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生而言立”
【传统文论好句今读】
在《文心雕龙》开篇《原道》中，刘勰提出一个论断：“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周振甫的释读是：“心灵产生了，语言跟着确立，语言确立了，文章跟着鲜明，这是自然的道理。”
刘勰以“自然之道”定义“言”之起源，给出中国文学理论奠基性的命题：人的心灵是语言的源头，是写作的源头。“心生而言立”，意味着高度重视创作者的心灵世界，即在文学创作中，“心”是第一位的。写作应该以“心”为根本，有了丰沛的“心”，才有值得写下的“言”。
完成于齐末梁初的《文心雕龙》，所处的文学创作氛围大体是文学史上的“齐梁文风”，这种文风追求绮丽的辞藻与雕琢的形式。刘勰将这类写作比喻为文艺园地里乱飞的五彩斑斓的野鸡，批评“繁采寡情”之作“味之必厌”。外在辞藻繁密，内在情感空疏，读来确实令人厌倦。
根据刘勰的论断，我们可以勾勒出两类写作，即从文本出发和从经验出发。写作从文本出发，意味着在某种文学传统构建的“数据库”中写作，从词语到词语，从文本到文本，创作者习得、模仿相关文学规范并予以再创造。写作从经验出发，意味着面对现实生活展开写作，寻找着词语的现实对应物和对应的情感，表达创作者内心真切的体验。
从文本出发，还是从经验出发？重温“心生而言立”观点蕴含的深刻道理，或许对如何看待当下写作有所启发。
从文本出发的技术化思维，最终走向技术理性的实用性
写作从文本出发，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没有人天生就会写作，每个写作者都是在阅读他人作品的基础上开始写作。任何伟大的作家，都要经历向他人学习的过程。
不过，如鲁迅所言：“依傍和模仿，决不能产生真艺术。”写作者对他人文本的研习，是写作必不可少的前提，但不是写作的出发点。必须承认，有些写作者对写作目的抱有庸俗的理解，不是从“心”出发，而是从“言”开始，下功夫琢磨文学期刊上流行什么，出版社编辑想看什么，写作陷入从他人之言到自己之言的循环。这样的作品往往让人感觉有一股“期刊味”，也许遣词造句看似精致，叙事看似圆熟，但耐不住细读，匮乏真正的生命体验。
和纸质文学相比，类型化的网络文学更加依赖以往的文本。网络文学的生产逻辑，如相关研究者指出，近似一种“数据库”写作。当一个创作者进入网络文学的世界，只能从各种各样的“类型”范式出发，无论玄幻修仙，抑或穿越重生，各自类型有各自的情节、人物乃至于“爽点”机制。一些网络文学写手与其说是作家，毋宁说是工程师，要挖空心思地调试这座庞大的数据库，对已有程序予以一点点优化。
从文本出发的写作，集大成者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有文字以来最极端的“作家”，其所写的每一个字，都来自既往的文本。人工智能的创作，更像是一场将“文字”视为“数字”的概率游戏，在提示词的指令下，回溯着人类海洋般浩瀚的文本，进行着统计学意义上的概率推演。人工智能当然并无“心灵”可言，它的一切表达，比如痛苦或快乐，都不是对于“物”的回应，而是对于“词”的模仿。如果说人类作家以写作模仿现实的话，人工智能的写作就是模仿之模仿。人工智能颠倒了刘勰的看法，对于人工智能而言，不再是“心生而言立”，而是“言立而心生”，人工智能涌现出无穷无尽的“言”，来模仿心灵的悸动。
跟调用他人文本的人工智能相比，最极端的文本化写作，就是抄袭——将别人的语言原封不动地粘贴在自己的作品里。人工智能的写作，是光明正大地模仿心灵；而抄袭之类写作，则是在伪装心灵，伪装笔下洋洋洒洒的“言”，仿佛来源于自己的“心”。这是毫不走心的写作，抄袭现象的出现，意味着抄袭者彻底漠视“心生而言立”，走向“自然之道”的反面。抄袭的写作不是写作，而是伪装成写作以追名逐利，如刘勰所言“苟驰夸饰，鬻声钓世”。
直面时有发生的抄袭现象，以及铺天盖地而来的人工智能浪潮，文学界或许应当重新思考“心”与“言”的关系。百年来的文学思维，过于看重“言”而轻视“心”，以为词语之外无他物，追求一种纯粹的艺术性与解放感。以今天的后见之明看来，这种从文本出发的技术化思维，最终走向技术理性的实用性，走进黑箱一样的数据库，这构成文学史上一个巨大的反讽。
从经验出发的写作，在现实生活中汲取能量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不仅仅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归根结底源自现实世界，文学的源头是活生生的经验。文学所谓的“心”，不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生理器官，而是意味着人的精神世界与世界万物的感应。这种感应具体是指把现实生活的“经验”转化为心灵世界的“体验”，并由此孕育出充满灵性的文学作品。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言：“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后世有人将这句话凝练为“随物宛转，与心徘徊”，优雅而准确地道出文学写作的关键所在。
