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两条科创走廊的对比与镜鉴

　　【环球科技视野】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创走廊正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加强城市间创新联系，融汇区域内创新资源，竞逐未来科技制高点的关键载体。从美国依托斯坦福大学的101公路走廊到日本串联东京大学等高校的东京－横滨－筑波走廊，成功的科创走廊无不展现出强大的生态活力与增长韧性。英国同样试图在牛津与剑桥之间打造“欧洲硅谷”，凭借两所世界顶尖学府的科研实力，构建连接知识与产业的科创走廊。

　　二十年过去，英国政府着力推动的牛津－剑桥科创走廊发展迟滞、争议不断，与最初的宏伟愿景相去甚远。然而，在被誉为英国“金三角”的同一区域，另一条伦敦－剑桥科创走廊却欣欣向荣。这背后的差异为全球科创走廊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参照：在知识经济时代，一条真正有生命力的科创走廊并非仅仅在地图上“连点成线”，在高校间“串珠成链”，更需关注创新环境、创新网络与创新主体的系统构建。

1. 稳定制度环境 从各自发力到整体协同

　　科创走廊建设是一个跨区域、多主体的长期系统性工程，需要稳定与可持续的制度环境，为高风险、长周期的创新活动提供可信承诺与稳定预期。核心战略的连贯性与一致性是凝聚共识、引导资源配置的基础，能够激励高校、企业等多元主体进行专门、长期的能力建设。

　　自牛津－剑桥科创走廊提出以来，其战略定位与支持政策经历了多次摇摆：从早期理念倡议，到被纳入国家级战略，再到因地方反对而搁置，最终降格为区域发展项目。这种频繁的顶层调整，导致多元创新主体难以基于多变的政策信号做出长期投资与协作决策，难以形成稳定的长期预期，进而削弱了嵌入区域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旨在推动跨域协调的“牛津－剑桥泛区域伙伴关系”（OCPRP）被赋予了统筹责任却未被授予相应决策权力，最终因资金中断而解散，使走廊建设失去核心协同平台，暴露出过度依赖行政主导、忽视制度韧性与主体协同的规划驱动模式的局限。

　　相比之下，伦敦－剑桥科创走廊虽未依托国家级统一规划，却依托“英国创新走廊”（UKIC）等多元主体自愿组成的柔性治理平台，形成了具有韧性的协作生态。这种模式不依赖行政权威强制推动，而是通过协商共识凝聚合作合力。在决策过程更具包容性的同时，还增强了系统应对政治周期波动的能力，为创新活动提供了更具持续性的协作框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良性发展并非脱离规划引导，而是实现了顶层把控方向与基层自主协同的有机平衡。

　　两者对比揭示出创新走廊建设的深层逻辑：规划可以引导方向，却难以替代生态自身的生长逻辑。建设科创走廊不应局限于行政力量推动的“建造”模式，而是要植根于多方共治、有机演进的“生长”逻辑之中，实现规划引导与协同生长的协同共生。

2. 激活创新网络 从地理相连到网络相融

　　科创走廊的活力依赖于创新网络的高效运转，创新网络的高效运转依赖于知识、人才、资本等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与深度融合，其关键在于实现制度协同与物理连接的双向耦合。

　　牛津－剑桥科创走廊的发展困境，存在创新网络构建中制度协同缺失与物理连接不畅的双重阻滞。一方面，牛津郡与剑桥郡分属不同行政区域，发展规划、产业政策与治理重心难以协同，形成隐性的制度壁垒与行政阻隔，不仅增加了跨域协作的合作成本与执行难度，更导致区域整体战略的碎片化，呈现出“点强线弱”的结构失衡：牛津、剑桥作为创新极点的科研实力突出，但连接二者的廊道地带未能形成有效的创新节点承接，也未构建起密集的主体互动网络，区域协同效应难以释放。另一方面，如东西铁路等连接牛津与剑桥关键基础设施的长期滞后与分段推进，进一步加剧了要素流动的阻滞。长时间通勤不仅增加了人员交流与物资调配等合作的时间与经济成本，还制约了隐性知识传播所依赖的高频、近距离互动，限制了顶尖学府创新辐射的范围与效能。

　　相比之下，伦敦－剑桥科创走廊的沿线地方政府主动将自身定位融入走廊整体愿景，在制度层面促进政策衔接与利益协调。M11高速公路及配套铁路网提供了高效、便捷的物理连接，将伦敦的金融资本、国际市场与剑桥的智力资源紧密整合，不仅促进了人才、技术与资本等要素的高频互动，还催生了基于合作与信任构建的非正式网络。在此基础上，区域内逐步形成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产业转化与金融支持的闭环循环，各类主体在价值循环中实现了从“地理串联”到“功能联动”的演化。

