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幕之中的精神丰碑

编者按

　　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不朽的丰碑，也为文艺创作留下了宝贵的叙事资源。湘江战役的浴血鏖战、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四渡赤水的军事智慧、飞夺泸定桥的奋勇冲锋、爬雪山过草地的生死磨砺，这些历史场景经由影视作品反复演绎，沉淀为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财富。在中国影视发展历程中，长征始终是创作者持续深耕的表达对象，几代文艺工作者接续回溯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构筑起传承弘扬长征精神的光影长廊。不同的创作者依据各自的理解与所处时代的精神需求、审美取向，以各具特色的艺术手法阐释长征记忆。回溯长征题材电影创作史，梳理不同时期叙事重心迁移的动因与规律，剖析创作特征与时代社会之间的深层互动，能够为影视创作如何赓续红色血脉提供有益借鉴。

传统宏大叙事建构集体记忆

　　20世纪50至70年代，增强全社会的历史认知、构建民族集体记忆，成为时代赋予文艺创作的重要使命。国营电影制片厂成为创作主力，电影在工厂、乡村、军营常态化集体放映，承担起面向全民的历史普及与思想引领功能。彼时观众对长征历史的认知多呈碎片化状态，信息散见于口述回忆与报刊记载，尚未形成全社会共享的完整叙事。长征题材电影对分散的历史记忆进行系统梳理、整合与艺术转化，通过影像完成民族集体记忆的建构。

　　八一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万水千山》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影片由华纯、成荫执导，脱胎于亲历长征的陈其通创作的同名话剧。作品以红军一支先锋部队的行军为线索，用一支小部队的脚步丈量红军冲破层层封锁、跋涉万水千山的历史进程。影片尤以过雪山草地的段落最为悲壮壮阔，在风雪、泥沼之中，战士相互搀扶、舍生赴死的群像，奠定了长征影像庄严沉郁的美学基调。这种“以局部见全程、以一营写全军”的结构，成为后来众多长征电影效仿的叙事模板。影片场面宏大、人物质朴、纪实严谨，成为新中国早期长征电影的经典范本。同为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突破乌江》则走另一种创作路径。该片聚焦红军先头团三次强渡乌江天险的全过程，佯攻侦察，强渡失利，夜渡受挫，再强渡成功，层层递进，以典型的战斗故事片样式，在紧张激烈的战斗节奏中高扬革命英雄主义，把“险”与“勇”做足。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金沙江畔》不细写渡江鏖战，而是讲述红军途经金沙江畔藏民区、化解误会、团结少数民族群众的故事。影片中，国民党挑起矛盾，红军则以智慧一一化解，悬念迭起、险象环生，在观赏性中自然融入对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与长征艰辛的展示，显露出早期红色电影对类型化叙事的可贵探索。这些影片有的以宏阔见长、有的以激烈取胜、有的以巧思动人，从总体征程、关键战斗、民族交往等不同角度切入，互为补充，共同搭建起早期长征影像的叙事矩阵。

　　这一时期涌现的长征题材电影秉持敬畏历史、忠于史实的准则，呈现庄重质朴、纪实严谨、立场鲜明的美学特征。作品多以史实为线索、按事件先后推进剧情，以正反人物对比清晰区分敌我、传递主流价值。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等原本只是地理概念，经由影像反复演绎，逐渐转化为深入人心的红色文化符号。在这个过程中，长征精神转化为可视、可感的银幕形象，沉淀为一代中华儿女的精神底色，也为后续创作打下坚实基础。

多样人文叙事丰富英雄形象

　　改革开放带动文艺创作观念全面革新，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回归，评价标准更加多维，个体情感与人性表达受到重视。观众不再满足于观看宏大的战争事件，还开始期待看到有血有肉的人物。长征题材电影遂突破单一宏大叙事框架，创作重心由还原战争转向对“人”的深度观照，自觉将革命者放回真实历史语境，在宏大框架下凸显个体生命的鲜活。

　　领袖人物的艺术形象出现在银幕上，进入长征叙事，成为这一时期电影创作的重大突破。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大渡河》正面表现红军强渡大渡河，让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历史人物同时入画，迈出了领袖人物走进故事片、在具体战役中现身前台、指挥战事决策的重要一步。1983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四渡赤水》讲述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红军四渡赤水，胜利摆脱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故事。该片以毛泽东为中心，较为完整地塑造了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的群像，这是银幕上比较完整地展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领袖形象的长征题材电影。

