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性美术创作：给谁看、何为好、怎样新

　　近来，主题性美术创作引起广泛关注，超越单纯的审美品评，成为大众探讨艺术表达、价值导向与创作边界的公共话题。

　　作为一个舶来的艺术概念，主题性美术在20世纪50年代受苏联艺术创作影响而引入。从抗战时期表现民族危亡的木刻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历史画创作，其实都可以归入这一概念，它们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发挥了凝聚民族精神、塑造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近年来，以写实主义为主要表达方式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持续稳步发展。与此同时，关于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探讨也未间断。

在多层受众之间找到最大公约数

　　主题性美术创作首先要面对的是受众之问。任何艺术创作都有受众，但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受众问题更为特殊，因为它通常以公共资源为支撑，以国家或地方的文化工程为载体，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文化行为。这就决定了它的受众是多层的，至少包括公众、创作者和审批方三个层面。公众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最终接受者。创作者和同行受过系统艺术训练，对造型能力、构图章法、叙事手法等有业内判断标准。审批方是文化主管部门和专家委员会，代表公共资源的委托方，对作品的主题表达和完成质量进行把关。三层受众各有审美期待：公众期待可亲近、可感动的视觉体验；创作者看重造型能力和叙事手法的专业水准；审批方关注主题表达的准确性和规范性。

　　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受众还延伸到美育领域。优秀的主题性作品常被收入中小学教材和各类出版物，在当下这个读图时代，它们承担着连接艺术创作与美育普及的功能。一幅进入课本的主题性画作，塑造的是下一代人对历史、对美、对艺术的最初认知，一次重要展览中的作品同样可以通过传播、出版、讨论等形式产生持续影响，两者都关系到全民审美素养的提升。

　　然而，在一个审美日益分众化的时代，上述各层受众的审美期待并不总是统一的。德国哲学家斯洛特戴克提出，当代社会形态已从整一“巨球”转变为类似“泡沫”组织的共同体，个体在其中既相邻又隔离。这一分众化现实构成了主题性美术创作面临的基本环境。

　　由此，如何在多层受众之间找到最大公约数，成为主题性创作需要攻克的直接难题。在这样的前提下，可以看到，写实主义之所以成为目前的主要表达方式，正是因为它是三方受众在现有审美水平上能够共同接受的最大公约数。公众审美素养的现状决定了这一格局，不能简单归咎于创作者的保守或审批方的要求。随着审美培育的持续推进和公众艺术接受力的提升，这一公约数本身也在变化，主题性创作的表达方式也相应存在拓展的空间。找到审美最大公约数，与实现艺术性如何平衡，这是主题性美术创作需要直面与攻克的一项难题。

兼顾风、雅、颂三个层面

　　在受众对接的基础上，下一步要面对的是好坏之问，即主题性创作艺术性如何，以及如何体现艺术性。毕竟主题性创作首先是艺术创作。何为好的艺术，本身就难以用单一标准衡量，在审美已经分众化的时代，艺术性同样呈现出分层态势。

　　主题性创作同时面对三层要求：大众能不能看、专业过不过关、与国家文化工程相不相称。这可类比《诗经》中的风、雅、颂。主题性创作主要对接的是“颂”的厚重庄严，它与国家文化工程相称，承载大国气象和仪式感。同时，好的主题性创作也要兼顾“风”的可亲近性，让大众能够产生视觉愉悦和情感共鸣，还要守住“雅”的专业底线，在形式语言和造型能力上达到业内水准的要求。三者需要同时观照，各自独立的平行标准无法涵盖主题性创作的复杂性。分层是为了建立可参照的标准，以区分好坏。

　　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油画家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等作品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找到了与主题相称的艺术形式，今天讨论主题性创作的艺术性同样需要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中去辨析。当代艺术在难以用线性艺术史叙事来书写之后，往往以“主题”来分类和策展。艺术史学者简·罗伯森等人在《当代艺术的主题：1980年以后的视觉艺术》中梳理了1980年代以来当代艺术反复出现的若干主题，如身份、记忆、场所等，试图通向人类共同价值。

　　这一跨文化背景提示，未来中国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如果能从中国经验出发，抵达人类共同价值的层面，就有可能成为具有世界性的艺术主题。对和平的渴望、对苦难的记忆、对英雄的敬意、对家园的眷恋，这些情感跨越文化差异。中国的主题性美术创作能否以中国特色的表达有机融入这一趋势，是一个有待探索的方向。

“绕着讲”是当前某些创作的主要症结

　　评判主题性创作的一个天然标准就是时代性，即艺术的当代性。作为舶来概念，主题性创作在中国扎根后逐步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是否需要创新以及如何创新，实质上就是如何实现当代性的问题。

　　冯友兰曾提出哲学研究有“照着讲”和“接着讲”两种路径，这一区分同样适用于主题性美术创作。“照着讲”是沿着已有的艺术传统继续推进，注重传承，以扎实的造型能力和叙事手法完成主题表达。“接着讲”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融入新时代特色，探索新的形式语言和表现方式。一件优秀的主题性作品，可以用“照着讲”的方式完成，也可以用“接着讲”的方式完成，两者面向不同的创作诉求和接受场景。

　　需要辨析的是对“接着讲”的理解。有一种倾向是将西方当代艺术中的某些形式手法直接挪用到主题性创作中，脱离主题语境，忽视文化根基。这种做法没有实事求是地面对中国自身的艺术传统和主题性创作在本土的历史根脉，实质上是“绕着讲”，既绕过了本土语境，也绕过了受众的审美现状。而“接着讲”应当是以“全球视野、中国视角”，从中国自身的艺术传统和具有人类共同价值的主题中生长出来。

　　“照着讲”与“接着讲”均有可能实现这一艺术形态的“当代性”转化，而“绕着讲”则是当前某些创作的主要症结。“照着讲”为“接着讲”提供了根基，但“接着讲”本身也是创新契机，关键在于这种创新是否仍然扎根于本土文化与艺术传统，是否仍然回应受众的审美现状，是否能够导向人类共同价值。因此，要为主题性创作的当代性探索打开更大空间，有必要持续探索本土文化艺术的守正创新，有必要持续推进审美培育，全面提高公众的艺术感受力，从而提升受众审美的最大公约数。

　　以上仅尝试从学理层面给出有限的回答，其目的则是期待引发更具开放性的积极思考与建设性的有益探索。主题性美术创作关乎文化建构与文化自信，如何找到真正具有中国特色，又能抵达人类共同价值的“当代性”艺术表达，仍有待创作者、理论界和公众的共同参与和持续推进。

　　（作者：董丽慧，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