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美国记者笔下的长征：长征，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
【重温红色经典·长征】
90年光阴流转，长征早已不只是一场军事战略转移，而成为镌刻在人类文明史册上的精神丰碑。在长征跨文化传播史上，两部由美国记者完成的纪实文学作品广为流传：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在长征胜利半年多之后，突破新闻封锁，将红色中国的真相带给西方；时隔近半个世纪，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重走长征路后，以《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全景式回溯历史。两位美国记者，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字接力。长征，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它承载的不屈、坚守、奉献的精神，穿越90年风雨，依然能够跨越国界，打动一代又一代读者。
长征是世界军事史上最伟大的业绩之一。……与此相比，汉尼拔经过阿尔卑斯山的行军看上去像一场假日远足。
——埃德加·斯诺
长征是一篇史诗。……我想，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封锁中的奔赴：斯诺踏入红区，在陕北窑洞里采访记录长征
埃德加·斯诺，1905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他出身普通中产家庭，热爱文学与旅行，怀揣着探索世界的梦想。1928年，斯诺坐船来到中国，原本只打算停留6周，没想到一待就是13年。他先后跑遍上海、南京、北平及西南地区，亲眼见证北伐余波、“九一八事变”、“一二·九”运动。在这片土地上，他亲眼看见旧中国山河破碎，普通老百姓在饥荒、战乱、苛捐杂税里苦苦挣扎。他不只记录苦难，更想找到答案：中国到底要往哪里去？这是斯诺想进入红色根据地采访最核心的动机。
其时，国民政府筑起一道厚厚的信息高墙。不管是国内还是海外，官方宣传一直把红军污名化。西方报刊关于共产党和红军的报道，大多是道听途说、单方面的说辞。大多数在华外国记者、外交官，都守在沿海大城市，隔着重重迷雾猜测西北高原上那支红色力量。斯诺听过各种完全矛盾的说法：有人说红军到处烧杀抢掠；也有进步人士告诉他，这是一支真心为劳苦大众奋斗的队伍。斯诺不愿意仅凭传闻下结论，如他后来在《复始之旅》里的自述：“我要去红区，不是猎奇看热闹，而是想弄明白，在这片饱经苦难的土地上，究竟是什么力量，能让成千上万年轻人甘愿放下一切，奔赴西北。”
靠着宋庆龄的秘密联络与周密安排，1936年6月，斯诺从北平出发，突破国民党层层军事与舆论封锁，辗转抵达陕北白家坪。7月9日至10日，周恩来连续两日与斯诺长谈，为其量身制订了为期92天的全方位苏区考察采访行程，详细规划走访地点、采访对象与调研内容，为斯诺深入红区提供重要保障。随后在苏区专人护送下，斯诺顺利进驻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住进招待所，正式开启西方记者首次对中共中央与长征将士的系统深度采访。
此时距离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不到一年，长征的硝烟尚未散尽，亲历将士大多正值壮年，远征记忆鲜活，为斯诺留存了独一无二的“现场采访窗口期”。在数月的驻留与走访中，斯诺采取领袖深度专访、基层随机访谈、现场观察、文献对照研读的多元采访方式，积累了海量一手素材。核心翻译工作由吴亮平、陆定一负责，青年黄华协助订正人名、地名与史实细节，最大限度规避语言隔阂带来的信息偏差，保障记录的准确性。
斯诺的核心采访极具现场质感：他向毛泽东一次性提出80余个核心问题，涵盖革命历程、长征始末、战略战术、苏区建设、抗日主张等诸多维度。十几个陕北窑洞的深夜，油灯如豆、光影摇曳，毛泽东通宵达旦娓娓讲述，仔细回溯红军发展历程与长征全程史实，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战略转移决策，到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雪山、跋涉草地的关键战役，都细致拆解、逐一梳理。斯诺密密麻麻写满数本笔记，成为《红星照耀中国》长征篇章的核心底稿。
