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的跨文化传播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完成了举世震惊的长征。就在这一年夏天，一位年轻的美国人埃德加·斯诺以记者身份抵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成为第一位获准进入陕北苏区并系统向外界报道红军长征的西方记者。采访期间斯诺完成了大量笔记并拍摄了众多照片，之后他对这些采访资料进行充分整理，用英文完成了一部震撼世界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1938年，这部著作的中译本在上海以《西行漫记》之名问世，从此传遍华夏大地。

　　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本次讲座，我们结合学界相关研究成果，与大家一道，重温《西行漫记》的跨文化传播之旅。

斯诺需要突破的“拟态环境”

　　要理解《西行漫记》的划时代意义，我们首先需要回到90年前那个信息极度不对等的世界。斯诺自己在书中开篇写道：“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这句话是对当时西方这方面认知状态的精准概括。

　　当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在西方舆论中长期被妖魔化。这时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传播学现象：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共及其领导的红军的基本认知并非来自实际调查，而是对国民党当局所谓“赤匪”宣传的“二次转述”。美国学者杰斯普森在《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中指出，在一段时间里，亨利·卢斯掌控时代公司，其旗下《时代》《生活》《财富》等杂志塑造了一个被刻意美化的蒋介石形象。

　　这就是斯诺出发时的西方读者群基本认知背景：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了解，建立在一套由他人提供的、未经检验的标签体系之上。而且这些所谓的“了解”实际上还建立在真实的“认知真空”基础上。这种状态，用传播学的术语来说，是一种“拟态环境”。“拟态环境”是美国学者沃尔特·李普曼在1922年出版的《公众舆论》中提出的概念，它聚焦媒介如何形塑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斯诺要突破的正是当时的一个“拟态环境”——西方读者以为自己在了解中国，实际上只是在消费一个被制造出来的错误形象。

　　当斯诺真正走进陕北苏区时，他看到的是与国民党当局宣传截然相反的真实景象——这是一群在极端艰苦条件下依然充满理想与信念的革命者。斯诺发现，当地一个村里的孩子们把红军称为“我们的红军”。他与红军战士赶路时，路过一片野杏树，他们四散开来去摘野杏，个个装满了口袋，还有人给斯诺带回来一把。但当他们走过私人果园时，却无人去碰一碰里面的果子。斯诺后来说他认识到：红军是“中国唯一的一支从政治上来说是铁打的军队”。

　　斯诺在书中以镜头般的笔触记录了陕北苏区的众多细节：毛泽东窑洞里主要的“奢侈品”是一顶蚊帐；彭德怀会因为拥有一个击下敌机后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背心而“感到很得意”；剧社“演员们除了伙食和衣着之外，所得生活津贴极微”，但斯诺说“我没有见过比他们更愉快的演员了”。斯诺用他的笔，让西方世界看到了这些人的真实面孔。

　　斯诺在记述毛泽东时采用了一种精妙的跨文化叙事策略。他描述毛泽东是“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斯诺对人物的描述，不仅有外在特征的刻画，更有内在品质的呈现——毛泽东“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

　　在描述周恩来时，斯诺采用徐徐展开的方式呈现这位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周恩来“是一个大官僚家庭的儿子”，有着良好的文化素养，可在民族觉醒时期里所受的教育，让他不甘心只做一个读书人，转而投身革命。在斯诺眼中，这位少年时即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誓言的革命家，在长征过程中经历九死一生，拥有钢铁般的意志。但是在交谈中，斯诺印象深刻的是他“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

　　斯诺敏锐地发现，在谈及自身经历时，他接触的这些共产党人关注的不是个人的遭遇，而是集体的事业。斯诺说，毛泽东在叙述中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者的客观史料记载了”。

　　斯诺以自己的笔和镜头真实记录下了他的所见所闻，最终完成了《西行漫记》一书。这部著作也是当时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的奠基之作，成功突破了当时的复杂“拟态环境”，塑造了红军的经典形象。