　　更具开拓意义的，是创作者开始将目光投向以往较少被关注的群体。《姐姐》《马蹄声碎》《草地》等一批影片，把叙事主线交给女战士、伤员、护士等。《姐姐》以1937年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在河西走廊与国民党军队激战为背景，取材于西路军幸存者华全双的真实经历，讲述妇女抗日先锋团女战士“姐姐”在戈壁滩救起小号兵后，与家破人亡的裕固族小姑娘结伴寻找部队的故事，可视为长征叙事的延续。影片以大漠落日、红霞满天，引起人们对革命和人生的思索，用戈壁上的草丛和沙漠上的小花，使人感受到美的力量和生命的价值。《马蹄声碎》讲述长征途中，一群掉队女红军战士历经艰险追赶大部队的故事。与以往女战士男性化的英雄叙事相比，这几位女红军战士的群像自然、生动，在战争环境中仍力争凸显她们的女性特质。比如片末少枝濒死前的主观镜头里，女红军穿着蓝色军服齐步走，红领章和草鞋上的红绒球异常醒目。《草地》则聚焦红军长征过草地的过程，讲述后卫连长肖国成带领伤员曾立标、女护士许苓等掉队同志组成临时党支部的历程。最动人之处在结尾，为了保存革命有生力量，老弱伤病同志让年轻同志带上仅有的一点粮食，护送一定要交给党的“重要文件”先走，结果打开“重要文件”发现上面写着“我们请你们交给党的重要东西正是你们自己……我们还在奋斗，前进……”这一笔四两拨千斤，把普通战士之间相互扶持、以命相托的情感力量推向极致。上述作品大多采取小切口映照大时代的路径，以个体命运见证历史发展，逐步褪去脸谱化、模式化的刻画，还原革命者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让遥远的革命历史落实到具体的人与真实境遇之中，极大提升了长征题材电影的思想深度与艺术品格。

　　当然，在追求人文表达的过程中，少数作品也出现史实边界把握失衡、片面放大个体苦难乃至主观臆造情节的情况。人文诠释须牢牢建立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前提之上，不能以消解历史真实为代价。这是这一时期创作实践留下的重要镜鉴。

青春个体叙事实现共情共鸣

　　进入21世纪，电影产业走向市场化、精品化，成长于和平年代的青年逐步成为观影主体。缺乏战争年代体验的青年一代，与革命历史存在一定的时空距离。长征题材电影若要走入青年内心，便需探索青春化表达，在革命历史与当代青年之间架设情感桥梁，追求情感共鸣与价值共振。

　　《勇士》《我的长征》是这一转型的代表作。《勇士》以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为背景，讲述了红四团22名突击队员在团长黄开湘率领下，一昼夜奔袭120公里，突破天险、穿越枪林弹雨，飞夺泸定桥粉碎国民政府围剿阴谋的故事。影片以年轻演员的精彩表演、动作场面的特效奇观以及激燃动人的情节，拉近了与青年观众的距离。《我的长征》以少年红军王瑞的个体记忆为主线，把重大历史节点悉数嵌入一个孩子的生命体验。王瑞在长征途中先后失去父亲、姐姐与姐夫三位至亲，湘江血战等不再是教科书上的名词，而成为他亲历的生死考验。影片最意味深长之处，是王瑞对信仰的理解并非来自说教，而是在懵懂的“跟着走”中一步步生成。他跟着队伍走过血与火，最终走到了新中国。个体记忆由此成为撬动宏大历史的支点，长征的苦难与革命的信仰通过一个鲜活少年的悲欢离合，转化为青年观众能够理解、能够共情的生命经验。值得一提的是，该片导演翟俊杰“三拍长征”，其创作轨迹本身就是长征叙事变迁的缩影。从尝试将悬念感很强的叙事风格融入影片、增强观赏性的《金沙水拍》，到全景式宏观叙事与诗意化风格相结合、着力塑造领袖形象的《长征》，再到力求还原历史真实、以小人物成长折射大历史的《我的长征》，叙事焦点一路由宏大走向个体，表现风格从注重戏剧性到关注真实感，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理解和弘扬长征精神的过程。

