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定位与时代发展

　　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发布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其“交叉学科”目录下列出了“区域国别学（可授予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学位）”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正式成为新的一级学科。此后学界围绕“区域国别学”的学科性质、学科体系展开了诸多讨论。这些探讨丰富了学术认知，却也常常显露出较为明显的学科路径依赖，这主要体现在：不少学者习惯从自身原有学科背景出发来认识区域国别学这一新兴学科，容易给人留下“一家之言”的印象。例如，历史学背景的学者倾向于把区域国别学视为世界史/国别史的自然延伸；政治学学者则将区域国别学看作在具体区域进行相关国际政治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学者往往并非从区域国别学本身把握这一学科性质，仍停留在自身的原学科惯性中。我认为，厘清区域国别学的性质，首先需要超越这种“门户之见”，避免将区域国别学这一新兴学科简单归为某一传统学科的延伸。虽然任何一个定义都会有其局限性和相对性，但以下表述基本可概括其要旨：区域国别学是基于地域的领域之学，它以特定区域或国家为研究对象，打破传统学科壁垒，将地理空间的“地域之学”与学科知识的“领域之学”相结合。相应地，区域国别研究是关于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综合性研究，属于多学科、跨学科及交叉学科研究范畴，其成果既可以是基础研究性质的，也可以是应用研究性质的或咨政建言性质的。

学科性质：基于地域的领域之学

　　区域国别学以地域为元点、以领域为支撑。地域指的是空间，与地理直接相关。它首先指向具体的自然地理，即山川地貌、气候条件、资源分布等自然地理要素；又可延伸为人文地理，即与“人”高度相关的地理。区域国别学以地域为元点，意味着研究必须从具体的国家或地区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或概念入手。“地域之学”关涉的核心问题是：“这片土地是什么。”例如我们研究东南亚时，就不能脱离热带季风及海洋气候等影响因素，需要首先认识到是相关自然气象影响着当地的村落分布、宗教文化，而后才能对该区域有一个全面、深刻的了解。离开具体地域，区域国别研究就失去了根基，容易变成空洞的理论拼接——而这正是当前一些区域国别研究的通病。领域指的是知识类型，与不同学科密切相关，涉及历史、政治、经济、法律、语言、宗教等多个方面，共同回答“这片土地怎么样”。需要格外说明的是，区域国别学所依靠的“领域之学”主要以人文社会科学为支撑。这是因为国家与区域本质上是一个以文化为核心的复杂体，其本质的揭示往往很难依靠简明、清晰的自然科学知识来实现。当然，这并非意味着，自然科学于研究区域国别学毫无用处；实际上，当涉及具体议题时自然科学知识也能提供重要补充。

　　简言之，地域回答“这片土地是什么”，领域回答“这片土地怎么样”；地域是元点，领域是支撑，二者相辅相成。基于这种认知，区域国别学似乎还可以进一步被理解为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国之学”或“大学之学”。前者好理解。一般来说，资金更充足、学科更完备的国家，更容易开展持续且深入的区域国别学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区域国别学是大国专属。实际上，小国同样可以根据自身关切开展相关研究，只是在研究的投入方面可能有所不同。所谓“大学之学”，并非单纯指规模之“大”，而是强调大问题、大知识。对一个国家或区域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通常需要长期积累语言能力、田野经验和跨学科训练，这对学术资源配置提出了较高要求，需有“大家”的带领。

区域国别研究的内容

　　就区域国别研究的内容而言，我曾提出过一个比喻：把一个地区或国家比作一个荷塘，荷塘中有荷花、荷叶、莲藕及水和泥。一般情况下，人们会评论荷塘中的荷花与荷叶好看抑或不好看；也有人会预测秋后的莲藕，或等收获之后评价莲藕的品质；很少有人会提及水和泥。在我看来，水和泥最为重要，其上有花和叶，其下有藕，水和泥是它们的根本，是它们成长与否、长势如何、质地优劣的决定性因素。需要注意的是，同样的水和泥，在不同的地区并不能长出同样质地的花、叶和藕，比如在北京可以培育出质量上乘花、叶和藕的水和泥，在昆明或广州可能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便涉及地理因素。所以，我们不仅要研究水和泥，还要研究荷塘所处的地域。因此，当面对一个荷塘时，需要研究的主要是地理因素以及荷塘里的水和泥，这便对应着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内容。