斯诺笔下震撼世界的长征

　　如果有人问，《西行漫记》中的哪一部分内容最能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面貌，那一定是对长征的书写。在斯诺这一著作问世之前，西方世界几乎没有关于长征的任何可靠新闻报道，斯诺坦言当时“外国军事专家都拒绝相信长征是可能的事”。而他及时采用了西方读者能够理解的叙事方式，尽其可能将长征这一英雄史诗呈现给英语读者。

　　在《西行漫记》中，斯诺写下了他关于长征的最出名的一句评语：“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与此相比，汉尼拔经过阿尔卑斯山的行军看上去像一场假日远足。”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是西方军事史上最著名的远征之一。斯诺在叙述中使用了这个参照系，让西方读者成功感受到了红军长征的规模与难度。

　　斯诺着力展现的不只是宏大叙事，他在书中记录一连串震撼世人的统计数据：“红军一共爬过十八条山脉，其中五条是终年盖雪的，渡过二十四条河流，经过十二个省份，占领过六十二座大小城市，突破十个地方军阀军队的包围，此外还打败、躲过或胜过派来追击他们的中央军各部队。他们开进和顺利地穿过六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有些地方是中国军队几十年所没有去过的地方。”斯诺还写道：“（长征）路上一共三百六十八天，有二百三十五天用在白天行军上，十八天用在夜间行军上……（长征）平均每天行军七十一华里，即近二十四英里，一支大军和它的辎重要在一个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可说近乎奇迹。”——在斯诺之前，从来没有任何人如此详细地记录过长征的这些数据。这些数据带给读者的直观感受，是一个政党带领一支军队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

　　斯诺在陕北进行了几个月的实地考察，采访了众多人物：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有广大的红军战士，还有普普通通的工人农民。他们的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生活非常艰苦，但是斯诺观察到，他们的脸上似乎永远洋溢着生机与希望，因为他们坚信，胜利的那一天终会到来。斯诺在书中写道：红军“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红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无损，其军心士气和政治意志的坚强显然一如往昔”。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行漫记》英文版中，斯诺在长征章节的末尾附录了毛泽东《七律·长征》一诗的英译版本，这也是该诗的第一个英译版本。这里我们将中文诗句一并列出，方便大家对照：

　　红军不怕远征难，

　　The Red Army, never fearing the challenging Long March,

　　万水千山只等闲。

　　Looked lightly on the many peaks and rivers.

　　五岭逶迤腾细浪，

　　Wu Liang's Range rose, lowered, rippled,

　　乌蒙磅礴走泥丸。

　　And green-tiered were the rounded steps of Wu Meng.

　　金沙水拍云崖暖，

　　Warm-beating the Gold Sand River's waves against the rocks,

　　大渡桥横铁索寒。

　　And cold the iron-chain spans of Tatu's bridge.

　　更喜岷山千里雪，

　　A thousand joyous li of freshening snow on Min Shan,

　　三军过后尽开颜。

　　And then, the last pass vanquished, Three Armies smiled!

　　根据斯诺所言，获得此诗后，在吴亮平口译协助下，他以意译的方式完成了这首诗的首个英译版本。

　　以后世角度观之，这一英译版本与其说是一首“诗”的翻译，不如说是一份用诗行写就的、带有浓厚新闻纪实色彩的“长征速写”。它产生于一个特殊的时刻：红军刚刚结束长征，斯诺是获准进入陕北苏区采访报道长征的西方记者。当毛泽东将这首手书的七律诗篇赠予他时，斯诺的首要任务是让英语世界的读者尽可能迅速理解这场远征意味着什么。我们对于斯诺这一“意译”选择的审视，也须置于这一原初语境中来。

　　从文学性上看，斯诺意译的最突出之处，在于他颇为传神地捕捉并展现出了全诗首联表现出的那种举重若轻的豪迈气概。开篇“never fearing the challenging Long March”一句，以“challenging”点出长征之“难”，“Looked lightly on the many peaks and rivers”则用“looked lightly”将“只等闲”那种视万水千山如无物的从容，转化为英语读者充分可感的视觉动作与心理姿态。这两行虽未拘泥于字词对应，却在英语表达中建立起了与原文情感逻辑相通的起点，使英文读者在开篇就能迅速把握住红军长征的精神基调。