　　当长征的历史通过鲜活的个体命运呈现出来，青年观众能在沉浸式观影中设身处地理解那段历史。青春叙事由此成为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银幕上青年革命者在绝境中的坚守与奋斗，能为同样会遭遇人生困境的当代青年提供精神力量。但也应看到，个别作品为追逐市场热度，一味迎合娱乐化的观赏偏好，刻意制造戏剧冲突、堆砌感官刺激、淡化历史背景，导致人物形象空洞、情节流于娱乐，甚至偏离史实。长征题材的年轻化表达，绝不等于对革命历史的娱乐化改编。青春叙事只有以真实严谨的情节和可信可感的人物为支撑，在艺术表达上坚持求真、保持克制，才能真正走进青年观众的内心。

创新经典叙事寻求多维对话

　　移动互联网时代带来媒介环境的颠覆性变革。电影片段、经典台词、高光镜头经由短视频平台二次传播，革命历史人物走出厚重的文献史料，成为网络空间关注、讨论的对象，红色经典获得新的传播力与生命力。但碎片化传播往往只截取“燃点”“泪点”，剥离完整的历史语境与思想逻辑，容易将厚重的革命历史简化为可供情绪消费的视觉景观。对创作者而言，长征作为被反复演绎的经典题材，如何既不简单重复既有模式、又不脱离历史根基标新立异，是摆在面前的现实难题，关键在于重建历史文本、影像媒介与受众之间的多维对话。

　　近年的创作提供了不同解法。《绝地重生》用三条线索把革命先辈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心怀全局的博大胸襟演绎了出来。一条线索是在大战场，国民党以40万大军围困3万红军，红军将士们浴血奋战，毫不退缩。第二条线索聚焦后方指挥部，围绕遵义会议、扎西会议等历史事件，展现我们党和红军探讨下一步该怎么走的艰难抉择。第三条线索是蒋介石严密布阵，想要一举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消灭，却被四渡赤水这一堪称世界军事史典范的战役打乱了阵脚。这种叙事结构让观众真切感知革命胜利是无数艰难抉择与巨大牺牲累积的结果，从而在历史与观众之间建立起对话。《四渡》则重新回望四渡赤水经典战例。影片以“去繁化简、强化博弈”重构叙事，并有意摒弃“已知胜利”的结果论视角，像亲历者一样代入1935年初那个充满不确定的历史现场，直观呈现地形特点、兵力部署与战术意图，并借红蓝分镜与蒙太奇，将敌我决策者并置于同一空间，强化对峙张力。在媒介变革与受众代际更替的双重语境下，长征题材电影的创新，关键正在于激活经典叙事，使长征精神获得契合新时代的阐释，赢得当代观众的价值认同。

数智时代赋能长征影像传播

　　面向未来，技术变革正在带来更深层的影响。数智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制作等技术加速融入影视生产全流程，短视频与网络平台深刻改变着大众的观看习惯。这既为长征题材电影的创作、生产、传播构筑了全新语境，也对史实坚守、价值表达与人文传承提出了新的考验。

　　在创作生产维度，依托修复技术可对尘封的长征影像素材进行高清重塑，让经典作品跨越时空重回观众视野；数字化虚拟摄制与场景重构，可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精准复刻长征途中的山川地貌、战斗场景与生活细节，弥补实景拍摄的客观局限；系统归集长征史料、老兵口述实录与历史档案文献，则能深度挖掘革命者的奋斗故事与鲜活细节，丰富长征影像的人物谱系，让长征叙事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在传播传承维度，借助媒介数智化手段，可实现长征题材电影的轻量化剪辑，在保留真实历史叙事与完整背景的前提下，面向不同群体创作分众化内容，并通过配套史实注解、背景阐释规避叙事割裂与史实误读，既契合短视频时代的传播规律，又坚守讲好长征故事的原则。

　　但技术始终只是辅助手段。历史场景的再现与传播形式的创新可以借助技术实现，革命先辈的理想信念、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与红色叙事的情感温度，却无法由技术代劳，只能依靠创作者深厚的人文积淀与价值坚守去挖掘、诠释。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长征路，也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回望长征题材电影创作历程，叙事范式不断迭代更新，而讲好长征故事、弘扬长征精神的主旨始终未变。唯有扎根真实历史、回应时代诉求、关切当代人的精神需求，长征题材影像才能持续焕发活力，让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作者：李娟，系河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