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评析】人工智能“赋艺” 人不能“失艺”

　　【文化评析】

　　近日，在由华山艺术馆、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上海市逸夫职业学校联合主办的“逸700晤·集”艺术作品群展中，一幅长12米、宽3米的人机共创巨型墙绘引人关注。这幅画作以百年风貌为底，描绘梧桐街巷与花园洋房，旨在留存街区文化记忆。这种以街区墙面为画布，让艺术走近百姓、融入生活的人机共创形式，不仅将“人机共创”落到实处，使机器人成为再现上海“梧桐区”风貌的参与者，而且揭示出一个关键问题：虽然人工智能可以生成万种构图方案，可是，哪一种方案配得上这条街区的文化记忆，哪一种呈现更符合居民对百年街区的情感回忆，最终依然只能由人来判断、取舍并负责。

　　在人类艺术发展史上，创作、表达和传播方式随着技术的变化而发生转型，已是不争的事实。但长期以来，艺术与技术的关系是单向的。画笔不会自行择色，相机无法自主构图，合成器也无力主动谱曲。人类始终是艺术作品的创作者和其意义的建构者。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登场改变了这一格局。当人工智能成为艺术创作的“参与者”时。艺术品的“作者”结构随之变得复杂起来。这在艺术史上并无先例。对于艺术家而言，人工智能艺术的出现可谓利弊参半。

　　一方面，人工智能艺术并不必然意味着人类艺术家的“退场”。恰好相反，人工智能能力越强，人的追问、判断、修正等越成为作品质量高低的分水岭。一项某国外知名研究机构开展的实验揭示出耐人寻味的反差。参与实验的艺术家坦言，他们在人际交互中，互动方式以对话协商为主，并伴随着情感投入，更倾向于达成共识和避免冲突，但代价是会抑制各自的创造力；而在与人工智能的交互中，他们反而拥有了“无社交压力的主动反思空间”，能够表现出更强的反思性和自主性，重新发现和激发自己的创造力，摆脱了人际协作中的妥协与共识的压力。这提醒我们，艺术家与人工智能协作的合理姿态，不是出让创作权，而是借助人工智能获得一个更纯粹、更有创造性的判断位置。

　　在这一背景下，艺术界对艺术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重新理解，就不能止于如何超越技术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简单对峙，不能依然固守技术与艺术的二分逻辑，而是需要以宽容的心态寻找新的阐释路径。人工智能艺术的特殊性在于，“创作者”身份与生成内容的艺术性处于分离状态。人工智能作为内容的生成者，却并不是作品意义的最终赋予者；生成内容是否具有艺术性，唯有在人与人工智能互动的艺术实践中，成为人类艺术家或接受者追问、评判、修正、赏识乃至传播的对象时，才得以显现。在此之前，生成内容悬置于“意义待定”状态。这种“待定”不是源于信息匮乏或认知局限，而是人与人工智能交互所固有的本体论特征。

　　这意味着，我们对人工智能艺术的理解既不能仅从技术生成机制入手，也不能仅以传统艺术框架加以裁定，而是必须回到交互实践本身。当艺术家普遍愿意以“维新”的姿态接纳与人工智能共创的艺术形式时，当大众热衷于通过人工智能软件生成艺术作品时，不仅为确立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艺术观开辟了探索空间，而且为解决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意向性、创造力等形而上学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毕竟人机互动的实践本身即是鲜活的回答。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警惕，当人类艺术家逐渐习惯于将自己的艺术创作技能“托付”给人工智能时，人工智能艺术的便捷性反过来会蚕食艺术家必须经由具身实践才能获得的感性体验和艺术技能。因此，艺术技能的让渡是有代价的。美国哲学家德雷福斯曾将人类技能的习得划分为七个层级：新手、高级新手、胜任者、精通者、专家、大师、创新者。在前三个层级，学习者不同程度地依赖于规则操作，以分析性思维为主；在后三个层级，学习者在技能提升的过程中逐渐将知识、规则等沉淀为艺术判断力，以直觉思维为主。这表明，艺术能力是在持续的具身实践中积淀而成的，无法完全成为可被“调用”的外置资源。当人工智能替代了人类的“创造性思维活动”和“艺术能力”的历练机会时，艺术家所付出的代价便是艺术创新能力与操作技能的双重退化，并且这种退化是隐形的和累积性的。

　　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工智能虽然是便捷的艺术创作工具，但不可天真地以为通过与人工智能的互动便能成长为艺术家。事实上，情况恰好相反，唯有先成为艺术家，才具备与人工智能高效协作的能力，才能在“人智双向赋艺”的过程中，赋予人工智能生成物以艺术灵魂。这种认知不仅关乎艺术领域的边界重构，而且触及智能时代人类自我认知的根本追问。

　　（作者：成素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