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近观察③】休渔,养海,东海成了“致富海”

【抵近观察③】
东海休渔结束了,浙江沿海又是万船齐发。为报道开渔盛况,记者驱车前往著名渔村乌石塘。
车近乌石塘,已是暮色四合。未抵村口,但听“隆隆”潮涌声。拐过弯,眼前的海湾豁然开朗,两座黛山如臂环抱着一湾碧水,凉爽的海风拂来,水面浮光跃金。海滩上,拳头大的鹅卵石在月光下闪着黑黝黝的亮光。
远处海面上,渔火星星点点,与岸上人家的灯火连成一片。
乌石塘,位于浙江舟山普陀区,之所以有名,是因为这个渔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是浙江渔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创下了年产万吨鱼的纪录。当时,村里有两个支书曾先后被评为全国劳模。
可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造船技术的进步和捕鱼人口的增加,东海的鱼越来越少。为了更多渔获,渔船越造越大,渔网越织越密,甚至出现了网目细如蚊帐的“绝户网”。
东海传统有四大鱼类,分别是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墨鱼(乌贼)。随着捕捞量的增大,四大鱼类日渐稀少。大黄鱼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年捕量16.8万吨跌至90年代初的不足50吨;最常见的带鱼长不及筷子长就被捕捞了。
“竭泽而渔,则明日无鱼。”痛定思痛,浙江沿海渔民率先呼吁伏季休渔。1995年,这项举措上升为全国性渔业资源保护制度。每年5月初至9月中旬,我国在三个海区实行不同时长的海洋伏季休渔。
渔民“上了岸”,生计怎么办?各地都在探索新办法。
2011年,有一篇报道《乌石塘渔家的新生活》,生动记录了这个渔村渔民“上岸”后生产、生活转型的故事。其中,详细描述了渔民沈海潮、张飞英夫妇转产后的生活状况,靠开渔家乐,他们的日子越过越滋润。
15年过去了,他们的渔家乐还在开吗?
记者一路打问,在乌石塘“岩岬边”找到了那家渔家乐,招牌还是那个名字——“渔夫客栈”。不过,早已是鸟枪换炮了:室内白墙玻璃通透清爽,角落里还布设了咖啡甜点吧;室外是一个面朝大海的露台,腥咸的海风清爽地刮着,远处海面上,船影点点,海鸥飞翔。
老板娘还是张飞英!问起现在的日子,她快人快语:“阿拉这是老客栈了,靠着用心经营,留住了老客户,嘴巴传嘴巴,差不多天天都客满。”
说话间,张飞英的丈夫沈海潮买菜回来了,鲜活海鲜背了一袋,地上一顿,朗声道:“小海鲜都是船头刚卸下来的,螺、贝、鱼都有,鲜得眉毛掉!”
唠起生意越来越好的秘密,两口子意见很一致:“和伏季休渔很有关系。实行休渔后,海里的各种资源越来越丰富,游客想吃什么,一出门就能买到。”
可能是开店见多识广的缘故吧,张飞英的话里,竟很有哲理:“老辈人说,‘老大勿识潮,委屈伙计摇。’其实,如果海里没了鱼,光‘识潮’又管啥用?跟海打交道,不能只问‘能捞多少’,还得问‘海还能给多少’。”
离开“渔夫客栈”,记者来到了码头。尽管夜已深了,仍有一艘艘满载渔获的机帆船“突突突”靠岸。
面孔黧黑的渔民任水龙正指挥着人从船上往下搬运,一筐筐梭子蟹、一筐筐红虾和一筐筐叫不上名字的什么鱼,整整齐齐摆在岸上。待他卸完,记者上前和他聊起来。
尽管有些疲劳,但满载而归的喜悦掩饰不住从话语间流露出来:“这趟船出去两三天,估计能至少带回二三十吨渔获。还是休渔好啊,每年少捕几个月,收获反而更多了。”
最新的监测数据,对任水龙的话予以有力佐证:“四大渔产”资源量较休渔前均大幅度增长。其中,舟山近海大黄鱼年捕捞量已恢复至约1000吨,墨鱼年产量已达约5000吨。
休渔后,不独渔获量增加、渔民捕捞收入显著提升,还促使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出现了渔旅融合、冷链物流、精深加工及休闲观光等新业态。2025年,浙江渔民人均纯收入连续5年位居全国第一。
记者从当地渔业部门的座谈中了解到这样一件趣事:2022年1月14日,宁波象山石浦东门渔村的船老大林海平在东海165海区作业时,一网竟捞了2450公斤的野生大黄鱼,大部分都是1公斤重的,最大的有2公斤多,总价值近千万元。
东海渔业资源恢复的原因,除了休渔,还与“养海”大有关系。过去5年,仅舟山渔业部门就投入了9500余万元增殖放流,放流大黄鱼、三疣梭子蟹等各类苗种57.4亿尾(粒)。“十四五”期间,浙江全省累计放流海洋水生生物200亿单位。
与此同时,浙江沿海各市持续建设海洋牧场,想办法为大黄鱼群提供栖息、繁殖、索饵和庇敌的场所——从最初的旧船和钢筋混凝土礁,到现在精心设计的新型钢架礁。
更为可贵的是,护渔护海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自觉行动。2000年,黄根宝、林永法等21名象山船老大成立了“中国渔民蓝色保护志愿者行动”小组,并向全国发起了“善待海洋就是善待人类自己”的倡议。这一行动已持续26年,如今,志愿者队伍已达上万人。
的的确确,通过休渔养海,东海成了名副其实的“致富海”。
尽管东海渔业资源有所恢复,但在采访中,许多专家学者表示了谨慎的乐观,浙江海洋大学党委书记、东海野生大黄鱼资源修复工程首席专家严小军说,目前的成绩,是几十年努力的结果,这种恢复还处于起步阶段。大黄鱼属于暖湿性近岸洄游性鱼类,具有集群习性,在生殖季节集群由外海游向近岸,形成鱼汛。区域在哪里、产量如何、洄游路线是否变化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在没有对野生大黄鱼的恢复状况作出科学研判之前,捕捞强度不应过大。
专家的担忧并非多余。随着海洋资源的恢复、渔获收入的增加,偷捕滥捕现象有所抬头。近年来,浙江沿海渔业部门同海事部门开展的联合执法“春雷行动”中,每次都能查获各类涉海涉渔违法违规行为。即便是在大年初一这样的日子,仍有人偷偷出海捕鱼。
面对资源恢复后的利益诱惑,如何守住多年修复成果、不让竭泽而渔现象重演,成为摆在当前的一道课题。
另一个问题,也不容回避:前些年休渔后,许多沿海渔村都像上文提到的张飞英、沈海潮夫妇那样开起了渔家乐。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些年随着渔家乐越开越多,同质化竞争日趋严重,生意越来越难做。
休渔、养海的目的是更好地利用海洋资源,让人们在可持续的“耕海牧渔”中获得更好的收益。那么,就需要在保护渔业资源、维护渔民生计之间找到平衡点。
如何开拓更多的就业门路,让渔民在休渔期也能获得更稳定的收益,这也是沿海各级党委政府必须面对的课题……
(本报记者 尚文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