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文化名人的光明故事】《光明日报》留下了他们经世济民的求索
【这些文化名人的光明故事】
1949年7月1日，党的生日这天，在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迎来全面胜利的喜庆氛围里，一块洋溢着油墨清香的周刊，在位于北平石驸马大街的光明日报社诞生了。
《经济周刊》，这是光明日报于1949年6月16日创刊后，设立的第一块学术专刊。
周刊《创刊辞》热情洋溢地介绍了办刊宗旨：“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接近全国范围的胜利，经济建设就成了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因此，有系统地解释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原则，政策方针和各种具体任务，就成为今天经济言论界的主要责任。这个小小的周刊的出版，也就是想在国家经济建设的伟大事业上尽一份这样的责任。”
撰写创刊辞的，是光明日报《经济周刊》创始主编、著名经济学家沈志远。
沈志远，1902年生于浙江萧山。少年热血的他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并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自此，“选择了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探索之路”。1934年，他的成名作《新经济学大纲》一经问世，立即以其深入浅出、易读易懂的风格蜚声解放区乃至“蒋管区”，被历史学家李平心比作“荒野里的一株冷艳的山花”，多年后更有学人评价其“在经济学方面的启蒙作用，相当于艾思奇在哲学方面的《大众哲学》”。
1949年6月，沈志远开始深度参与《光明日报》创刊筹备工作，并于创刊8天后在这张报纸上首度发文，呼吁全国人民“在新形势下团结前进”“要把这样一个贫乏残破、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富裕、崭新和产业先进的国家”……
秉持着这样的热望，沈志远对新生的《经济周刊》全心投入，使其迅速成为一个开放而活跃的学术舞台，章乃器、王亚南、陶大镛等知名学者纷纷为经济建设建言献策。而他自己也以作者的身份，在周刊上开启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学术讨论热潮。
1949年7月到9月，沈志远以“任重”为笔名，在《经济周刊》连发7篇理论文章，详细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般概念、规律性等基本理论，迅速引发学界关注。
“这些文章的特点，首先在于，大多数都是紧密联系各时期中国和世界的经济、政治形势，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现实生活所提出的问题，并向广大读者做深入浅出的宣传。”沈志远之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沈骥如这样认为。
新中国成立后，沈志远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出版总署编译局局长等职务。工作极度繁忙，他却仍不时为《经济周刊》撰稿，直至病逝，仍牵挂着这张报纸……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和“一五”计划推进，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如火如荼，许多新的经济问题接连涌现。时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的经济学家宋涛回忆：“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号召学习政治经济学、运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实际经济问题、在实际工作中要尊重并利用价值规律。”
为此，在于光远倡导下，此前因故停刊的《经济周刊》决定恢复，定名《经济学》，并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北京大学经济系、高级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等单位派人组成编委会，时年45岁的宋涛深孚众望，“负责了总的编辑工作”。
宋涛，原名侯锡九，安徽利辛人。这位高中时代便投身革命，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炮火烽烟中一路走来的红色经济学家，是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培养的高材生，后成为新中国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被誉为“新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一代宗师”。
接过复刊《经济学》使命后，他同样投入了极大热忱，矢志将其打造为“经济学界展示真知灼见的重要平台”“使研究经济学的同志、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以及一切对经济学问题有兴趣的同志，在学习经济理论和研究经济问题时，能够及时地提出意见和反映问题，并为大家提供一个发表不同见解和进行讨论的园地”。
1959年8月17日，《经济学》问世，受到学界欢迎，云集了许涤新、孙冶方、骆耕漠等老一辈经济学人畅抒洞见。而宋涛所坚持的“发表不同见解和进行讨论”的争鸣之风，成为这块周刊的鲜明特色。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的讨论。
1960年11月14日，《经济学》刊发《关于生产力性质问题的讨论》综述，总结道：“一年以来，《学术月刊》《新建设》和本刊先后发表了平心（编者注：李平心）所写的关于生产力性质问题的十几篇文章，有的同志写文章同平心提出商榷，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为此还组织了四次讨论会，有些人对平心的论点提出了不同看法，有些人则同意平心的论点，大家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争论颇为热烈。”
“这些讨论，从当时来说，活跃了学术空气，有的讨论也加深了对讨论的某种经济问题的认识；加深了对政治经济学某些基本理论的理解，使更多人增加了学习经济理论的兴趣，使更多的经济学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经济工作者更关心经济学的学术动态。”宋涛后来回忆。
在各类主题的讨论中，既有名家大家，更不乏青年的身影。比如，武汉大学经济系一名学生就学习资本产生、发展中的困惑撰写文章投给《经济学》，专刊不但精编发表，还配发编者按加以引导。很快，一场关于“资本家如何起家”的讨论，就活泼泼地开展起来了。
1959年8月，34岁的中国人民大学青年教师卫兴华“贸然向光明日报投稿，竟获得关注和刊用”。多年后，他成长为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也与光明日报成了相识相知的“老朋友”。
1978年4月10日，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前夕，《经济学》专刊在版面头条位置登出了卫兴华的文章——《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文章呼吁：“评价一切阶级、政党在历史上的作用，判断各个阶级和政党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根本的标准，就是看它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篇文章，道出了当时知识界的心声。
改革开放后，许多与经济社会实践紧密联系的重要经济理论问题被提了出来。当时，卫兴华“差不多每年都会有文章在《经济学》上发表”，并称“我每天必读光明日报”“光明日报在我心中是理论建设的主阵地”“投稿如同战士上战场捍卫真理”。
“之所以看重光明日报，成为它不离不弃的读者，又愿意借它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不只因为它是侧重文化教育的中央级大报，与我作为从事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的教师距离相近；更重要的是，它的政治和理论学术取向既是严肃和严谨的，又是宽厚和包容的，这有利于文化教育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卫兴华曾撰文表示。
正是在一代代名家的厚爱与扶持下，《经济学》专刊一路成长，始终与知识界同心同行，掀起一次次学术热潮：
迈入21世纪，科技集中涌现不断引发产业变革，《经济学》敏锐捕捉趋势，策划组织关于产业革命和产业发展问题的探讨。历时一年之久的讨论，吸引了全国数百位专家学者参与。刘国光、肖灼基、刘诗白、胡培兆等老一代经济学家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热情关注。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学迎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新使命，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先后提出。逄锦聚、林毅夫、洪银兴、刘伟等一大批有影响力的经济学者，纷纷在《经济学》发声，深入探讨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念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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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专刊，几代学人，不懈求索，薪火相传，见证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来时路，也必将见证中国经济未来的辉煌。
（本报记者 陈恒 王晓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