除了高层领袖专访，斯诺格外注重采集基层鲜活细节。他深入红军驻地、练兵场、田间地头，随机与普通战士、“红小鬼”、苏区百姓攀谈。他近距离观察红军日常作息、军政训练、文娱宣传、群众往来，记录下官兵同吃同住、无高低尊卑的平等氛围，亲眼见证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严格自律的军纪作风。在豫旺堡西征前线，他实地走访红军阵地，听一线指战员口述大渡河、泸定桥战役的生死细节，真切体会长征的残酷与壮烈。
斯诺以采访所得的口述素材与统计数据，客观勾勒出长征的极致困难：长征路上，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路上一共368天，有235天用在白天行军上，18天用于夜间行军上。总长5000英里的路上，只休息了44天，平均每走114英里才休息一次。红军一共翻越18座山脉，其中5座终年积雪；渡过24条江河。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军队的包围。精确的数据背后，是无数红军将士日夜兼程、浴血奋战的真实轨迹。
斯诺重点选取“第五次围剿”“举国大迁移”“大渡河英雄”“过大草地”四大核心段落，以紧凑节奏还原长征最艰险的征程。针对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生死之战，斯诺直接引用红军将士口述细节，细致描摹国共两军昼夜竞速、隔江对峙、拼死博弈的紧张场面，令读者几乎喘不过气来。
在大量一线采访的基础上，斯诺精准捕捉长征的精神内核：“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格外关注十几岁的“红小鬼”群体，详细记录他们衣衫单薄、食不果腹却坚守信仰、严守纪律、勤学上进的鲜活模样，让长征史诗摆脱冰冷的战争叙事，充满普通人的理想温度与人性光芒。
斯诺通过文献阅读与多方访谈，提出长征是一场伟大的“武装巡回宣传”。他详细记录红军行军细节：将士们一边昼夜行军、奋勇作战，一边沿途张贴标语、宣讲革命主张，普及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进步思想；严格尊重少数民族风俗，善待沿途百姓，以严明军纪赢得民心。万里长征，既是战略转移的征程，也是播撒革命火种的征程，无数底层民众受其感召，主动投身革命洪流。
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伦敦正式出版，迅速风靡欧美，被译成近20种文字出版。1938年，胡愈之等进步学者在上海秘密翻译出版中译本，为规避当局审查定名《西行漫记》，在国内秘密流传、广泛传播。这本书首次让世界看清：红军是坚守理想、为国救亡的革命队伍，为长征与红色中国赢得了首次全球性的公正舆论发声。斯诺的书写，鲜活、真实，是独一无二的第一手即时性长征文献。
受时代环境与采访条件限制，斯诺的记述也存在天然局限。1936年诸多革命核心史实尚未对外公开，遵义会议完整决策过程、长征途中复杂的党内路线分歧、部分隐秘战略部署，均未披露，导致相关叙事留白较多。斯诺本人亦清晰认知自身记录的局限性，在书中留下经典预言：“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这句跨越时空的期许，成为后世索尔兹伯里深耕长征史的重要缘起。
跨越时空的接力：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书写前所未闻的故事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1908年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他早年亲历1929年经济大萧条，见证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也逐渐形成了同情弱者、坚守客观、敢于求真的新闻底色。他长期任职于美联社、《纽约时报》，亲历二战苏德战场，深耕战地报道数十年，升任《纽约时报》副总编辑，斩获普利策新闻奖，是20世纪美国极具公信力的资深战地记者。
索尔兹伯里最早的长征认知，源自青年时期阅读的《红星照耀中国》，斯诺笔下的红色远征深深震撼了他。二战期间，他在莫斯科与斯诺相识相交，二人彻夜长谈、深入交流。斯诺坦诚道出自身写作遗憾：受限于战时封锁、信息保密、采访时限，未能完整还原长征全程的曲折历程、复杂博弈与全部细节。斯诺那句“期待有人书写长征完整史诗”的期许，被索尔兹伯里铭记数十年，成为他深耕长征史、重走长征路的初心。
然而，当时冷战对峙格局，让索尔兹伯里的来华寻访计划长期搁置。直至1984年，已是76岁高龄、体内植入心脏起搏器的索尔兹伯里，不顾医生与家人的极力劝阻，执意携夫人夏洛特开启长征寻访之旅，以古稀之躯奔赴万里长征故地。
在秦兴汉将军和翻译张援远陪同下，索尔兹伯里此次寻访历时74天，跨越十余省区、行程万余里，采访踏勘的细致程度远超常规史料调研。不同于斯诺仅聚焦中央红军陕北落脚点，索尔兹伯里完整复刻中央红军全程主线，从江西瑞金长征出发地一路踏勘至陕北吴起镇终点，同时专门绕道走访红二、四方面军转战旧址，全方位覆盖三大主力长征路线，力求还原长征全景。