　　然而，一旦进入具体意象与句法结构的层面，斯诺意译的短板便显露出来，其根源不在于语言能力，而在于认知框架的错位。最典型的是“五岭”的翻译。“Wu Liang's Range”将“五岭”这一由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和越城岭构成的具体地理概念，压缩为一个单数形式的“山脉”，原文中“五”所暗含的绵延与层叠感在译文中消散殆尽。这一处理与后来中国译者普遍采用的“Five Ridges”形成鲜明对照：后者虽仍属简化，但至少保留了“五”这一数量标识，为读者留下了识别其地理文化指涉的线索。后面的“乌蒙磅礴走泥丸”被译为“green-tiered were the rounded steps of Wu Meng”，“green-tiered”（绿色层叠的）与“rounded steps”（圆润的台阶）未能充分体现出“磅礴”的雄浑气势与红军将士那种翻山越岭如同“走泥丸”的豪迈气魄，这里的英译呈现出的实际是一种近乎静物写生的风景描写。相比之下，后来翻译家许渊冲以“tower but like mole-hills”译“走泥丸”，用“tower”与“mole-hills”的体量反差在英语中重建了原诗的夸张逻辑，采用“serpentine”修饰“五岭”也远比斯诺直白的“rose, lowered, rippled”更具视觉上的蜿蜒感与主动姿态。在“三军过后尽开颜”之前，斯诺添加了额外的“the last pass vanquished”（最后一道关隘被征服）。从上下文看，这或许是他为了衔接上文“岷山”而补足的叙事逻辑——意在强调红军终于突破了长征途中的最后天险。这一添加体现的是斯诺以“事件报道”而非“诗性表达”为优先的翻译立场：原诗表达的，是历经万难之后一种精神上的释然与升华，其感染力正是来自不着一字于“征服”本身的含蓄；斯诺添加“vanquished”以点明红军突破关隘，重点强调的是长征的具体军事胜利，反而未能体现诗歌原意。

　　但是，如果后世的我们仅以“诗”的标准来评价斯诺的意译，就容易忽略斯诺意译这首诗歌的真正历史价值：在1937年的英语世界认知中，红军长征是一个不为外界了解的“未知事件”。斯诺将此诗置于《红星照耀中国》中“长征”一章的结尾，其首要任务是让英语读者们认识并感受到这场远征的真实胜利与苦难辉煌，品味中国律诗的平仄或者丰富的诗意并非主要考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斯诺完成的《七律·长征》第一个英译版本，用近似白描的“never fearing”与“looked lightly”等词汇，向英语读者明确表现出了红军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克顽敌、撼山岳的无穷力量，发挥出了关键的跨文化传播作用。

跨文化传播的经典案例

　　《西行漫记》的出版，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红区热”。英文首版于1937年10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后，第一个月就重印三次，销量超过10万册。1938年1月，美国兰登书屋出版了美版，销量也很快破万。随后俄、德、法、意、西、葡、日、荷等多种文字的版本相继问世，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

　　当时欧美多家媒体发表了关于该书的评论文章。法国《外交政策》杂志1938年刊登的书评说：“大家对红色中国知之甚少……我们应当感谢斯诺先生，他不惜亲冒风险，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评还重点介绍并引用了斯诺在书中对红军长征的高度评价：这是近十万人的队伍跋涉六千英里的远征，“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与此相比，汉尼拔经过阿尔卑斯山的行军看上去像一场假日远足。”

　　在那个人类尚未进入全球化传播的时代，《西行漫记》能够拥有如此广大的读者群，核心原因不仅是它回应了世界对红色中国的好奇与关切，更因为它坚持用事实说话。当时《西行漫记》跨文化传播的影响力，正如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后来所回忆的：“在人们政治上陷入思想苦闷的情况下，斯诺的《西行漫记》就像焰火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那本书里没有什么宣传，只有对实际情况的报道。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啊！”