　　在研究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时，地理因素相对容易把握。但除此之外，我们如何判断哪些东西是它的花和叶，哪些东西是它的藕，哪些东西又是它的水和泥呢？水和泥，是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最根本、最深处的文化基因。研究者想要搞清楚荷塘里的水和泥，必须依赖以田野考察为依托的在地研究方法。该方法实际上是一种观察法，是古代人研究世界使用的方法，最为原始也最为有效。当然，现代田野研究方法较之古代人的观察法已有天壤之别，现在有各种理论支撑，有各种咨询、调研、实践类的实操。不过，不管研究者理论知识多么丰富，也不论其专业基础知识多么扎实，其在地时间长短都非常重要。因为，对于研究者而言，短时间内是很难感受到对象地区或对象国家的很多本质内容的，或者在城市里观察不到，或者在农村中发现不了，情况各异，不一而足。以印度的种姓制度为例，如果研究者只待在印度城市的大学校园里，就很难体认到种姓歧视问题，甚至可能觉察不到种姓制度的存在。但如果走出校园，进入农村，就会发现，信众心中种姓意识根深蒂固，其日常生活、职业、婚姻等都与种姓身份相关。即便在城市里，只要时间够长、观察够仔细，研究者也能发现有关种姓的蛛丝马迹。因此，田野考察不应该观光化，在地不应该表面化，研究者需要进行深耕，需要融入当地，融入其土其民，考察其风俗习惯，观察其喜怒哀乐。

　　具体而言，做好田野考察的前提，首先是成为一个参与者。传统的书斋式研究往往预设研究对象为被观看者，而研究者则是旁观者；但在真实的社会中，区域国别学研究绝不能等同于“纪录片式旁观”，这种研究往往会构成真正在地化理解的障碍——研究者若始终以旁观者自居，则容易视社会现象为一种展示、表演，进而产生看客心态。因此，研究者进入田野的第一步，不是急于记录与分析，而是学会参与进日常生活中，并被接纳。这种被接纳意味着行为上的理解以及情感上的投入。只有当研究者逐渐成为可以被信任的人，其所接触到的信息才会从表层走向深层，走向真实经验。其次，田野考察要求研究者对日常生活具有高度敏感性。真正构成一个池塘里的水与泥的，往往是那些看似琐碎的日常生活。而这些日常内容绝不是通过访谈直接提问就可以获得的，需要研究者在长时间的沉浸式参与中逐渐体认。许多关键性的文化逻辑，恰恰隐藏在理所当然之中——当地人不会主动说明，因为对他们而言，这些无需说明。研究者需要训练自己去捕捉那些不被说出的部分，通过反复观察，将零散经验逐渐组织为具有解释力的认识。

　　语言是田野考察的基础。是否能够使用当地语言，直接决定了研究者是被视为外来者还是“自己人”，也决定了其所接触信息之深度；只有在非正式场合中以本地语言自然交流，研究者才有可能接触未经筛选的真实经验。更为重要的是，语言本身承载着一整套独特的意义体系，若仅停留在字面翻译层面，极易以自身文化经验误读他者社会。身体语言也是如此。例如，南亚人在利用颈部前后点头之外还有利用肩部左右晃头之举，不了解者往往认为二者都表示否定之意，或者称前者为否定性动作，后者为肯定性动作；但深入了解后可知，前者是肯定性动作（agree with you），后者更多是一种置身其中的放松和认可（be with you），肯定性更强。此外，声音语言和身体语言的二重性，提醒研究者要将“听其言”与“观其行”结合起来，在具体情境中理解言说者的真实含义。

自主知识体系与自主话语体系

　　十八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区域国别研究的分析框架往往基于西方中心主义。实际上，中国古代区域国别研究以张骞“凿空”西域、玄奘西行求法、郑和七下西洋为代表，形成了注重实地踏勘、政学互助、平等互鉴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与西方区域国别研究形成鲜明对比。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构建中国当代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既是对古代优良传统的创造性传承与发展，也是回应时代需求的必然选择。

