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旧物与明清文学扩容
探讨明清时期的家族文学，在抽象的文学文本之外，还存在一条关于“家族旧物”的线索。所谓家族旧物，是指那些寄寓家族记忆、凝聚家族情感的物质载体，包括文稿、家集、家谱、图卷、文玩、园林，乃至家族的一砖一瓦、一器一物。这些旧物通过家族数代人的手泽经营，在口讲指画与诗文描绘之余，历经岁月沉淀，成为寄托家人情感、承载家族记忆的有情之物。作为明清文学家族创作的重要源头，家族旧物是家族文学得以实体化、标志化的关键载体。它拓展了明清文学书写的疆域，在文化传承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明清文人对家族旧物的普遍经营
明清时期，家族旧物的经营与流转呈现多元化的趋势，编纂家集、绘制图卷、修建园林，成为许多文人乃至平民家庭维系家风、凝聚族人的重要方式。绵延近二十代的江苏如皋冒氏家族，从元末至近代，不断经营家族旧物，制造了一大批传承有序的家族文献。冒氏家族不仅编纂《如皋冒氏诗略》等家族总集，更通过水绘园这一园林空间，将家族记忆凝固为可感可触的物质实体。冒氏家集、水绘园等由此成为如皋冒氏不断言说、持续经营的家族旧物，进而成为明清文人关注的对象。
家族旧物并非僵死的物质遗产，而是不断传承并赋予意义的活态文献。清人李渔在《闲情偶寄·器物部》中说：“粗用之物，制度果精，入于王侯之家，亦可同乎玩好；宝玉之器，磨砻不善，传于子孙之手，货之不值一钱。”可见旧物之所以成为家族标志物，关键在于一代代家族成员持续地有意经营。汇集明初43位名公显宦手书真迹的《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是河北沧州孙氏家族保存六百余年的家族旧物。这一手卷在近代由孙氏后裔、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孙楷第珍藏，复邀请邓之诚、沈兼士、黄侃题跋。此类持续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旧物，在明清家族中屡屡可见，是明清家族文学生生不息且具有普遍性的标识物。
抚今追昔，不断叙写家族旧物，是明清文人日记、笔记、诗文集的常见题材，也是明清文人唤醒并重塑家族旧物记忆的重要方式。姚永朴《旧闻随笔》卷四列“吾家先宅”“先世楹联”“先世遗书”等条目，持续追忆往昔，无形中建立了一整套关于桐城姚氏家族旧物的情感档案。旧物易生情，这些书写旧物的文章往往也成为明清文学的动人篇章。
家族旧物的文学文献化
家族旧物在明清时期不断扩容，除文集、图卷等先人手泽外，文房器物甚至如意等均生发文学意义，形成有象征意义的文献。作为旧物的手稿、图像、笔墨纸砚等，因之称为“诗料”“文料”，随着家族历代的吟咏，最终层累为小集，或单独刊行，或编入族谱、家集、别集等文献中。家族旧物的文学文献化，也因此成为测度明清文学中家族文学含量的重要指征。
家族旧物对明清文学扩容的意义，在家集中有鲜明体现。家集是家族文学传统的典型，也是家族文脉旧物实体化累积的成果。家藏文献在家集化过程中，既塑造家族文学传统，也成为明清家族文学的一部分。吴中文征明家族编纂的《文氏家藏集》，一族五代七人的文学精华荟萃于一集，因之“简编辉映，世泽不磨”，最终进入吴中文学史。太平天国战争后，江苏虞山地区的家族纷纷编纂家集，不仅是对家藏文献的“抢救性”修复，也弥补了地方文脉的裂痕。至于桐城马氏家族编纂的家集《桐城马氏诗钞》等，既彰显家族文献，更成为“一邑文学之盛”的缩影。凡此可见，家族旧物通过家集的刊布扩大了地域文学的容量。
清代图像类家族旧物数量丰富，仅王重民等人编写的《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收各类图记就达998篇，而其原图均不妨视作家族旧物。这一统计仅指与图像有关的文章，并不包括规模更大的诗词曲赋类题跋，由此可窥家族旧物参与明清文学生产规模之大。事实上，明清家族往往有不止一幅家族性图像，世代保有，广泛征题，形成规模甚大的家族性手卷，最终将家族记忆转化为文学文献。