山路崎岖颠簸、阴雨连绵不断，高原缺氧、气候恶劣，多次引发心脏不适、身心俱疲，但索尔兹伯里始终拒绝缩减行程、简化走访。他坚持每一处关键战场、每一处历史节点、每一处绝境险地，都亲自抵达、亲身感受。站在夹金山山口，直面刺骨高原寒风；踏入松潘沼泽草地，亲眼见证吞噬生命的泥泞绝境；驻足大渡河峡谷、泸定桥旧址，实地感受当年红军飞夺天险的生死压力。山河不再是书本上冰冷的地名，而是可触摸、可感知、可共情的历史现场，为文字注入极强的场景真实感。
在实地踏勘之外，索尔兹伯里将核心精力投入高龄亲历者口述史料抢救工作。走访期间，他累计面对面采访数百位健在的长征老战士，这些垂暮之年的老红军，大多是首次面对外国记者敞开心扉，细致讲述尘封半个世纪的独家记忆。大量此前从未对外披露、官方文献鲜有记载的个体细节、微观史实，被索尔兹伯里系统记录、完整留存，极大填补了中外长征史料的空白。
相较于斯诺1936年的即时现场采访，索尔兹伯里的写作拥有双重独特优势：实地踏勘历史现场，抢救晚年口述史料。他的创作动机清晰而坚定：其一，纸面文字终究有隔阂，唯有亲身踏遍长征山川，亲身感受雪山高寒、草地泥泞、天险绝境，才能真正共情红军将士的绝境坚守，读懂每一次战略抉择的艰难不易；其二，时隔半个世纪，长征亲历者逐年凋零，大量独家口述细节濒临失传，他希望以实地寻访、系统记录的方式，抢救留存珍贵的长征民间记忆与个体史实，补全斯诺时代的史料留白。
1985年，《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在美国正式出版，迅速风靡欧美，成为继《红星照耀中国》之后，西方世界传播最广的关于长征的纪实文学作品。如果说斯诺是长征落幕半年多后的“现场快照”，聚焦红色中国整体风貌、侧写长征高光片段；索尔兹伯里则是时隔半个世纪的“全景长卷”，首次将长征作为独立、完整的宏大历史事件，系统梳理其历史渊源、全程脉络、战略逻辑与历史影响。
依托开放的历史档案、丰富的口述史料与半个世纪的历史沉淀，索尔兹伯里补齐了斯诺时代的核心史料留白。他还原遵义会议的完整召开背景、决策过程与历史意义，细致解读长征途中“担架上的谋划”，系统梳理党内路线分歧、思想博弈与战略纠偏的整体脉络，清晰串联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跋涉松潘草地等重大战役的战略逻辑与细节始末，构建起完整、连贯、立体的叙事体系。
相较于斯诺偏浪漫化、精神化的现场书写，索尔兹伯里的叙事更加客观、冷峻、全面，直面长征途中的三重极致考验：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层层围追堵截、雪山草地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复杂的民族关系与艰难的党内思想斗争。他不回避行军困境、决策分歧、惨烈牺牲与艰难抉择，真实还原长征的艰险残酷与革命的曲折历程。他提出经典论断：“长征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熔炉。长征中，没有任何革命领导人投敌，长征的每一步都使他们变得更为坚强。”这精准概括了长征淬炼革命队伍、铸就革命信仰的核心价值。
全书兼顾宏大战略叙事与微观个体书写，在梳理全军战略部署、战役进程的同时，索尔兹伯里格外关注无名小人物的长征故事——掉队坚持归队的伤员、引路报恩的沿途百姓、默默奉献的炊事员、奔波传令的通信员、坚守岗位的基层干部，无数平凡个体的坚守与牺牲，共同构筑起厚重鲜活的长征史诗，让宏大历史充满人文温度。
当然，索尔兹伯里的认知框架植根于西方新闻书写规则与话语体系，对中国近代革命的社会根源、中共初心使命、红色信仰的深层内核，存在一定隔膜。同时，部分史实依托高龄老人晚年口述，受记忆衰减、时间久远影响，也有少量细节偏差。但全书始终秉持客观求真态度，以实地踏勘、多方口述、档案比对三重维度交叉佐证，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索尔兹伯里1993年在美国去世，按照其生前遗嘱，当年陪伴他走完万里长征路的心脏起搏器，在他去世后无偿捐赠中国，如今被珍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成为中美跨时空长征情缘的珍贵见证。
两位记者，一轴史诗
把《红星照耀中国》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放在一起对照阅读，就能清晰看见两位美国记者，隔着半个世纪，如何用各自的方式讲述同一段远征。二者一脉相承，叙事特色各有侧重，共同搭建起西方世界认知长征的文学经典。
