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做学问的】以历史为底色的政治学学术人生

　　【我是这样做学问的】　

　　谈到“我是如何做学问的”这个话题，我脑海里立刻会有答案——以历史为底色的政治学学术研究。

　　记得初中毕业的夏天，我进山砍柴换了两三块钱，有了“积蓄”就到镇上的新华书店买了本带注释的《史记》选读，那时查字典也读不大懂，但还是当故事书读下来了，也不知道读了多少次，直到工作了还当作“传家宝”而没有丢弃。或许，这就是我与历史的不解之缘吧。

　　到了大学，我们那时候的课程设计其实就是今天所谓的“通识教育”，中国史、世界史、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等都是一个学年的课程，当然学的都是些皮毛。研究生阶段学习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苏联史、德国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史等，自然又是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我的博士论文是《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国家权力》，这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是改革开放史、新中国史研究。学习与研究历史，催生了我的学术兴趣。新中国是从什么样的历史中走出来的？我由中国近代史追溯到明清通史和各种专题史，诸如明清皇家经济研究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出版的各种专题研究。明清之际是西升东降的历史大周期，那么西方又是怎么兴起的？西方主要国家的历史（包括经济史）又让我如饥似渴地汲取。一次，同事到我办公室聊天，看到我书柜上摆放着印制精美的八卷本《剑桥欧洲经济史》，说“这些书摆这儿很气派”，我就随手拿一本说，“瞧瞧，这可不是摆设”，书里面都是我的各种批注。读包括中国经济史在内的世界经济史给我的启示是，同样的制度或同样的政策，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的效益完全不同。我认为，中国经济学的一个大短板就是经济社会学，它也应该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方向。

　　有了历史的底子，对待理论的态度就不一样了，更有辨识能力。自己也曾迷信过各种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制造的概念和理论，但有了历史知识的广泛的、深度的阅读，历史就成为我鉴别理论真伪的“标准”。

　　历史知识的积累让我与历史研究方法结缘。历史唯物主义自然是一种日用而不觉的方法论、认识论乃至世界观。20世纪90年代新制度主义流行，我也一度聚焦于历史制度主义。制度主义是政治学最古老的方法论，制度主义加上“历史”即“时间性”，赋予制度主义新的生命力。但是我也发现，历史制度主义提出的概念诸如制度变迁的常规时期、关键时刻、制度突变甚至是路径依赖，都没能超越历史唯物主义，或许那些历史制度主义者根本没有系统地读过马克思的书而自以为发现了“新大陆”，为此我写了一篇历史制度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比较方面的文章，指出历史制度主义的一些概念只不过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种学术表达而已，但在思想层次上远不及历史唯物主义。

　　到了2010年左右，比较历史分析开启了我的比较政治研究，也算是从模仿式研究转向自醒自觉的研究。当时比较政治学流行的就是理性选择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文化（结构）主义，我就此指出不能把美国政治学的“落点”（已经衰落）当作中国政治学的“起点”，为此创办了辑刊《比较政治学评论》（今天的《世界政治研究》的前身），倡导比较历史分析方法，并以此方法建构了有别于美国以政体论为核心的比较政治学知识框架：三位一体的“国家建构—政治制度—国家治理”。自醒自觉的学术研究，也产生了相应的政治和社会价值。

　　2019年成立的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算是我学术生涯中的“独立宣言”——以扎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方法研究自己设定的议程。我一直认为，历史政治学是中国学术界的“大传统”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小传统”互相作用的产物，中国人民大学的思想史类研究曾独树一帜，传统深厚，而历史政治学将这种传统迭代升级为学科性概念。

　　有学者评价说历史政治学“牵动了整个中国政治学”，是一种“现象级”现象，“已经具备了‘学派’的所有要素”，当然也会有争论。争鸣是学术的应有之义。历史政治学已经“出圈”了，历史学界无法回避历史政治学，历史社会学从历史本体论上反思自己，近年来历史政治经济学、历史行政学、历史法学等学科性概念陆续诞生。二战之后的政治学都是从其他学科那里汲取方法论性质的资源，历史政治学得以让政治学有机会回馈其他学科。

　　历史政治学得以立足，离不开一众“队友”的精诚合作。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个体都比较厉害，都是“个体户式”作业方式，形成学术团队并不容易；但是这些“个体户”一旦被组织起来，就会形成强大的势能，产生几何级数的效应。我们习惯地认为，有组织科研是工科的事，其实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有组织科研的历史源远流长，西方的个体主义文化并不影响他们在学术研究上的组织性和合作性。如果没有有组织科研，一年发几篇文章，历史政治学这个概念最终必然被湮没在信息洪流中，所以特别感谢我的“队友”。也不得不说，历史政治学尚处于“幼年”阶段，其未来命运既要看其所处的结构，也要看“能动者”的努力程度和“能动者”规模。

　　总结下来有三点深刻体会：一是专注的重要性，本人所取得的学术成绩都是以“历史”为底色，历史方法一以贯之地渗透在我的学术生涯。施一公教授说很多有成就的科学家并不是因为他们智商有多高，而是因为专注和坚持，对此深有感触。二是历史是社会科学的“通用学科”，即使在AI时代，AI的社会科学输出也不过是历史的知识积累而已，何况AI自己提不出“历史性”时代性的大问题，自主性的历史知识学习依然必不可少。三是有组织科研很重要，中国社会科学学者要取得更大的甚至具有突破性的进展，需要摆脱“个体户”状态，智商再高、再勤奋的学者，限于体力，其产出都是有限的，因此有条件的话最好能开展有组织的科研。

　　（作者：杨光斌，系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