　　在推进区域国别学发展的过程中，“自主知识体系”与“自主话语体系”两词常被并提，但二者并非同一层面的问题。从内涵上看，自主知识体系首先关涉“如何认识世界”。它强调以自身问题意识为出发点，通过长期积累形成对特定区域与国家较为稳定的认知。而自主话语体系，则更多指向“如何表达世界”。知识体系是根本，话语体系是派生。一方面，没有扎实的知识体系支撑，所谓话语体系往往流于口号化、修辞化，言之无物；另一方面，若缺乏能够被外界理解、接受及传播的话语体系，再完备的知识体系也难以产生广泛影响。构建中国区域国别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与自主话语体系，并非简单改词换名。二者的互动，在具体实践中往往呈现为一种循环过程，新的研究发现推动话语更新，而新的话语又反过来影响研究路径。需要警惕的是，在实际学术实践中，容易出现一种偏向，即重话语、轻知识——试图通过概念创新迅速建立话语体系，这种研究缺乏扎实的实证研究支撑，如空中楼阁般难以持久，不利于区域国别学的长远发展。

区域国别学何为

　　在自主知识体系与自主话语体系的讨论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讨论自主的学科应具备哪些品格。中国需要的区域国别学，应当是一门具有鲜明自主性、国家性与综合性的“中国学科”。它立足中国大地，回应中国关切，同时又能为理解和应对当今世界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基于这一认识，接下来我从两个层面展开论述：一是中国需要何种区域国别学，重点阐释其自主性、国家性与综合性的核心内涵；二是中国区域国别学应重点推进的几大任务。

　　（一）中国需要何种区域国别学

　　中国所需要的区域国别学一定是自主的，因为中国区域国别学得以实现、存在的根本前提便是自主。所谓“自主”，并不仅仅指由中国学者主导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更关键的是中国区域国别学必须在问题意识、概念体系、理论体系三个层面上，能够摆脱对既有西方知识体系的依赖。具体到区域国别学之学科建设层面，中国区域国别学的自主性首先体现在问题的提出上——从中国实际、中国关切出发，重新设定研究议题。例如，在研究全球南方时，不能仅仅视其为欠发达地区，而应关注这些国家内部更深层的文化特征。追求概念体系的自主性是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性的第二个层面。现代人文社科研究高度依赖概念体系，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概念并不是中性的。有些概念，作为西方的发明，带有强烈的历史语境、意识形态。如果不对这些概念进行反思就直接使用，容易在无意识中接受其背后的价值观。中国的区域国别学需要做的，是在使用这些概念的同时，对其进行再定义、中国化，甚至在必要时提出新的概念。例如，我国提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新发展阶段”等，都是新概念体系的典型例子。更进一步，自主性还意味着理论生成能力方面的自主性，这是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性的第三个层面。中国区域国别学人不应甘于只当材料提供者或案例补充者，不能沦为“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实践者，必须在对不同区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具有解释力的一般理论。这种理论未必一开始就成熟，但必须具有生长性与开放性。

　　如果说自主性解决的是中国区域国别学“从何出发”的问题，那么国家性回答的则是“站在何处”的问题。所谓国家性，并非简单等同于政策导向，而是指研究在立场与方向上与国家整体发展目标一致。任何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都不可避免地与其对外认知及战略需求相联系。历史上，无论是英国的东方学，还是美国冷战时期的区域国别研究，皆体现出知识生产与国家发展之间的紧密互动。对中国而言，区域国别学同样不可能处于脱离现实的真空环境之中。但需要强调的是，国家性并不意味着削弱学术性，恰恰相反，它要求在更高层面实现二者的统一。具体而言，一方面，区域国别学应能够为国家提供对外认知的基础性知识；另一方面，研究本身又必须保持学术规范，避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或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从更广的层面看，国家性还体现为一种立场自觉，即在理解他者时，既不将自身经验强加于人，也不在他者话语中迷失自身。这种立场使区域国别学既能够保持开放性，又不失主体性。

