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会共治守护村墟文韵

　　【专家学思】

　　广袤乡村，散落着数量庞大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文物超76万处，其中县乡级乡土古建点多、面广、量大、等级低，仅靠各级财政投入难以实现全覆盖管护，基层文保长期面临人少、钱紧、专业力量不足的现实难题。如何撬动多方社会力量参与保护，已成为全国各地共同面对的时代之问。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基层文物保护基本依靠政府“单打独斗”。不少散落乡间的祠堂、庙观、戏台因资金短缺日渐破败，甚至坍塌湮灭。作为文物大省，山西现存不可移动文物53875处，市县级及未定级文物占比超九成。2017年，山西在全国率先启动“文明守望工程”，以文物建筑认养为核心机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历经多年深耕，一大批濒危乡土古建重焕生机，为全国“低级别”文物保护交出了一份可资借鉴的“山西答卷”。

　　“文明守望工程”的核心创新，就是在不改变文物所有权的前提下放开使用权，引导企业、社会组织、村集体乃至公众个人参与修缮、管护与活化利用，走出一条多元共治的新路。企业发挥资金与运营优势，成为认养主力军，如介休张壁古堡曾是一座残破的千年古堡，自2009年接受企业投入后，当地迁出堡内居民、恢复历史风貌、配套建设旅游服务体系。如今，张壁古堡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年门票收入达1000万元，昔日荒城变成晋商文旅地标。最接地气的，是村集体和乡邻乡亲的认养。万荣县北牛池村解氏家庙年久失修，村委会牵头发动族人集资80万元完成修缮，把家庙办成了展陈村落历史、传承族规家风的村史馆。2026年，拥有3000万粉丝的短视频博主认养寿阳县东郭义村一座百年古戏台，耗时两个月完成修缮，还计划请回戏曲班社登台演出、借短视频传播非遗文化，为沉寂的乡村舞台重新聚起人气。

　　放眼全国，类似的探索正在多地开花结果。浙江兰溪诸葛村践行“人人都是文保员”理念，依托村集体平台实现村民全员参与，古建保护与村集体经济发展双向增益；福建厦门推出“文物守护认领”志愿服务模式，发动家庭、社会组织认领文物上千处，推动文物保护走进群众生活；江西万载针对大量分散的未定级革命文物，搭建社会资金参与革命文物保护修缮的规范平台，陆续打造一系列红色展览馆，修缮了一批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梳理经验可清晰得出：坚持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互补，政府做好制度供给与监管，市场社会释放资金与运营活力；坚守文物产权不变底线，推动所有权与使用权适度分离；实行分级分类施策，拒绝保护利用“一刀切”；推动文保嵌入乡村全面振兴，让古建保护与乡村发展双向赋能。

　　当然，探索之路并非一路坦途，“认易养难”的现实困境，折射出社会认养模式深层的制度堵点。乡土古建大多地处偏僻，修缮投入高、回本周期长，不少项目陷入“一次性大额投入、长期没有收益”的困境。部分认养主体缺少文物保护专业素养，容易重外观装饰、轻本体保护，埋下“保护性破坏”的隐患。与此同时，基层文物机构人手紧张，很难对海量认养项目做到全流程技术指导与监督。保护与活化利用的失衡更是普遍短板：审批链条长，负面清单不够明晰，合理回报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不少项目修完即开放，仅止步于参观打卡层面，与非遗传承、研学教育、乡村文旅融合不够，文物的文化价值没有充分转化，市场主体的参与持续性因此受到制约。

　　乡土文物认养模式要走得更远，关键在于补全制度短板，打通从认养到养好的全链条。首先，应织密制度规范，划清各方权责的“分界线”。进一步细化法规与操作指引，出台标准化认养合同范本，把修缮标准、管护责任、利用边界、收益分配、到期移交、违约责任落到纸面上；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破解文物、宗教、规划等不同领域政策交叉冲突难题，让认养各方清楚“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其次，应推行分级分类管理，拒绝简单化“一刀切”。建立认养文物项目目录，按文物等级、建筑类型、保存状况设置差异化准入门槛与利用负面清单：民居大院可适度用于民宿、茶室，坛庙祠堂侧重公共文化与非遗展示，红色史迹突出爱国主义教育，在严守文物安全底线前提下释放利用空间。再次，应搭建多元支撑体系，破解资金、专业两大难题。设立专项补助资金，对公益属性强、经济效益弱的乡土文物给予修缮、运维补贴，拓宽公益捐赠、众筹等资金渠道；配齐技术支撑力量，落实专业专员、第三方监理制度，常态化开展认养主体业务培训，弥补社会参与者的专业短板。最后，应健全收益反哺机制，打通价值转化通道。明确认养收益按比例反哺文物管护修缮的硬性要求，政府配套完善交通、消防等基础设施，把条件适宜的认养文物纳入全域旅游布局；鼓励发展文创开发、民俗展演、研学实践等多元业态，平衡好文物的公益属性和运营可持续性，让社会力量“愿意来、留得住、做得好”。

　　散落于乡村的老建筑，承载着一方土地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根脉。乡土文物保护不能只靠政府独力支撑，也不能简单交给市场放任自流。唯有坚持政府主导，打通制度堵点，凝聚企业、社会组织、乡村群众、社会公众的合力，构建权责清晰、保障有力、保护与利用协同的共治格局，才能让更多乡村古建告别风雨飘摇，活在当代、传之后世。

　　（作者：王晓琨，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