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出发，聆听非洲大陆脉动

　　面积广阔、人口众多、语言和族群数以千计的非洲大陆，不仅拥有丰富、悠久的口头文学传统和前现代书面文学，现代文学更是成果斐然。非洲现代文学诞生于殖民历史的特殊土壤，主要借用英、法、葡等语言书写。1921年出版的《巴图阿拉：真正的黑人小说》是非洲法语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1958年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的英语小说《瓦解》出版，标志着非洲现代小说走向成熟。自此，非洲文学进入发展快车道，在世界文坛引发广泛关注。非洲文学记录着这片广袤大陆的风俗世相，从多个维度呈现了真实、鲜活的非洲形象。

重塑非洲立体图景

　　尼日利亚作家奇玛曼达·阿迪契在她的演讲《单一故事的危险性》中指出：“将一群人反复呈现为某个模样，而且只是那个模样，久而久之，他们就变成了那个模样”，这是剥夺、侵害他们权益“最简单的方法”。几个世纪以来，西方话语系统构建的“单一故事”，将非洲反复固化为苦难、原始、蛮荒的灾难大陆，非洲厚重的族群历史、鲜活的日常百态、真切的个体悲欢却被遮蔽。“非洲现代文学之父”阿契贝因此倡导“平衡的故事”，号召非洲作家多层次、多角度展现多元非洲的真实面貌。非洲文学在世界文坛建构的立体非洲图景，正是对“平衡的故事”这一文学理想的践行。

　　与非洲深度联结的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从不同角度描绘了多维非洲形象。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尔贝·加缪曾在阿尔及利亚生活20多年，深谙北非殖民地的困境。加缪的代表作《鼠疫》正是基于阿尔及利亚的现实土壤，展现了人们在荒诞境遇中直面惨淡现实的无畏风骨与抗争勇气。1986年，尼日利亚作家沃莱·索因卡斩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非洲本土首位获此殊荣的作家，颁奖词称赞他以“广阔的文化视野创作了富有诗意的人生戏剧”。他在《沼泽地的居民》《雄狮与宝石》《路》等作品中，将西方艺术与非洲音乐、舞蹈、戏剧等本土文化元素融合，生发出粗粝而华美的独特艺术魅力。198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埃及作家——“阿拉伯文学之父”纳吉布·马哈福兹，在“开罗三部曲”以及《我们街区的孩子们》等作品中勾勒埃及百年社会变迁，将人的欲望、信仰和挣扎刻画得淋漓尽致，展现出穿透历史烟云的思想锋芒。

　　分别获得1991年、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纳丁·戈迪默和J.M.库切是南非文坛的双子星。戈迪默在小说《七月的人民》《无人伴随我》等具有时代厚度的作品中，描写种族隔离制度下复杂的人际与社会关系。库切则延续南非文学的思辨力量，在《耻》《等待野蛮人》《内陆深处》等作品中，以冷峻、内敛的笔触揭示多重面具下的人性本质，并借边缘人物的遭遇反思殖民遗产、西方文明的虚伪，以及后种族时代的社会困境。

　　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也与非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曾在津巴布韦生活25年，这段经历在她的《野草在歌唱》《这原是老酋长的土地》《金色笔记》等作品中都留下了印记。莱辛的作品中交织着殖民记忆、女性困境与文明的撕裂，将非洲的生命体验融入女性精神史诗。斩获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在《天堂》《沙漠》《海边》等作品中关注东非殖民地的人生百态，探讨殖民影响下的身份认同、种族冲突、历史书写，将非洲置于印度洋跨文化交流网络之中，进一步丰富了世人对非洲的理解。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外，还有一众重要作家以多重视角书写着非洲故事。钦努阿·阿契贝2007年获布克国际文学奖，曾入选“全球百名公共知识分子”，他在《瓦解》《动荡》《神箭》《人民公仆》等作品中为世界各地读者还原了一个鲜活、充满希望、值得尊重的非洲。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同时用英语和基库尤语创作，作品已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他在《一粒麦种》《大河两岸》《血色花瓣》等作品中融入非洲口头文学传统，坚持面向底层民众创作。他在肯尼亚独立前号召民众反抗殖民统治，独立后则直面非洲内部的权力斗争与社会矛盾，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大的社会感召力。

　　出生于葡萄牙移民家庭的莫桑比克作家米亚·科托在当今葡语文学界颇具影响力。他在代表作《梦游之地》《母狮的忏悔》《耶稣撒冷》等作品中，以诗意文字描摹非洲的战争创伤和生命韧性。身为记者、生物学家的科托将当地民间故事和历史传统融入创作，展现了莫桑比克族群、语言、文化的多样性。1991年布克文学奖得主、尼日利亚作家本·奥克利从古老的约鲁巴民间传说和尼日利亚历史中汲取创作养分，在成名作《饥饿之路》中探索民族命运和出路。奇玛曼达·阿迪契在《半轮黄日》中写尼日利亚内战，在《美国佬》中刻画非洲青年跨大洋的生活体验，既书写苦难创伤，也展现普通人的爱情、家庭、理想，让读者领略充满烟火气的现代非洲。

