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六经》与河汾道统：文中子王通的新经学

　　在中国经学史上，儒者阐发经义大抵不外两途：汉唐经师依经立注，宋儒撰作语录、论说。至于摆落旧《六经》而续撰新经，则唯有隋末的文中子王通。自西汉以来，儒者虽有拟经之举，例如扬雄撰《太玄》以拟《周易》、撰《法言》以拟《论语》，然而全面续撰《六经》以建立完整的经学体系，王通无疑是第一人，此后也再无来者。可以说，文中子续撰《六经》开创“河汾道统”，乃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一桩大事，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王通（584年—617年），字仲淹，河东龙门人。据《中说》及所附《文中子世家》，其十八代祖王殷即“以《春秋》《周易》训乡里，为子孙资”，祖父王一著有《皇极谠义》，一门家学深厚。仁寿三年（603年），王通西游长安，向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不见用，遂退居家乡白牛溪讲学，《新唐书》说他“聚徒河、汾间”，其学因此称为河汾之学。王通卒后，门人私谥文中子，其讲学语录由门人编为《中说》。由他开创的河汾道统，一度与孔子的“洙泗渊源”（孔子讲学于洙、泗之间）并称。

　　然而文中子在后世的命运却跌宕起伏。晚唐皮日休撰《文中子碑》，称“夐出千世，而可继孟氏者，复何人哉？文中子王氏”，这是现存文献中首次将他列入儒家道统谱系的文字；宋初孙复更以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为“天俾夹辅于夫子”的五贤。然而北宋中期以后，学者中开始出现质疑的声音。司马光说：“先王之六经，不可胜学也，而又奚续焉？续之庸能出于其外乎？出则非经矣。苟无出而续之，则赘也。”至南宋，朱熹更诘责王通“发明得个甚么道理”。笔者认为，撇开传统的僭圣之责，文中子及其门人后学续撰的《六经》确有思想创新的意义。

续《六经》：仿孔子而重开道统

　　王通续经之举是有意识的。从《中说》看，他对汉代以来的章句注疏之学持批判态度：“盖九师兴而《易》道微，《三传》作而《春秋》散。”这是说传注愈多而经义反晦。他所不满的只是汉代的传注之学，对经典本身还是尊重的，而且有整体的理解。他分判周公之道与孔子之道的一段话最可注意：“吾视千载已上，圣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则一而经制大备，后之为政，有所持循。吾视千载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则一而述作大明，后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这是认为周公的贡献主要是奠定政制，孔子则是修文传承先王之道。唐以前通称周孔之道，周公为作者，孔子为述者，却从未有人从经制与修文的角度将周、孔之道予以区分。可见，王通的这一主张是极有见地的。

　　王通的志向不同于此前任何一位经学家：他不满足于只是传经注经，而是要重新开启道统，续作《六经》。他自言：“王道之驳久矣，礼乐可以不正乎？大义之芜甚矣，《诗》《书》可以不续乎？”据阮逸注，所谓正礼乐，即指王通所撰《礼论》《乐论》。《续六经》的主体虽由王通本人完成，自发端至成书却凝结了门人与子孙的共同心血：门人薛收仿《春秋》三传之例为《元经》作传，未竟而卒；其孙王勃为王氏《诗》《书》制序，并接续薛收未竟的《元经传》；《中说》则由其弟王凝、其子王福畤编辑整理而成。这一模式仿效了孔子删述《六经》、孔门后学为之作传并结集语录的先例。从这一点看，把王氏一门的这一做法称为接续孔子而重开道统，一点也不过分；此举无疑大大突破了中国经学史上固有的章句注疏传统。

“帝制”与《元经》：直面六代之制

　　那么，王氏《续六经》所续究竟为何？是否真像司马光、朱熹所说，完全是多余之举？门人程元问所续《六经》之宗旨，王通答曰：“吾续《书》以存汉、晋之实，续《诗》以辩六代之俗，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赞《易》道以申先师之旨，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如斯而已矣。”所谓六代，据北宋注家阮逸的解释，即晋、刘宋、后魏（北魏）、北齐、后周、隋。这就是说，王氏《续六经》的关注点从上古三代转向了以两汉以降的中古为中心。王氏《续六经》是一个经学家以经学的价值与标准，对自西汉至隋八百多年政教兴衰的整体总结。

　　王通认为秦汉以来的“帝制”与三代王道相对，“帝者之制，恢恢乎其无所不容。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千变万化，吾常守中焉”。在他看来，两汉的帝制虽比不上三代王道，却自有可观之处，首先便是“制天下而不割”，维系天下一统。他推崇两汉的“七制之主”（高、文、武、宣与光武、明、章七帝）：“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见也，舍两汉将安之乎？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义公恕统天下乎？……终之以礼乐，则三王之举也。”王通在此似乎将二帝三王（尧、舜与夏、商、周三代之王）之治虚悬一格，而将重心放在两汉。薛收曾问“帝制其出王道乎”，王通答以“不能出也”，并谓“政则苟简，岂若唐、虞、三代之纯懿乎？是以富人则可，典礼则未”。这是说帝制能富民而未能制礼。在王通眼中，王道以礼制治国，帝制以法制治理社会，两者高下有别。这是颇为高明的处理，既保持理想政治，又立足现实历史。

　　明乎此，我们才能回应朱熹的批评。朱熹指出，“王通之时，有甚么典谟训诰？有甚么礼乐法度？乃欲取汉魏以下者为之书”。朱熹批评王通的理由全然出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历史观：三代以后千五百年“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既无真历史，自无真经典。相比之下，叶适的见解要更加高明：“言仁义礼乐必归于唐虞三代，儒者之功也；言仁义礼乐至唐虞三代而止，儒者之过也。”仁义礼乐既“未尝亡也”，儒者述道自不当“至秦汉以下则阙焉”。叶适因而断言：“此王通氏之所以独得于孔子之意也。”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高度结合，正是王通制作《续六经》的思想原则。