　　斯诺的贡献，不仅在于提供了“正确”的信息，而且在于向当时的英语读者提供了一种新的认知路径——从拟态环境回到在场经验，从“东方想象”回到“现场叙事”。

　　第一步：第三方叙事的可信性建立。斯诺以西方媒体记者和学者的中立身份进入苏区，他在《西行漫记》中明确交代自己的身份和进入苏区的契机。这种“透明化的身份与行程交代”，让读者迅速建立起“客观观察者”的认知预设。在叙事过程中，斯诺始终保持“自我反思式”的笔触，坦诚记录采访前的认知局限，开篇即列出了一连串“未获解答的问题”，包括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和理论的疑惑，以及他们如何长征如何战斗，甚至还有他们怎样吃饭怎样穿衣等各种疑问。这种“暴露自身认知转变”的写法，赢得了读者的信任。

　　第二步：在场叙事的感知力量。斯诺通过大量具体的、可以被检验的细节，让读者通过他的笔和镜头所呈现的内容去“看见”。

　　第三步：跨文化转译的适配策略。斯诺深谙西方读者的认知习惯，他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理念与实践成果转化为国际社会特别是英语世界的易懂语言与叙事逻辑。他采用西方读者偏好的“故事叙事”替代“理论化阐述”，用“旅行见闻”的结构呈现自己的考察。

　　第四步：价值共振的深化认同。《西行漫记》之所以能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且持久的共鸣，核心在于其传递的“民族解放”价值，与20世纪30年代全球范围内“反法西斯、追求民族独立”的普遍诉求高度契合。

《西行漫记》的深远影响

　　《西行漫记》的传播效应是可以观察、可以检验的。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朋友、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埃文斯·卡尔逊，在斯诺影响下，于1937年至1938年间先后两次在华北敌后根据地对八路军进行考察。卡尔逊按照与罗斯福的约定，通过信件详细记述了他与中共领导人接触的情况、八路军的战绩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状况。罗斯福本人曾几次与斯诺会面并详细询问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斯诺的著作间接推动了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对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产生了积极影响。

　　《西行漫记》所展现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面貌以及红军将士的形象，激励了众多国际友人同情帮助中国革命事业。白求恩曾给友人写信说：“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印度医生柯棣华等人也是在《西行漫记》影响下来到中国，投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西行漫记》的成功，引起了更多西方记者的关注，他们“都试图赶上和超过埃德加·斯诺的成就”。史沫特莱访问延安及华北前线后写就《中国在反击》；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写出了《续西行漫记》；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了《人类的五分之一》；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写出《华北前线》。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一个“红色中国”的报道谱系。

　　《西行漫记》在中国的影响更为直接。斯诺后来回忆，（全面抗战）开始后无论他去哪里，都有青年人夹着一本《西行漫记》问他，怎样才能到延安的学校去。爱国将领何基沣在抗战期间因战事失利一度迷茫，在阅读《西行漫记》后受到极大鼓舞，辗转赴延安会晤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人，在深入了解后最终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则回忆，抗战时期上海沦陷后，他内心处于痛苦和迷茫之际，“斯诺的《西行漫记》真可以说是黑暗中的火把”。

小结

　　9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纵横十余省，长驱二万五千里，跨越自然险阻，粉碎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成功开创了中国革命新局面。斯诺忠实记录了这段历史，并在《西行漫记》中热情洋溢地写道：“中国已有成千上万的青年为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捐躯牺牲，这种思想或者这种思想的背后动力，都是不容摧毁的。”他对未来充满希望，认为这种力量“必然把目前奴役东方世界的帝国主义的最后野蛮暴政投入历史的深渊”。

　　今天，《西行漫记》所承载的跨文化传播经验，包括坚持以事实说话，善于借助“他者之眼”以及深挖共同价值等，对我们讲好中国故事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长征这一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永远镌刻在中国革命丰碑上，永远铭记在亿万人民心中。《西行漫记》则以它独特的视角将其记录，并成功实现了对这一英雄史诗的跨文化传播，这也正是我们今天重温这一经典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