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重阳”里续秋光

　　【谈文绎史】

　　农历九月，天高云淡，菊黄蟹肥，正是一年中最宜人的时节。九月初九重阳节，人们登高望远，饮酒赏菊。这份诗意与热闹，仅有一天，可能难以让人尽兴，也可能因风雨阻了归程，于是便有了“小重阳”——正如春节亦有“大年”“小年”，“小重阳”接续重阳，让人们再享一段秋光。

　　“昨日登高罢，今朝再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李白这首《九月十日即事》，把重阳前后的登高、饮酒、赏菊都写到了。菊花在“两重阳”的宴饮中接连遭到采撷，诗人便说它“太苦”，看似替菊花抱屈，实则寄寓着对自身遭际的感慨。此诗作于唐代宗宝应元年（762）秋，李白时在当涂。此前他因永王李璘事流放夜郎，途中遇赦东还，晚年投奔在当涂做县令的族叔李阳冰。这一年的重阳节，李白登当涂城南的龙山，写下《九日龙山饮》。相传东晋桓温曾于九月九日在此宴集，参军孟嘉落帽而不觉，从容作答，满座叹服，“孟嘉落帽”的典故即出于此。李白此番登临，自然容易想起这段旧事。诗中“黄花笑逐臣”“醉看风落帽”之句，便是以“逐臣”自比，又借典故写自己的疏放。次日再度举觞，遂有《九月十日即事》一篇。清代王琦辑注时说“菊以两遇宴饮，两遭采掇，故有太苦之言”，把诗中委婉的意思点得更为明白。两天之内两度举觞，宴饮中不可缺少的菊花便两次“惨遭”采摘，这与诗人仕途上的两次挫折，或是隐隐相合。

　　李白此诗是重九次日宴饮较早的诗歌见证，其中“两重阳”的说法，已暗示重阳当日若意犹未尽，次日会再举一觞。事实上，重九次日饮酒赋诗，在唐代并非孤例。中唐诗人严维也有一首《九月十日即事》，其中“宿酲犹落帽，华发强扶冠”一句，仍用孟嘉落帽的典故，写自己隔夜酒醉未醒，却仍强打精神整冠赴会，而“美景良难得，今朝更尽欢”一句，更点出此日再聚尽欢之意。可见，九月十日作为一个与重阳相关的时间节点，在唐代诗文中已有了较为固定的意涵。

　　不过，将九月十日明确命名为“小重阳”，在文献中则要更晚一些，最早见于唐末李绰（一说佚名）所撰《辇下岁时记》。此书记长安岁时风俗，虽已佚失，但后代文献屡有征引，所引文字虽有详略之别，多以“重九后一日”来定义“小重阳”。其实，唐代的重阳节俗本就不限于九月九日，往往延续几日；若逢闰九月，一年便过两回；若当日有事或天气不佳，也会推迟改期。可见，“小重阳”并非突然出现的习俗，很可能是重阳节俗在时间维度上延展的结果，只是到唐末才获得固定名称。

　　宋代以后，“小重阳”仍见于文献，且记载更为具体。吕希哲《岁时杂记》云“都城士庶，多于重九后一日，再集宴赏，号小重阳”，既点明空间范围，也落实到社会群体，可见此俗依然流行。不过，这个名称的所指后来并非始终一致。金代元好问《中州集》所收孟宗献《闰月九日》诗云“俚谚难逢两寒食，闰馀今值小重阳”，这里的“小重阳”便不是九月十日，而是指闰九月的九日。唐末出现“小重阳”之名时，本指重九后一日，至金代却已有人用它来指闰九月九日，可见在流传各地的过程中，其所指日期已因时因地有所移易。

　　之后，有关“小重阳”的记载更为丰富，所指日期分歧更多。明代杨一清《西涯宅上月下赏菊限韵》诗云“月底看花新故事，望前开燕小重阳”，句后自注“九月十四也”，将“小重阳”的时间指向九月十四日。明代岁时类书则记录了当时对“小重阳”的一种通行解释，冯应京辑、戴任增释《月令广义》载“（九月）初九日重阳，十日小重阳”，这里仍把“小重阳”置于重九次日，与杨一清所记的九月十四日不同，可见其在不同文献中的日期并不统一。

　　到了明末清初，诗人们对“小重阳”日期的认定更是因地因时而异。钱陆灿有一首五律，诗中说“忽然晴此际，恰则小重阳”，诗注曰“十三日晴”，可知其所谓“小重阳”当指九月十三日。他的同乡清人严虞惇也持此说，其《小重阳日大雨后续城南登高分得千字》诗题后自注“俗以十三日为小重阳”，可见九月十三日之说，当是二人故乡（今江苏常熟）的习俗。与钱陆灿差不多同时期但并不同乡的毛奇龄，则在《重阳后一日奉陪益都夫子游长椿寺兼送家行九南归》中自注“重九次日名小重阳”，可见其认可的“小重阳”仍以九月十日为准。清人孔尚任也延续了重九次日之说，其《节序同风录》记载：“（重阳）次日赏残菊，曰小重阳。”此外，秦嘉谟《月令粹编》、史梦兰《止园笔谈》、徐卓《节序日考》等相关记载，皆转引自《辇下岁时记》，以九月十日为“小重阳”。这些汇编杂著虽多属转引，却因辗转承袭，使九月十日之说流传更广，成为较为通行的“小重阳”日期。

　　尽管九月十日之说流传较广，但如今各地对“小重阳”的认定依然并不统一。据学者调查，江苏邗江以九月初一为“小重阳”，初九为“大重阳”，当地还有“小重阳吃糕，大重阳吃酒”的俗语。湖南沅陵一带以九月十三为“小重阳”，十九为“大重阳”。浙江东阳若重阳下雨不能外出，便在九月十二补上，称为“赛重阳”。以上“小重阳”日期虽有不同，指向却是一致的：重阳不只当日。

　　“小重阳”的日期，甚至不限于重阳前后。苏轼晚年贬居岭南，就曾把重阳挪到别的日子来过。在惠州时，他有感于岭南气候无常，说过一段很直截的话：“菊花开时乃重阳，凉天佳月即中秋，不须以日月为断也。”在他看来，节日的要义不在日历上的某一天，而在眼前的物候与心境。后来贬居海南儋州，他更将这一态度付诸实践。十一月十五日，他与客饮酒赏菊，权当重九来过。其《记海南菊》云：“吾在海南，艺菊九畹，以十一月望，与客泛菊作重九，书此为记。”北方菊花随秋而开，岭南则“至冬乃盛发”，原因是“菊性介烈，须霜降乃发，而岭海常以冬至微霜故也”。菊开之时，在他看来便是重阳之时。苏轼的做法，与“小重阳”的旨趣并无二致，都是对秋光的留恋、对菊香的赏爱、对相聚的珍惜。

　　（作者：郑艳，系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