　　《续六经》今存者唯《元经》。此书模拟《春秋》而作，最能体现王通的经学观，起自晋惠帝即位的太熙元年（290年），讫于隋开皇九年（589年）平陈之岁。王通认为帝制至西晋惠帝而衰，故曰“天下无赏罚三百载矣，《元经》可得不兴乎？”王道衰而《春秋》作，帝制衰而《元经》作，故王通又说“《元经》褒贬，所以代赏罚者也”。不过《元经》并非简单模仿《春秋》，王通自己分疏说：“《春秋》，一国之书也……约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元经》，天下之书也……征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归，此《元经》之事也。”《春秋》尊王，是要维系周室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元经》则要在南北对峙、互不统属的诸王朝中“征天命以正帝位”。后人讥《元经》纪年之失，如欧阳修所谓“绝宋不得其终，进魏不得其始”，多是把它当作一部编年史来读，而不知它本是一部续《春秋》的经书。

　　《元经》“断南北之疑”，所取既非隋唐盛行的北朝正统论，也非南朝正统论：它自两晋至刘宋用晋、宋年号纪年，刘宋亡后改用北魏年号，用谁的年号，便是认谁为正统。王通自述这一安排的用意是“感帝制而首太熙，尊中国而正皇始”。这套正统论以“天命”“居中”“王道”等政治观念为根基，而不取当时阐释政权合法性的基本框架，即阴阳家邹衍所创的五德终始说（当代学者刘浦江对此已有详论），体现了其经学思想的纯正性。门人董常问《元经》为何以北魏为帝，王通答：“乱离斯瘼，吾谁适归？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这是说乱世之中，能奉天地、庇生民者便是吾君。

　　王通也不取狭隘的夷夏种族论。苻秦即氐人所建的前秦，有人指为“苻秦逆”，王通则说：“晋制命者之罪也，苻秦何逆？”评断的标准只在能否“应天顺命、安国济民”。据此可见，王通所谓天命其实只是民意、民命，是苍生的福祉。这正合于《春秋》公羊学“从变而移”、不以族属为断的夷夏观，其后韩愈《原道》所说“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与此一脉相承。客观地说，《元经》的这一正统谱系以政治、文化、道德正统为核心，而淡化民族、血缘正统。从中国在唐以后的演进历史来看，它在当时具有无可比拟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有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有助于推动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形成。

王道本之于大中之道

　　王通《续六经》所宣扬的王道，又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笔者认为，其基础就是大中之道，而这一观念由汉至唐的传承，王通在其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大中之道出自《尚书·洪范》。《洪范》列治国大法为九畴，“次五曰建用皇极”，《孔传》释为“皇，大；极，中也。凡立事，当用大中之道”。在部分唐代古文家眼中，大中之道就是先王道统的标识。阮逸为《中说》作序，对王通所谓“中”作了解释：“大哉，中之为义！在《易》为二五，在《春秋》为权衡，在《书》为皇极，在《礼》为中庸……上不荡于虚无，下不局于器用，惟变所适，惟义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说》者，如是而已。”这是以“中”统贯群经，又以中道为不落虚无、不滞器用而随时变化的原则。所谓“二五”，指《易》每卦第二、第五爻所居的中位。阮逸这一阐释可谓入木三分。的确，尚中之义遍见群经：《尚书·盘庚》言“各设中于乃心”，《大禹谟》言“民协于中”，《周易》以“时中”为基本原则，《大有》彖辞更有“大中，而上下应之”之语，《论语·尧曰》述尧之语“允执厥中”，皆与《洪范》相呼应。

　　孔子的《春秋》与王通自己的《元经》，褒贬所取的准则也是中道。王通对王凝说：“《春秋》《元经》于王道，是轻重之权衡、曲直之绳墨也，失则无所取衷也。”阮逸注：“衷，中也。”王通的中道并非拘泥于固定不变的常规，而是在常与变、道与权之间各得其宜，“《元经》有常也，所正以道，于是乎见义；《元经》有变也，所行有适，于是乎见权。权义举而皇极立矣”。这体现了王通中道观中常变相济、不执一端的特质。《尚书·大禹谟》有十六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王通曾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难进也”，将十六字上升为述道之论。

　　王通的中道还有一层空间意义。《中说》反复使用“中国”一词，正承《尚书》寻找“土中”（天下之中）、追求“中乂”（居中而治）之义而来。《元经》以据有中原的北魏为正统，一条重要理由正在于此：谁占据中原，谁就独占了正统地位。

　　文中子王通的经学，正是由汉唐注疏之学转入唐宋新经学的关键环节。他为学迥出于章句注疏之外，续撰《六经》，以经学的范式整理汉隋之间八百多年的政教兴衰。晚唐以来皮日休、孙复所述的道统谱系，也把他置于孟子与韩愈之间。唐人以皇极大中之道标示先王道统，与王通以中道为王道根本的思想形成呼应。重新认识王通续《六经》的经学史意义，重点在于看到王通独得于孔子的那一层意思：仁义礼乐既“未尝亡也”，经学便不当止于三代，而须如叶适所言，“以圣人之心处乎后世之变”。这一层意思并未过时。可以说，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绵延不绝、经久不衰，靠的正是历代学人不把经典封存于往古，而以经典的价值直面当世之变；在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对话日益深入的今天，王通续经所示范的这种态度，仍然值得取法。

　　（作者：张广保，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