　　由此可见，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科创走廊，不仅要在空间上“连点成线”，更需在制度上“破壁通渠”，在设施上“强基畅流”。需注重跨区域治理协同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要素自由流动、主体深度嵌入、系统韧性演化的创新网络，实现从“地理走廊”向“创新共同体”的跃升。

3. 创新主体共生 功能互补与价值共创的生态格局

　　科创走廊的繁荣与可持续发展最终取决于各类创新主体的功能定位与协同效能。成功的科创走廊普遍实现了高校、企业、政府与中介组织等功能互补、价值共创的深度协同。在这一过程中，高校不仅是知识生产的核心主体，其角色更向区域创新生态共建者转型演化。

　　在牛津－剑桥科创走廊的实践中，尽管区域内拥有牛津、剑桥两所世界顶尖高校，却在推动区域协同创新方面面临显著挑战。两校虽科研实力雄厚，但资源配置与组织逻辑更倾向全球学术竞争，与本地产业升级的实际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错位。当规划仅将高校视为技术“供给端”而非创新“共建者”，缺乏与其学术逻辑相容的参与机制时，高校服务本地发展的内生力量便相对有限。同时，牛津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与走廊预设产业发展方向之间存在一定偏差，导致创新链、产业链与人才链衔接不畅，难以形成要素闭环与价值循环。

　　相比之下，伦敦－剑桥科创走廊则呈现出更具韧性的生态位分化与协同共生。走廊内的高等教育机构形成了功能互补的体系：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等顶尖高校聚焦前沿基础研究与高端人才培养；赫特福德郡大学等地方高校致力于对接产业需求，定向输送工程技术与管理类专门人才。这种基于市场逻辑的功能分化，促进了教育供给与产业结构的有机契合。更为重要的是，产学研合作在此实现了从“项目对接”到“系统融合”的跨越。以走廊优势产业生命科学为例，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等高校与生物制药企业阿波罗疗法建立了覆盖早期研发至临床前研究的长期战略伙伴关系，并成功引导大规模国际风险资本持续注入。高校通过技术转移、创业孵化、联合研发乃至资本参与，主动嵌入区域价值创造体系，推动创新活动从线性传导转向网络共生。

　　两相比较可见，高校能否实现从被动的资源输出者向主动的战略协同者与生态建构者的角色转型，对科创走廊的创新效能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高等教育机构不应仅被视作知识供给的“外部变量”，而应成为区域创新系统的内生动力。高校不再仅仅是知识生产的“供给端”，更成为区域创新网络的“策源地”“连接器”与“共建者”。

4. 科创走廊的未来发展 从资源整合规划到生态化治理

　　牛津－剑桥走廊未能长出“欧洲硅谷”，核心在于其未能在制度、网络、主体层面构建起适配科创生态生长的系统支撑。科创走廊作为跨区域协同创新的空间载体，其发展效能不仅取决于创新资源的丰富程度，还在于能否有效整合并激活创新潜能。

　　两条科创走廊的发展差异启示我们：在发挥战略规划引领优势的同时，必须注重培育尊重市场规律、激发多元主体内生动力的治理生态，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发力。在宏观层面，构建“战略稳定、治理灵活”的制度框架。顶层设计通过法治化或高级别协议稳定长期预期，同时建立由多元利益相关方组成的柔性治理平台，赋予其在跨区域协调与标准共建等实质性职能，实现“自上而下”战略引导与“自下而上”活力激发相结合的治理格局。

　　在中观层面，提升区域创新网络的连接密度与循环速率。着力破除行政壁垒，推动沿线地区政策衔接与利益协调；升级基础设施，打造高效便捷的物理连接通道，促进要素依市场规律自由流动与优化组合。支持各类产学研合作组织、产业技术联盟等发展，促进人才有序流动与知识跨界交流，完善创新全链条的融合机制，让创新要素在区域内高效循环、价值倍增。

　　在微观层面，推动创新主体的定位转型与生态位分化。深化高校与科研院所改革，鼓励其基于自身特色在生态中寻找定位，强化应用导向与服务区域能力。支持领军企业构建开放创新生态，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集群。优化政府创新投入方式，更多投向市场失灵环节的公共技术平台与服务体系建设，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全周期、全方位的支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区域科创走廊应超越单纯的空间规划与资源的叠加，致力于培育具有复杂适应性的创新生态系统。

　　（作者：黎泓燕 卓泽林，分别系华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