　　此外，还有众多在非洲本土出版作品的作家，他们的创作深具本土文化意蕴与美学特质，往往能更真切、客观地呈现复杂的非洲面貌。这些作品是展现非洲不同区域、国家、族群在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民族心理等方面迥异风貌的重要窗口，尤其值得读者秉持平等对话、尊重非洲主体性的态度去关注和解读。

　　米亚·科托在接受采访时曾说，人们对非洲“最大的误解就是把它视为一个整体”。非洲并非一个同质化的整体，非洲形象拒绝任何“单一故事”的塑造。非洲不同区域、国家的多语种作家，通过以不同方式呈现非洲多元交织的历史肌理、现实境遇、文化特质，共同绘就了一幅立体多元、鲜活生动的非洲图景。

讲述“我们”的故事

　　恩古吉·瓦·提安哥曾说，非洲在许多西方主流叙事中只有自然和动物，“没有人”。直到津巴布韦1980年独立前夕，还有殖民者宣称，非洲人要到“一千年后的某个时刻”才可能“成为文明人”。因此，凸显非洲人与全人类共通的情感结构、尊严诉求、生命价值与精神品格，成为非洲作家的重要使命。他们讲述能引发世界各地读者共情与共鸣的故事，让读者在其中看见自己，看见那个属于“我们”的故事。这些故事描绘人类相似的境遇，回答人类共同的问题，因而具有跨越地域的世界性。

　　非洲文学的世界性根植于对人类共通情感和相似境遇的真切体悟。对爱情、亲情、友情的渴求与珍视，对人生理想的规划与追求，在逆境中的奋斗与挣扎，远在异乡时的离愁别绪与万般艰辛，这些普遍的情感体验和人生经历在非洲文学中俯拾即是。《海边》《美国佬》等作品中，客居欧美的主人公都饱尝漂泊异乡的孤独，满怀对故土的眷恋，也深陷身份认同的纠结，这些体验也是现代社会许多人共同的生命感受。“开罗三部曲”以及《紫木槿》《待雨》等作品描写了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代际冲突，呈现出鲜活的非洲市井百态，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心有戚戚。描摹人间真情的作品尤其居多。《雄狮与宝石》中的主人公希迪要在象征传统文化的村长与觉得“西方月亮更圆”的青年教师之间抉择伴侣，由此生发的喜剧意蕴深刻。作为非洲文学重镇的津巴布韦，21世纪以来更有诸多作品描写真挚感人的亲情、友情、爱情，充分发挥了文学“懂”人、“怜惜”人、“尊重”人的精神。

　　在困苦和逆境中坚守人类良知和正义，是非洲文学的另一重世界性。非洲历经殖民掠夺、种族压迫、社会动荡，苦难似乎是其绕不开的底色。但非洲作家以及以非洲为主题的作品并未止步于书写苦难，而是通过反抗、挞伐种种不公与暴行来展现对良知和正义的坚守。《鼠疫》中的民众在荒诞现实中奋起反抗，展现了在绝境中坚持正义的人道主义精神。戈迪默直面种族隔离制度，在《七月的人民》中既记录种族制度带来的深重创伤，也书写不同种族个体的良善与良知，反思压迫环境下人性的扭曲与可能的出路。库切的《耻》在后种族时代破碎的现实中叩问人的尊严，探讨个体如何在屈辱、磨难中坚守人格底线、寻求灵魂救赎。

　　恩古吉既批判殖民暴力，也抨击本土社会的专制腐败，即便身陷牢狱也不曾放弃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莱辛以及承继她文学思想的约翰·埃佩尔，从白人社区内部讽刺和抨击殖民者的自大傲慢、冷漠无情，揭示并鞭挞殖民主义侵略和掠夺的实质。将非洲小说带入全新探索领域的依温妮·维拉，则在《你为什么不刻其他动物？》《石女》等作品中探讨殖民创伤、民族矛盾导致的兄弟相残、父权制下的女性悲苦命运，呼唤一个种族平等、民族团结、公正包容的社会。

