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08日 Sun

一种永恒的喜欢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08日 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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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版:光明文化周末·美术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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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 2026年11月08日 Sun
2026年11月08日

一种永恒的喜欢

  【谈艺录】 

  朋友常常问我,不停到青藏高原各地写生,是被什么所吸引?有时,他们还想知道我为什么坚持画人物肖像,在“重复”写生过程中的艺术追求是什么,创作热情何在?

  时间转回到1980年4月,那时我在中央美术学院读大二,和同学、老师一起去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夏河、合作、尕海、郎木寺和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若尔盖写生。从下车开始,我就被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景观以及带有原始野性和淳朴气质的藏族牧民深深吸引。次年9月,我又回到甘南收集毕业创作的素材。记得在欧拉草原的时候,傍晚还阳光灿烂,回到公社房子时就逐渐冷了起来,我们在炉子里烧牛粪,很快牛粪也烧完了,一晚上冻得缩在床上。第二天早上推开门的时候,看见外边一片银色的世界,原来夜里下了一场大雪。强烈的黑白对比,独特的景象,启发了我毕业创作的形式。我在欧拉公社住了很长时间,白天躲着藏獒去找牧民的帐篷画写生,与当地藏族人成了朋友。这些写生的经历和素材都融入1982年毕业时完成的石版画组画《挤牛奶》《宰羊》《送牛粪》《喂马》《雪后》《阳光草原》之中,我在作品中选择表现牧民朴素平和的生活,寻找他们强悍外表下率真厚重的美。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就这样在青藏高原上一路画来。细数起来,这40多年当中,不觉已经50余次往返青藏高原各地,我也成为人们眼中“一个以藏族人物为创作对象的艺术家”。现在回看当初,那片土地的灵魂从一开始就已经在召唤我,我也一步步尝试在高原上建立起自己的精神家园,并将其作为一生的艺术追求。

  20世纪以来,青藏高原绘画逐渐成为中国艺术的重要题材,我只是追随吴作人、董希文、朱乃正、潘世勋等前辈的步伐,也仅是众多描绘青藏高原风光与人文的艺术同道中的一位。青藏高原和藏族题材绘画对于20世纪美术到底意味着什么,“在写生中的创作”和“在创作中的写生”对我们的艺术意味着什么?这些确实是值得探讨和思索的问题。

  最初,石版画是我的主要创作形式。石版画的经典版材为德国索恩霍芬石灰岩,要在一块重达数十公斤的石板上作画,然后经过腐蚀固版、润版上墨和压印转印,才能得到一张作品。因此,我早期的写生主要是先搜集素材,然后回到工作室进行构图和创作。这一时期的写生作品中,能看到很多帐篷里的生活场景,有时也会有处于动态中的劳作或骑马、骑牛的牧人。20世纪90年代以后,石版画做得少了,我才逐渐开始将人物写生作为创作重点。

  我早期的人物写生以速写为主,用炭精在纸上快速完成人物的造型和刻画。2005年,我开始尝试用水性颜料在纸上现场完成人物写生,记得最早画的是一个戴毡帽的青年索南加。用水性颜料将藏族牧民的面貌、体态和衣着特征现场描绘出来,不是一件易事,我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不断尝试,才能够得心应手地将藏族牧民身上羊皮袄的质地、脸上的“高原红”,甚至眼球上的红血丝等细节一一表达出来。2014年画《卓玛本与同伴》和2015年画《夏吾才让夫妇》的时候,我已经可以熟练运用一种新的表现手法:用黑白水性颜料起笔,迅速记录下他们的形象、形体及动势的特征,然后无论他们怎样动,都可以把控住画面的进展,一步步丰富深入。这种创作方式既不是素描,也不是水彩,而是用“近手塑造”的方式留住对象的鲜活与浑厚。与此同时,创作尺幅也在不断加大,112.9厘米宽、189厘米高的大纸,那是手臂伸展和视角、身高所能达到的最大范围。随着尺幅的增大,创作时间也相应延长,这种对人写生的方式至少需要持续5个小时左右才能完成一个人物形象的刻画,对身体和作画状态都是一种挑战,同时使绘画具有了一些行为创作的因素。

  以前的石版画创作往往需要构思,头脑中先有追求的画面效果;现在的人物写生则是在落笔过程中不断生发变化,与模特面对面的交流不断带来新感受,模特转瞬变化的鲜活状态、写生现场的一些即时因素,也会融入笔触当中,留在人物形象里。这是一个艺术家的手、思想与模特对话的过程。希望以写生方式塑造出来的真人大小的形象,能够呈现画家在现场体会到的扑面而来的感受。

  在人物形象的选择上,不同的艺术家会有不同的追求,这可能是我们在艺术甚至是精神追求上的差异造成的。高原牧民很强悍,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辛的生活给他们留下的是锐利的眼神和豁达的生活态度,和图片、电视上看到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英武的外形、直挺的鼻梁、精致的嘴角和面部轮廓……这才是高原的灵魂所在,我就是喜欢。画藏族人民让我有一种幸福感,所以就没有疲惫。我很庆幸中国能有这样一块高地,有这样的人,他们的眼神令我终身难忘,哪里都没有。

  20世纪40年代,吴作人西行青海、西康(历史地名,约为现在四川省西部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等地采风,留下《负水女》等经典作品;50年代,董希文到康藏筑路部队慰问,创作了《春到西藏》;60年代,潘世勋随慰问团进藏,完成素描组画《翻身曲》……循着开拓者的足迹,几代艺术家接续探索,将中国独有的这块高原的人文风貌与生命形态纳入现代美术的视野,大大拓展了中国绘画的表现范围与精神维度。青藏高原与藏族题材绘画是20世纪中国美术里一块特殊的精神高地:它既是艺术家对形式语言不断试炼的场域,也是安放自我、贴近人文本心的途径。

  于我而言,近半个世纪的高原写生和创作,很难说出是什么感觉,就是一种永恒的喜欢,总觉得画得不够,不画不行。在快速捕捉对象神情的过程中,我总是想尽办法让画面丰富起来,怎么保持灵动鲜活的形象特征很重要,对此我还在不断积累和探索。写生的过程不仅提升了绘画技艺,同时也开阔了视野,深深地影响了我的精神世界。我希望在80岁之前还能再到青藏高原,继续描绘那些鲜明的形象,用心用情展现高原人民的时代精神风貌,也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高原精神”的表现语言。

  (作者:吴长江,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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