斯诺的叙事，是现场见证式速写，以人物故事带动历史。他的采访距离长征胜利仅半年多，亲历者的记忆还带着硝烟的温度。他身在陕北根据地，坐在窑洞里，直接倾听将士们刚沉淀下来的口述。斯诺并非撰写专门的长征史，而是将长征故事镶嵌在红色中国的整体画像中，成为凸显革命信仰的高光篇章。长征篇章，是他笔下红色中国故事里最耀眼的一章，和苏区生活、人物肖像、土地政策融合在一起。他写长征，坚持以人为核心、以细节为支撑，将宏大远征落地为无数普通人的热血坚守，写信仰如何支撑这支队伍在绝境里坚持下去。文字带着新闻特写的鲜活感，感染力强。
索尔兹伯里的叙事，则是回溯式通史长卷，重事件脉络与历史复杂性。他站在半个世纪之后，拥有更长的历史视野。长征已经尘埃落定，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当年的成败得失，经过漫长时间的检验。他的目标，就是补齐斯诺当年触碰不到的历史侧面，梳理长征完整的战略脉络与曲折历程。他不再只聚焦人物精神面貌，而是把战略决策、党内争论、敌我博弈、自然灾难全部纳入叙事，写出长征的复杂、艰难，不回避矛盾与牺牲。文字更偏向深度历史纪实。
两部著作都拒绝把英雄符号化，而是尊重每一个个体生命。斯诺看见红军战士朴素的乐观、滚烫的理想主义；索尔兹伯里看见战士的疲惫、艰辛，看见胜利背后沉甸甸的牺牲代价。两个人坚持用普通人的生命故事，解释长征为什么能够发生、红军为什么能在绝境中求生。
两本书的全球传播，也构成一场跨越数十年的文字接力。20世纪30年代，《红星照耀中国》让欧美读者第一次听说长征，扭转了西方对中国革命的刻板印象，鼓舞了全球反法西斯进步力量。20世纪80年代，索尔兹伯里的著作则再度掀起海外阅读长征的热潮。两位国外记者，用西方读者容易理解的语言，把长征从中国西北山沟，推向世界思想舞台；使伟大的人类精神，跨越意识形态、国界与文明差异，获得普遍共鸣。
斯诺与索尔兹伯里，身份、时代、采访条件各不相同，却秉持着共同的理念：尊重事实，拒绝标签化，愿意亲身奔赴远方，静下心倾听当事人的声音。他们愿意放下西方世界固有的偏见，亲眼去看、亲耳去听，把真实发生的历史记录下来。这也是两部作品能够跨越时代，一直流传到今天的根本原因。
长征缘何打动世界，如何跨越文化边界
90年后回望，我们依然会追问：为什么长征能够跨越时代，不断吸引外国记者不远万里寻访书写？为什么斯诺、索尔兹伯里，身处不同年代，都会被这段远征深深震撼？
长征之所以能够跨越地域壁垒、文化差异与时代变迁，持续获得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同与深刻共情，是因为其不仅是中国革命的经典历史事件，更是具备普遍人类价值的精神史诗。
长征能够打动世界的根本底色，是绝境重生的人类崇高抗争精神。中央红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物资极度匮乏、自然环境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历经围追堵截、雪山草地、饥寒伤病的多重考验，以巨大牺牲完成战略转移，保存了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在近乎绝境的历史境遇中，红军展现出的不屈意志、集体担当与必胜信念，超越意识形态与文明差异，契合全人类对坚韧奋斗、敢于拼搏、坚守正义的共同价值追求。有学者评价它为中共革命的“创世纪”。这也是域外观察者无论身处何种时代语境，皆能被长征史诗深深震撼的核心原因。
斯诺写道：“红军长征的伟大，不只是军事上的突围，更是精神的远征。”相较于一般军事征战，长征拥有独特的精神高度与道义温度，具备天然的跨文化传播优势。红军行军途中严守群众纪律、尊重少数民族习俗、传播进步革命思想，以“武装巡回宣传”的实践唤醒底层民众，践行为民奋斗的革命宗旨。队伍中无数青年舍弃个人安宁，奔赴救国救民的艰险征程，彰显出超越私利的家国情怀与崇高信仰。这种正义性、人民性与理想性，彻底打破了近代西方舆论对中国革命的刻板污名化叙事，赋予长征叙事持久的国际感染力。
历经90年岁月沉淀，长征早已超越单纯的军事远征范畴，凝练为不畏艰险、坚守理想、植根人民、奋勇前行的精神内核，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征精神既属于中国革命的历史遗产，更蕴含全人类共通的崇高品格。在新时代语境下，重新审视域外视野下的长征书写，厘清其跨文明传播的内在逻辑，不仅有助于更加客观立体地认知红色历史、深化长征精神的时代解读，更能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神提供深厚历史支撑，让历经风雨的长征史诗持续焕发跨越时代、融通中外的永恒价值。
（作者：任勇胜，系延安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师、斯诺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