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做学问的】求真求善 家国情怀

　　【我是这样做学问的】

　　1938年我出生在上海。1956年就读山东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后于1964年入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1987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一个甲子的研史生涯，时光匆匆，感悟多多！

　　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工作岗位多是由国家分配安排，研究任务也多由国家需要而决定。我是从研究卫拉特蒙古史、隋唐民族关系史开启自己学术道路的，调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后，担任了近20年领导职务，研究视野大大拓展，研究内容也有新的突破：深化卫拉特蒙古史研究，着力进行新疆史研究，全方位展开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到当代边疆治理研究，持续探研中国边疆研究史，连续12年主持“当代中国边疆系列调研”，构筑中国边疆学、提出中国边疆学理论等。

　　在我看来，做历史研究，学者一方面要遵循求真求善的原则，另一方面要有家国情怀。

　　所谓求真求善，就是指研究工作要力求接近和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以我研究中国历代边疆治理这一命题为例，试做说明。

　　收集资料是研究工作第一步，也是最基础的工作。40多年研究实践，我的资料收集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类资料是政府的档案文献，研究有清一代的边疆治理，最重要的档案当然是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上千万件清代档案，档案中有汉文的，还有满文、蒙古文、藏文等民族文字的档案，特别是满文档案，当然也不能轻视俄文、英文、法文、日文等文献的收集；第二类资料是历史当事人或当时人的记述，同一事件从几个角度看，研究中我们可以选取一个认为最接近历史事实的结论，或将几种认识对比以后，综合出一个我们认为比较接近历史事实的结论；第三类资料是民族文字文献的记载，我们必须尽量挖掘和搜集民族文字文献，在研究卫拉特蒙古历史时，托忒文文献是我们以往研究中所缺少的，也显得更加珍贵，要尽量利用。第四类资料是实地调查的资料，没有实地调查形成不了感性认识，没有感性认识，理性认识也不会完善。比如一位很著名的德国学者在著作中称：东归祖邦的土尔扈特人回来以后什么也没得到，得到的只有一片荒寂的土地。我们从实地考察中看到，清廷将土尔扈特人安置在新疆巴音布鲁克大草原，生息繁衍至今，而巴音布鲁克大草原至今仍是新疆最美的大草原之一呀！

　　研究有清一代边疆治理，汉文档案是基础，满文、蒙古文、藏文等文字的档案和文献，还有俄文、英文、法文几种文字的档案，都应尽可能利用，使研究结论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这成为我研究实践遵循的一大原则。

　　做历史研究，家国情怀不可无，这是历史学者的社会责任。特别是作为中国边疆和民族的研究者，除了要有深化研究、攀登学术高峰的雄心和决心外，还必须要有走出学术象牙塔、走向社会的自觉，应依托历史，以史为鉴、直面现实、咨政育人。同样以边疆治理研究为例，略做说明。

　　中国古代至近代边疆治理，对于中国疆域的形成、发展、奠定，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作用至关重要。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总结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激发国人认识边疆、热爱边疆的爱国热忱。当代中国边疆治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学人应依据研究成果为国家治理建言献策。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不断深化边疆治理的学术实践中，我提出构筑中国边疆学的命题，期待通过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在学术之林中增添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也为新时代边疆建设和发展提供学术支撑。

　　我的60年治学感悟简言之可归为五点：

　　第一，史学工作者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求自己的研究成果有利于学科建设的总体发展目标，并且保证自己的研究成果具备可延伸的潜力，能够发挥以史为鉴和咨政育人的社会作用。

　　第二，中国边疆研究的优良传统是求真求善。一要求真，要把握历史真实一面，永远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二要求善，要求研究者必须脚踏实地，面对历史与社会现实要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第三，资料是研究的基础，资料的鉴别是研究的开始，对任何史料都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考据比对是鉴别真伪的可靠方法。还要详尽掌握和善于吸纳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使研究不陷入“井底之蛙”的窘境，为从选题到内容的创新提供保证。

　　第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到边疆地区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将大大有利于研究的深化。

　　第五，研究中要坚持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兼顾。微观研究是研究深化的基础，宏观研究则是研究的升华和能否拓展的保证。对于年轻学人而言，宁可小题大做，而不可大题小做，研究时要心有全局，尽量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做到“分则是文，合则成书”。

　　还可补充一句，作为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人，应努力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培养“四会”的能力，即会研究、会讲课、会编辑、会科研组织，若能如此，必然会利于自己的成才之途！

　　（作者：马大正，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