长沙瞿鸿禨家族世守的《自济图》和《分灯课子图》，由瞿鸿禨祖父瞿岱在道光二十年（1840）所作。这两幅图经过瞿元霖、瞿鸿禨等人的精心运作，获得左宗棠、郭嵩焘、俞樾、王闿运、陈三立等33位名流题诗文近40篇。这些诗文或附于图后，或散落在诸家文集中，终由瞿宣颖汇编到《长沙瞿氏家乘》。至此，作为家族旧物的两幅图，在征集题咏及流传过程中，融入个人情感、家族记忆、文人交往、官方认可等诸多信息，完成文学化转变，成为晚清“公共文化记忆”的一部分。
旧物激活个体记忆和集体书写
明清文学在家族旧物的书写上，呈现一种眼光向下、朝日常物象深度开掘的趋势。归有光的《项脊轩志》便是将文学之眼投向家庭“小物件”的典范之作。项脊轩是归氏家族的一间旧屋，格局狭隘，却因承载三代人的悲欢而成为归有光念念不忘的记忆之所。“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在此，篱墙、树木都被赋予超越物理存在的意义。时间流逝，物是人非，只家族旧物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生者与逝者的情感通道。通过“以物写心”的手法，归有光将个人最私密的情感与家族记忆凝注于具体可感的家族旧物里。由于融汇了家族温情与时光感怀，项脊轩终被塑造成不朽的文学空间。
亭台楼阁、厅壁、学庙等传统公共空间的书写在明清文学中屡见不鲜，但厅堂、书斋等家族空间的书写事实上成为新的文学主潮。日常器物、书斋陈设等家族旧物成为勾连过往、触发文学表达的重要媒介。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追忆故居不二斋，便是通过细致描摹斋中陈设旧物，重构了一方已然消逝的、充满诗意的家庭生活空间。这种围绕家族旧物的文学创作，不同于庙堂文学的庄重宏阔，也有别于隐逸文学的超脱空灵，而是将家族生活的温情与时光流逝的感伤融为一体，呈现细腻而深沉的审美品格。这种赋予不起眼的家族旧物以细腻情感的纤细笔法，是家族旧物之于明清文学的一大贡献。
如果说明代文学提升了对家族旧物私人情感的深度叙写，那么清代则迎来家族旧物文学书写集体化、模式化的新阶段，课读图便是清代文学家族在家族旧物层面追寻集体认同和模式化叙写的典型。以蒋士铨《鸣机夜课图》为代表的清代课读图多达近百种。这些图卷通常是儿子在母亲去世后或自己功成名就时，追忆幼年孤灯下母亲纺织伴读的情景，请画师绘制而成，进而邀集亲朋好友题诗作跋。作为具有特殊情缘的家族旧物，课读图呈现出鲜明的追忆特征与图像程式。据徐雁平《课读图与文学传承中的母教》分析，课读图画面反复出现简朴的房舍、摇曳的孤灯、堆叠的书卷、纺织的机杼、窗外的松树或梧桐、慈乌与月亮等，构成一组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物象系统”。图中的物象复写了家族旧物，有着强烈的文化隐喻，是家族旧物被深度符号化、情感化的写照。在文人对课读图的一次次文学题咏中，专属母子的私密记忆被转化为可供家族乃至全社会共享的集体记忆。课读图因而不仅是家族内部的旧物，更成为士人阶层普遍认同的母教典范与孝思象征。
当明清文人书写自我时，家族旧物以其承载的细腻的私人情感和家族记忆，成为经常道及的题材，进而为明清文学开拓出细微书写家庭情感的抒情空间。当旧物走出家族，进入征集题咏等传播交流阶段时，家族旧物就从家族文学题材跃升为文学史的一部分，最终参与整个明清文学世界的塑造。
总之，家族旧物不仅是明清文学创作的主流题材，更是明清文学的重要载体。家族旧物因承载着家人情感、家族记忆和家族精神，能够被后人不断激活，从而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获得生命力。家族旧物在文学化的过程中，事实上对明清文学起到多层次多维度的扩容作用。扮演家族文化重铸角色的家族旧物在明清文学版图中位置的崛起，为我们认识明清文学有别于前代文学的独特面貌提供了特别的窗口。
（作者：尧育飞，系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