　　综合性解决中国区域国别学“如何展开”的问题。从学科角度而言，区域国别学必须以多个基础学科为根基，形成一个稳定的知识体系。文学提供的是理解当地文化的路径；历史学提供时间维度，使现象不再是静态，而是演变过程；法学揭示社会制度；经济学则帮助理解经济发展、资源配置。考虑到社会文化、历史发展、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正是一个社会最主要的四个方面，可以说文学、历史学、法学、经济学四者恰好构成研究一个区域或国家最为基础性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地理学、传播学等构成“延点”，不断向外扩展分析维度。例如，人类学的田野方法可以深入地方，探究当地社会结构；传播学则有助于理解话语的形成机制。“根基”与“延点”间并不是简单的一加一关系，而是一种基于自身研究问题的主动整合。不同学科之间需要通过具体问题实现真正的交叉，而不是停留在并列状态。从理论与方法角度而言，中国区域国别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既依赖成熟理论，又不断生成新的未成理论（即尚未完全体系化，但能够解释特定现象的理论工具）。传统的人文社科理论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部分来自西方，解释力有限，往往无法覆盖具体区域的复杂现实。因此，在实践中，研究者需要在既有理论之外，发展出未成理论。这种理论具有较强的经验依赖性，但也正是未来新的理论的源头。方法层面同样如此，经典的方法，如比较研究、案例分析、文本分析等，仍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最基本的工具；与此同时，跨方法的整合、新技术手段也是必需的工具。区域国别学的综合性不仅体现在知识结构上，还体现在研究条件的要求上。外语能力是基础，它不仅是获取信息的工具，更是理解他者思维方式的桥梁；田野调查是避免“纸面研究”的关键，使研究者能够直接接触社会现实；课程体系需要打破单一学科的边界，形成问题导向的课程体系；师资则应体现多学科协同；议题设置需要紧密结合现实问题，而不是停留在抽象讨论层面。最终的产出，不应是碎片化知识，而是一种“综合知识”。这种知识既具有解释力，也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

　　（二）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三大任务

　　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需要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推进，其根本任务可归结为三个方面，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知识体系构建。这三者分别对应知识生产的源头、过程与归宿，彼此衔接、相互支撑，缺一不可。

　　一是强化人才培养体系建设，这是知识生产之基石。区域国别学既要求扎实的学科训练，又要求深入具体区域的能力，人才培养难度远高于一般单一学科。因此，将人才培养置于首位，并非一般性的教育原则，而是这一学科成立的前提。具体来看，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无论是课程体系设计、导师配置，还是培养体系的安排，都应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而非简单复制既有专业模式。我认为，区域国别学不宜仅以“区域/国别+学科”的模式培养学生，而应在本科或研究生阶段即引入语言学习和跨学科训练，使学生在掌握语言的同时，具备文学、历史、政治、经济等多维分析能力。总的来说，应着力培养具有“三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所谓“三视”，即中国视域、国际视野和对方视角。国际视野要求研究者具备跨区域比较能力，能够将个别国家放置于更广阔的世界格局中加以理解。中国视域和对方视角需要特别展开。前者指知己，后者指知彼。俗话说，观人易、察己难；《吕氏春秋·察今》也云，“故察己则可以知人”。研究域外，不自知是大忌之一，其结果往往有二：抑或自我矮化，妄自菲薄；抑或坐井观天，目中无人。不知彼同样有害，容易导致误解误判。只有同时具备“三视”能力，区域国别学人才能避免“自说自话”或“照搬他人”的两种极端，真正实现有效认知。

　　二是加强科学研究，这是知识生产之过程。区域国别学的科学研究，可以区分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两个层面。基础研究着眼于对区域与国家的根本的理解，具有明显的长期性、稳定性与潜在性。它往往不直接产生现实效益，却构成一切应用研究的前提。对某一国家历史发展、宗教传统的深入研究，通常在短期内难以转化为政策建议，但却是理解该国行为逻辑的基础。这类研究往往如“灯火阑珊处”的工作，投入大、周期长，却不可或缺。与之对应，应用研究更多面向现实问题，强调能直接以对策之形式作用于国家发展，具有当下性、临时性与显在性等特点。对某一区域突发政治变动的分析、对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评估、对具体合作项目可行性的研究等都属于此类。这类研究如同“聚光灯下”的工作，关注度高、反馈直接也更为明显，但这些研究若缺乏基础研究支撑，则容易流于表面判断。因此，在研究模式上，应坚持以基础研究为根本、以问题研究为抓手。基础研究提供稳定的知识积累，使研究不至于随现实议题而摇摆；问题研究使学科保持与现实的关联，使研究不至于漂浮无基。前者保证研究之科学，后者保障研究之实用。

　　三是构建知识体系，这是知识生产之目的。区域国别学并非以知识积累为终点，而是在知识积累基础之上形成新的认知世界之方式。从现实出发，这一任务首先表现为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与超越。要超越西方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并构建中国区域国别学的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整合中国学界长期积累的研究成果，将分散在不同学科与领域中的知识加以系统化，并进行相应创新，从而形成具有内在逻辑的整体结构。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构建知识体系的意义还在于为世界提供新的理解框架，回应世界之问。当全球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时，单一知识体系已难以解释复杂现实。通过这样的知识生产，中国区域国别学不仅服务我国自身发展，也能够为国际社会提供中国思考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