震慑更甚于前。《后汉书》载秦孝公“威服羌戎”。
嬴政专务六国，兵不西行。并天下后，秦始皇于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开始对四夷用兵。《盐铁论·诛秦篇》曰：“秦既并天下，东绝沛水，并灭朝鲜，南取陆梁，北却胡狄，西略氐羌。”《后汉书·西羌传》曰秦始皇“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众狄”。《史记》载秦二世继位后，“外抚四夷，如始皇计”；又载二世诏书，曰：“先帝起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边境。”可见，外抚西羌等周边民族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核心国事之一。
西羌自秦献公时即已直面秦之兵威，秦始皇西抚后，其面临的军事压力无疑会更加沉重。尽管并无史料证明河湟羌在秦之军威下臣服于秦，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朝鲜王否即因畏秦攻打而“略服属秦”。
秦使团为何安全穿行羌中
尕日塘秦刻石铭文云，秦始皇派遣五大夫翳率领“方技”西行昆仑采药，团队于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三月己卯日抵达扎陵湖一带。秦陇西郡以西的羌地为羌种所盘踞，秦官方采药使团为何能安全穿行于羌地，且深至扎陵湖？汉武帝时汉使通行羌中、西域的经历，可资参照。
张骞首次出使西域，返汉后向汉武帝汇报通大夏之路，称“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学界多将羌中道“险”归因于交通条件恶劣，王子今先生指出，羌中交通条件不能片面地以“险”“恶”认定，影响汉朝交通网开拓更重要的因素是民族关系，即羌族等对于其他族群涉足其地的交通行为采取“闭”的态度（《尕日塘秦刻石所见“羌中”民族文化信息》）。秦末中原大乱，匈奴乘势崛起，“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匈奴与汉相争，西羌阻绝汉使，原因正是西羌臣服于匈奴。张骞出使西域返汉时，“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郑炳林先生认为，张骞并非被匈奴直接拘执，而是在罗布泊一带被狼何羌俘虏后传至匈奴（郑炳林：《先秦至西汉初期的敦煌与河西》，《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九辑，第12—13页）。
张骞出使乌孙后，汉廷与西域有了官方往来。张骞之所以能凿空西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深谙西域诸国贪慕财物的心理。然以财利诱之，必不长久。张骞凿空西域后，汉使西域者辈出。自乌孙以西至安息多畏匈奴，“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以致“汉使数百人为辈来，而常乏食，死者过半”。西域国困窘汉使，除受匈奴胁迫外，汉廷未与之建立臣属关系亦是重要原因。在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胜利后，西域国多臣服于汉。如李广利胜归时所经小国“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见天子，因以为质”。《汉书·西域传》云自伐大宛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因此，和“赂遗财物”相比，建立臣属关系才是保障道路畅通的更有力举措。
以上汉代的例子说明，中原王朝使团能否安全通行外域，更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民族关系。秦自事羌戎以来，长期经略西地。秦献公西征已对诸羌形成军事威慑，孝公时威服羌戎，秦始皇于三十二年开始镇抚西羌等周边民族，三十七年派遣使团西行羌地采药。这一时间脉络表明，秦采药使团能安全穿行羌中，并非依靠财物开路，秦对西羌镇抚后所构建的政治保障才是更重要的因素。
羌中道与秦朝中外文化交流
秦地处西陲，长期与羌戎杂处，较其他诸国更早接触、吸收异域文化元素。如屈肢葬俗、铁器和金银器的较早使用等。秦始皇陵考古所见域外文化元素更值得关注。段清波先生指出，秦始皇陵兵马俑、百戏俑、铜车马、条形砖、封土内台阶式建筑、青铜水禽等的制作工艺中，一些文化因素宛如横空出世般出现，而又在其后的时代难觅踪迹。而这些技术皆可在古波斯等文明中寻得源头，故段先生认为其来自西方（参见段清波《从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系列论文）。秦始皇陵出土的单体金、银骆驼造型写实逼真，尤其是驼蹄趾的刻画，是目前我国所见东周秦汉骆驼题材中的孤例，但在中亚、西亚艺术品中却很常见，因此也是秦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典型实证（冯锴等：《东周秦汉时期骆驼题材文物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2024年第3期）。
一般而言，无官方力量主导的跨区域文化交流，往往比较零散、缓慢；而一旦有了官方经略，文化传播与交流就会大大加速。秦始皇陵突然出现一批西方技术文化元素，虽不能说明秦朝已与西域有了官方往来，但技术、人员的直接接触与往来是很有可能的。针对青铜水禽铸造工艺的研究表明，它可能由西方工匠在秦朝境内制作，或在西方工匠的帮助和指导下，由秦朝工匠制作而成（邵安定、[英]梅建军：《秦始皇陵出土青铜水禽的铸造工艺及其文化联系》，《美术大观》2023年第1期）。秦始皇陵出土金、银骆驼造型也呈现出中西合璧的特征，学者们推测其为西方艺术影响之下的本土创造（《东周秦汉时期骆驼题材文物初步研究》），很可能也是中外工匠合作的结果。
秦与西戎错居。从马家塬戎墓出土器物来看，西戎与中亚、北方游牧民族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与协作关系（吴欣：《经纬之间——公元前一千纪后半叶欧亚草原与帝国边缘的互动研究》，载《新疆考古七十年——纪念王炳华先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凤凰出版社，2026年）。秦始皇陵墓葬品所见部分域外文化元素，也可能与秦对西戎资源的整合有关。总之，在战国至秦代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羌中道应起着十分重要的通道作用。
羌中道北出今祁连山、抵张掖后走河西走廊通道，亦可出柴达木西缘，至新疆若羌、且末直接通连西域南道（初师宾：《丝路羌中道开辟小议》，《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早至青铜时代，羌中道就已成为连接东亚、中亚、南亚及中原、西南地区的十字枢纽（易华：《青铜之路羌中道：昆仑山下四千年文明交汇隐秘动脉》，《青海社会科学》2025年第3期）。春秋战国时期，羌中道主要被羌、戎把控，在西戎与中亚等地区的来往与文化交流中，羌中道应当是核心通道之一。
秦在伐并西戎的过程中，对西羌持续形成军事威慑，秦始皇进一步镇抚后，秦官方使团已可通行羌中。秦官方采药使团西行羌地即是例证。而同期北方草原通道由匈奴掌控，河西走廊虽主要为月氏所居，但东端亦属匈奴领地。秦与匈奴相拒，北方及河西走廊通道虽不可能因此而断绝，却也会大受制约。故对于往来秦地的中外人群而言，羌中道应是相对安全的通行路线。
总而言之，尽管目前尚无秦代官方通过羌中道与西域等地来往的记录，但结合秦对西羌的持续镇抚、官方使团深入羌中腹地的史实，可以推测，秦朝在羌中道已有一定的政治与军事影响力。秦始皇陵考古所见的西方文化元素，为探讨战国晚期至秦朝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物证，而羌中道很可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米小强，系敦煌研究院丝绸之路与敦煌研究中心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