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关山重重 播撒教育火种

编者按

　　长征是红军以双脚踏出的胜利远征，也是一部在血与火中书写、于磨难中淬炼的铸魂育人史诗。征途上没有固定教室，没有成套教材，更没有安稳课桌——皑皑雪山、茫茫草地间，薄薄识字卡片是随身携带的珍贵“课本”；枪林弹雨的战场、行军休整的片刻，铿锵的革命歌谣便是鲜活教材。队伍行进到哪里，革命火种就播撒到哪里；道路延伸向何方，育人根脉就绵延向何方。

　　九十载岁月流转，硝烟早已远去，而精神火种代代相传。建设教育强国，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回望长征路上不曾熄灭的教育火种，就是要从厚重党史中汲取信仰伟力，推动红色基因融入青春血脉，以坚定理想信念护航青年成长，让伟大长征精神在育人征程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在贵州遵义娄山关脚下，有一所始建于1929年的小学，最初叫“育英小学”。

　　2008年，它成为全国第一所以红军命名的小学。学校一至六年级的少先队中队分别叫娄山关中队、金沙江中队、大渡河中队、雪山中队、草地中队和陕北中队，对应长征路上的六个关键节点。

　　“作为全国第一所红军小学，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弘扬好伟大长征精神，传承好红色基因。”学校德育副校长辛福羽说。

　　回溯九十二年前，长征出发时，许多红军战士出身贫苦，参军前不识字或识字很少。但这场远征走完，他们中的许多人学会了读书写字，提高了思想觉悟和文化素养。

　　长征，是一条行军之路，也是一条育人之路。在这场伟大远征中，教育的火种从未熄灭。

“看后背”，认下第一个字

　　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展柜里，躺着一本封面有些斑驳的小册子。长14.3厘米，宽11厘米，厚0.2厘米——刚好能塞进军装口袋。封面上半部印“红军识字课本第一册”和“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字样，下半部绘一名坐在地上读书的红军战士漫画形象，右下角印有“1934.3 定价壹角 红军印”字样。

　　“该读本是苏区印发给普通战士的，随部队一路长征到达贵州。”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工作人员李琴说，“它将政治理念和红军典章融入识字课本，使战士在学习文化的同时接受革命教育。”

　　长征路上，红军把课堂“搬”进了行军队列。1935年2月，中央红军从云南扎西向贵州遵义转战。山路窄，将士们只能排成一列纵队前进。行军时，后面的战士看得最多的就是前面人的后背。“红军便用旧布块、木块制成识字牌，背在背包上。行军途中，后面的人看前面人的后背识字，前面的字熟悉以后，再换上新字。”遵义市党史学会副会长、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张炼介绍。

　　识字牌上的字，跟着行军内容走。部队要渡河，就换成“渡河”；战士站岗，就写“站好岗”；四渡赤水时写的是“渡”“赤水”“运动战”。张炼说，这个办法“显著提高了红军战士的文化水平，又减轻了行军途中的疲惫”。

　　红军战士夏精才曾回忆：“长征就是我的大学。我不仅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学会了打仗，还学会了识字。”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里记述：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士兵是有文化的——这就是说，他们能够写简单的信件、文章、标语、传单……红军士兵从入伍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学习专门为他们编写的红色课本。一个64岁的红军战士，从贴身的脏布包里掏出一个旧笔记本告诉斯诺：“我已经认识了二百多个字，红军每天教我认四个；我在山西活了64年，可没有人教我写自己的名字。”

边行军、边作战、边教学

　　在血与火的征途之中，有一所学校，跟随中央红军的步伐，跨五岭、越湘江、翻雪山、过草地，一边行军作战，一边坚持教学育人。这就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代号“红星”第三大队。

　　“半部电台起家，长征路上办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季庆阳介绍，“敌人围追堵截，天上敌机轰炸，地上险山恶水。师生们背负电台、蓄电池、教材教具，跟随大部队昼夜行军。行军途中即课堂，战场即考场，战斗即实习，师生们硬是走出了一条边行军、边作战、边教学、边保障通信的特殊办学道路。行军至老山界时，部队短暂休整准备翻越高山。通信学校学员抓住行军间隙，借着微光，拿着蜂鸣器，在泥土地上书写阿拉伯数字，练习收发报技术。”

　　1934年长征前夕，中央红军把苏区红军学校合编，采取随军办学的形式，学校隐名为“干部团”。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刘齐介绍：“干部团不仅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还见缝插针地上课。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决定红一方面军干部团和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合组成新的‘红军大学’，在毛儿盖的卡英村招生开学。这些学校因陋就简，随地授课，开设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课程，也主要是围绕战争实际展开的，缺什么就学什么、少什么就补什么。”

　　随军长征的，还有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等。1936年10月，红军完成历史性大会师后，各路红军所属的院校也实现大会合。这些院校后来几经整合，演变成抗日红军大学，以及后来的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中国医科大学等。

　　刘齐认为：“这些学校不仅促进了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改变了旧中国教育的性质，还创造了与当时国统区完全不同的一种新的教育体系，即由红军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和普通教育组成的新型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它们为日后边区及解放区教育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承前启后的历史性贡献。”

一次人文精神的远征

　　“据不完全统计，长征沿途保存下来的标语至今还有7000多条！”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延河讲师团副团长，公共管理学院2024级博士生沈明辉查资料准备宣讲稿时对这个数字印象极深。

　　“长征途中，红军总政治部专门要求：各部队动员自己部队中凡能写字的，用木炭，用毛笔，用大字，用小字，在屋壁上、在门板上遍写材料，做到每人每天至少写一条。从连队到军团的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动手写，写满整个宿营地。”沈明辉介绍，“红军还专门成立了粉笔队、錾字队，无论行军到多晚，都要在宿营地留下标语。”

　　在“重走长征路”的实地探索中，沈明辉切身感受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很多群众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文化教育，但他们可以通过墙壁上的文字，通过红军战士对标语的解释，通过红军带来的歌曲、歌谣、漫画、话剧等形式，通过红军战士真实的行动、作风，逐渐了解革命主张，认识自己的处境，思考自己与国家、民族命运之间的联系。”

　　“在不同的革命阶段，虽然具体的文化教育方针政策不一样，但总的精神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植根人民、造福人民，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可以说，长征既是一场挽救党和红军的伟大战略转移，也是一次人文精神的远征！”刘齐表示。

　　如今，再次翻阅自己一条条收集的那些标语，沈明辉依然心潮澎湃：“当年的红军用木炭、毛笔在墙壁上写下标语；今天的我们，也在尝试用青年语言和新的传播方式，去讲述中国故事、传播时代精神，把这燃烧了90多年的教育火种继续传递下去！”

　　（本报记者 杨飒 陈冠合 张亚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