　　非洲文学的世界性还体现为一种怀抱希望的共同体意识。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提出，人类在希望、满足、再希望、再满足的循环中推动文明进步，有希望、有愿景，才有未来。见证或经历殖民统治和后殖民困境多重磨难的非洲作家，面临裂土重构的艰巨任务。正是对美好世界的向往，让他们在家国情怀和人类命运与共的精神指引下憧憬和构建平等共生、和谐包容的共同体。《鼠疫》中的人道主义希望、《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对正义与革新的呼唤，以及《石女》《缺席了，英语教师》对民族和谐、种族和解之路的设想等，都是典型例证。加纳作家艾伊·奎·阿尔马的小说《美好的人尚未诞生》中，理想人格与和谐共同体静待诞生，有力诠释了非洲文学于苦难中守望希望、于破败中期望新生的精神内核。这类作品饱含对种族平等、民族和睦、文明共生的憧憬，引发世界各地读者的共情与共鸣。

　　非洲作家基于本土经验观照人类，展现了非洲人直面困苦、坚守正义、守护希望，追求平等与和谐共存的崇高品格和精神愿景。这些文学作品“使人的形象在地球上站得更高大”，凸显了非洲文学兼具本土底蕴与普遍价值的特点。

在文学中再现中非交流历程

　　中国与非洲远隔山海，却拥有源远流长的交流历史。随着中非交流持续深化，非洲文学中的中国文化元素、思想印记与华人叙事不断涌现。中非的相遇与交融，再现于生动、鲜活的文学故事中。非洲作家立足本土现实、借鉴中国文学经典，多角度呈现华人和中国形象，由此反映出非洲社会对中非交流互鉴的真切体悟。

　　非洲文学对中国文化元素的借鉴与运用，是中华文化实现跨文明对话的生动实践。埃佩尔在《缺席了，英语教师》中表达了对老子辩证法思想的偏爱，认为矛盾双方相互依存，在一定条件下还能彼此转化。喀麦隆诗人恩格尔贝特·姆文的诗歌《致孔夫子》通过与孔子展开精神对话，探讨非洲与中国的跨文化联结。诗人通过黄河、长江等中国文化意象，构建富有诗意的东方文明空间，将中国传统思想与自身精神体验相结合，表达对仁爱、至善、礼序与责任等思想的礼赞。这类文学作品呈现的中非价值共识与精神共鸣，既反映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活力，也彰显了中非跨文明对话的丰硕成果。

　　非洲作家对中国和华人形象的多元塑造，是中非交流与合作日益深化的文学见证。莱辛在《非洲的笑声》中曾提到，津巴布韦独立后的十余年间，黑人作家创作的100多部作品中“几乎没有白人”，引发白人哀叹“他们对我们没兴趣……我们仅仅是渐渐逝去的噪音”。非洲作家对中国和华人的关注与书写，源自中非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是中国文化魅力和中非关系发展的自然结果。

　　早在14世纪，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就在游记中描绘了中国瓷器、丝绸、金银器物的精美，记录了中国城市的开放包容。古尔纳到访中国时曾回忆自己童年时期在桑给巴尔岛的家附近海滩“寻宝”，其中就有冲上岸的来自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沉船的碎瓷片，“我们曾与大洋彼岸的地方联系频繁。在海岸的一些地方沿沙滩行走，你会拾到青瓷碎片，它们产自中国，是郑和船队遗留下来的历史遗迹”。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郑和下西洋的故事为背景，肯尼亚作家伊冯·阿蒂安波·欧沃尔创作了小说《蜻蜓海》，讲述肯尼亚女孩、郑和船队水手后裔艾雅娜与中国的不解之缘。她在历经人生变故后远赴中国求学，与中国船长赖金从相遇、相知到相爱。小说以个体命运的微观叙事，诠释了跨越山海、历久弥新的中非民间情谊，也塑造了真实立体的华人形象。

　　虚构类文学作品之外，南非华裔作家乌尔弗里达·何的回忆录《纸生儿女：南非华人的成长岁月》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尤为真切。回忆录以南非华裔视角，呈现了非洲华人群体的多元形象：既讲述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华人如何在歧视与压迫下，于文化夹缝中奋力寻求认同、展现生存智慧；也描写21世纪后，南非华人在全球化时代自由穿梭的情形，彰显其自强与自信。此外，书中还细致书写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南非落地生根、与当地多元文化相互嫁接的历程。当地华人在传承中华文化的同时，吸纳并适应非洲本土的生活方式与文化特质，这既是中华文化兼容并蓄、生生不息的生动体现，也是中非文化双向融合、深度交融的生动缩影。

　　文学是打破“单一故事”的有力武器。从文学世界出发，欣赏非洲作家笔下立体多元的非洲图景，品读那些跨越国界、击中心灵的故事，感知他们对中非交流历史的真切体悟与真诚书写——这便是我们了解鲜活非洲、聆听非洲大陆脉动的绝佳路径。

　　（作者：蓝云春，系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