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思想溯源

　　基于长期的大学史学术研究与积累，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贺国庆领衔撰著的《现代大学思想的源流和影响》，近来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德国现代大学思想的孕育、形成与传播为核心，着重就现代大学思想的生成逻辑、其“源”与“流”的互动机制以及它对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而言有怎样的价值进行了深入阐释。

　　据该书梳理，德国古典哲学为现代大学思想提供了观念源头。康德最早系统阐述大学的理性目标；谢林认为大学兼负科学使命与道德使命，应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黑格尔主张大学的任务在于培养有教养的人，将哲学确立为教化和科学的中心……这些思想家为现代大学提供了“应当如何”的普遍理念原型，形成了现代大学思想“何以可能”的观念前提。该书认为，大学实践在现代大学思想的形成中发挥了反向塑造作用。柏林大学创办之前，耶拿大学等已在哲学院地位提升、习明纳制度实施、教学与研究结合等方面作出实践探索。执教于大学的席勒、费希特等人的教学实践则进一步检验和丰富了脱胎于古典哲学和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大学理念，并将其提升至现代大学思想的高度。除上述因素外，社会变革为大学思想凝结为大学制度，并接受制度化实践的检验提供了现实契机。在书中，作者指出，大学思想转化为大学制度不是直接、线性的简易过程，理想与现实的博弈构成了大学思想生成逻辑的关键一环。至此，该书全面揭示了现代大学思想生成的逻辑：哲学基础提供“观念原型”，大学实践提供“经验样本”，社会变革提供“现实契机”，理想与现实的博弈则完成“制度转化”。四者并非各自独立的并列要素，而是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没有哲学基础，思想便无根可依；没有实践探索，理念便流于玄想；没有社会变革，思想便难以获得建制化契机；没有理想与现实的博弈，思想便无法落地为具有生命力的制度。

　　在分析现代大学思想“生成逻辑”的同时，该书还揭示了其“源”与“流”的互动机制——德国现代大学思想为“源”，承载着现代大学的普遍性本质；美、英、法诸国的大学建设为“流”，凝结着民族国家语境中大学实践的特殊性样态。作为大学思想之“源”的德国现代大学思想，其普遍性体现在：自康德迄黑格尔，德国古典哲学以理性的普遍性为最高旨趣，由此孕育的大学理念被表述为“大学之为大学”的本质规定。洪堡虽在德国语境中提出这些理念，却赋予其世界历史意义，其哲学根基指向黑格尔的“具体的普遍”：理念不隐身于大学的幻境或悬浮于思想的抽象，而是在现实中展示自身。“大学”（拉丁语为universitas）所自带的“普遍”与“全体”之意，与德国古典哲学对普遍性的倚重实现了统一。作为大学思想之“流”的民族国家的大学建设实践，其特殊性表现为：美国以实用主义哲学将德国理念改造为研究型大学与研究生院体制，英国以绅士教育与导师制传统固守本科人文底色，法国则在政治影响与专门学院体制下成就法国大学体制。“流”不是对“源”的全盘复制或简单移植，而是在留存“源”普遍本质的基础上，赋予其传统化、民族化或个性化的特质。

　　该书提出，“源”与“流”并非单向流动，而是双向互动的关系。首先，二者相互成就。一方面，无“源”，“流”便失去根基与方向；另一方面，无“流”，“源”亦面临枯竭与僵化的风险。其次，“源”亦可受“流”的影响。20世纪以来德国大学也在借鉴他国经验中重新认识自身，并在实践中检验、修正并反哺于“源”。最后，“源”和“流”并非绝对，而是具有历史的相对性。德国现代大学汲取了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中世纪大学“大学是学者行会”的理念，体现人在大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难能可贵的是，该书作者的研究始终体现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就大学制度而言，以德国为焦点的分析为理解思想与制度的互动提供了经典样本。就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而言，该书为民族国家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照：第一，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必须以成熟的大学思想为先导。第二，必须把握外国思想与本土实践的平衡。第三，需要重视国家需求与大学发展之间的关系。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和一流大学制度建设从来不是在封闭环境中进行的，而是在广泛吸收世界先进大学理念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的。如何在我国的一流大学建设实践中，既坚持中国特色，又充分吸收世界大学思想研究的优秀成果，是该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该书为理解西方现代大学思想的嬗变历程与制度建设路径，为思考与把握我国大学改革与一流大学建设事业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思想资源。

　　（作者：王保星，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