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论坛】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制度构建
【光明论坛】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面临重大挑战：今年7月，国外某人工智能前沿模型自主入侵开源平台的服务器，窃取了基准测试的答案密钥；不久前，另一国家领导人公布某人工智能前沿模型侵入该国政府有关部门网站……
与此同时，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也正在经历历史性跨越，从共识形成进入制度建构阶段。今年5月，中美元首会晤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7月6日，首届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在日内瓦召开；7月17日，习近平主席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同期在上海成立。9月中旬，中美两国政府间人工智能对话举行。
这表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政策之窗已经打开，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制度建构提供了空前的机遇。同时，我们正面对人工智能前沿模型的快速发展与全球安全治理之间的竞争，治理的实践成效与国际社会的期待仍有差距。
治理机制碎片化，规则约束力不足。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呈现多种机制重叠交叉的格局。迄今为止，各类机制的治理成效均不理想。“广泛包容”与“规则有效”之间的矛盾始终难以破解。
大国治理立场分化，阵营化风险上升。个别技术领先国家将“赢得人工智能竞争”视为维护其全球科技霸权和所谓“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对内密集出台“去监管”和“扩投资”政策；对外在双边层面利用出口管制、资本脱钩等竞争性政策，在全球层面通过“全栈式人工智能出口”战略打造排他性技术联盟，试图以生态锁定替代治理协调，加剧了人工智能治理阵营化的风险。
智能鸿沟持续扩大，资源失衡与文化失语叠加。一方面，算力、数据、模型、人才等人工智能核心资源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和少数科技巨头，“全球南方”国家既缺乏自主技术底座，又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处于“结构性缺位”状态。另一方面，主流大模型的训练语料高度集中于英语等少数语言，“全球南方”国家的语言、文化和价值观在智能时代面临的不是单纯的“失语”，而是“被定义”。发展中国家担心，长此以往，资源、能力与文化等多重鸿沟相互强化、不断扩大，新一轮国家间的“大分流”现象可能成为现实。
人工智能安全具有高技术门槛和高政治敏感性的双重特征，所以当前主要国家的安全研究机构沿阵营划线，很多国家的安全研究力量互不衔接，难以形成有效合作，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急需的评测互认、标准对接、研究协作等技术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针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现状，我国主张直面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的“时代之问”，以坚持开放共赢、强化风险意识、鼓励包容并蓄、倡导和衷共济大系统思路，构建了由发展观、安全观、价值观、治理观相互支撑的完整框架，为国际社会提供了系统完整的“中国方案”。当前，国际社会对技术、技能、数据、算力等多重鸿沟不断拉大的忧虑集中显现，普遍期待中国发挥人工智能大国作用，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中国提出的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智鸿沟、避免造成新的历史不公的主张，积极回应了国际期待。另外，我国一贯主张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
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共识走向制度实践，需要明确优先顺序、区分轻重缓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成立，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新的机制依托。国际社会期待新生的多边机制坚持开放包容、循序渐进，在“安全评测互认”的技术性框架和“开源模型能力建设”等方面积极推进，形成可量化的能力建设成果。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难以由单一机制包揽。技术标准、评测互认等专业性议题，可更多依托国际标准化组织及各国研究机构对接解决；高敏感议题则有赖大国双边和小多边渠道协商处理，各类机制各展所长、优势互补，从而形成全球治理的整体合力。人工智能的发展成果应由各国人民共享。各国可以重点围绕智慧农业、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深化国际合作，以开源模式和开放平台降低技术使用门槛，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让更多国家在智能化浪潮中不掉队、有作为。此外，人工智能不应由少数语言和文化垄断。我国积极支持以前沿模型以开源模式帮助各国在自主可控基础上发展符合本土文化与伦理的应用。通过“开放赋能”路径回应各国对文化自主与技术主权的正当关切，把文化多样性转化为全球合作的宝贵资源。
总之，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国际社会应当以“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为基本原则，围绕防止人工智能恶用、滥用及失控等共同关切，推动安全评测互认、标准对接等技术协作，使安全治理实现“原则”与“工具”并举、由理念走向实践。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制度建设窗口期：技术风险在上升，但治理意愿也在上升；大国竞争在加剧，但对话渠道也在打开。抓住这个窗口的关键，是把已经达成的共识快速转化为可运行、可验证、可扩展的机制，让人工智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薛澜，系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