写作从经验出发，意味着写作从生活出发。如果封闭在语言文字的系统之中，写作的发展只能走向不断雕琢，创作者过分地打磨语言，徒有泛滥的辞藻之美，难免神疲气衰。写作要向广阔的生活现场开放，随时代变迁而发展，在现实生活中汲取能量，写出共同的经验与共通的体验，这是文学作品获得感染力与影响力的重点所在。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会出现非虚构写作热。很多文坛之外的“素人”作家，也许缺乏对于经典作品的阅读与研究，在写作技巧方面也显得生涩，但由于作家本人就是所书写生活现场的一员，有着鲜活的现实经验，涌动着生活百般滋味的体验，足以动人。这种带着烟火气的朴素写作，实践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期许的，不是为文而造情，而是为情而造文。非虚构写作，实则弥补了纯粹的虚构写作对于经验的疏离，也再次提醒文学界经验对于文学创作的价值与意义。
当然，不能绝对化地从经验出发，在朴素的生活经验与成熟的文学作品之间，还是有一条需要跋涉的长路。经验给予的是素材的支撑，就像怎么将食材加工为菜品考验着厨师的功夫，怎么将素材加工为成品同样考验着作家的技法。而这个本领，要从文学传统中学习。文学向前发展，但在艺术上很难有“进步”一说。艺术领域没有进化论，当下恐怕没有哪位作家觉得自己的艺术水平超过曹雪芹，自己的作品和《红楼梦》相比有更高的艺术性。文学的发展不是指文学写作本身的发展，而是指同步于时代的发展，要处理不同的素材、别样的情绪，要把握一个时代心灵的秘史。如英国文艺理论家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言，创作者要明了本国本民族变化着的心灵，时代的发展意味着心灵的变化。而要把握这一变化，需要置身于伟大的文学传统，认真钻研、刻苦学习。
人工智能时代，亟待找回“文心”
“心生而言立”对于当下文学创作的意义在于，不是语言先于心灵，不是技巧先于情感，不是形式先于内容，而是在研习必要文本的基础上，从真实的经验出发。文学总是诞生于心灵与生活的交互，在任何时代，文学都不是语言的自动生成。刘勰对此早有清醒的认知：“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鲁迅曾经写道：“而篇章既富，评骘遂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理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在人工智能时代重温《文心雕龙》，重读刘勰的诸多论断，不仅对于写作有重要启示，更有助于我们通过写作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心灵与我们的存在。
《文心雕龙》这个书名较难理解，在书中刘勰本人有过解释，“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对于“文心雕龙”到底是什么意思，历来众说纷纭，复旦大学黄霖教授有过一个通俗的解释——将写作的心理活动用精美的文辞予以细密的论述。笔者认同这个看法，可将“雕龙”两字视为精、美、密、辩等修饰语。至于“文心”，确乎指向写作的心理活动，指向写作的神思情采，指向如何熔裁章句与丽辞，但“心”不是为“文”服务的，而是和人的“性灵”相关。在刘勰看来，人的价值至高无上，“心生而言立”的前一句说的是，“性灵所钟”的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
所以说，“心生而言立”最终启示我们，有“心”方能写作，同样写作也确证我们的“心”，确证我们真实地存在。这个关系恰如黑格尔在《美学》中所言，在艺术中，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的，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显现出来。真正的艺术作品，必须是通过心灵而且由心灵的创造活动产生出来的。“心”与“言”，或者说心灵与艺术，在这个意义上彼此互证。
古典文学中的精华内容从未过时，始终是宝贵的精神遗产。一千多年前先哲所言的“心生而言立”，在生成一篇文章轻而易举的人工智能时代，再一次启示我们要区别“有心之言”与“无心之言”，要珍视充塞天地的语言背后的心灵。这有助于我们警惕那种“空心人”的写作，那种充斥在现实生活中的效率化、工具化、机器化写作。在这个意义上，“心生而言立”，可以说是“文学是人学”的古典先声。
（作者：黄平，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