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通识课，促青年科学文化素养提升

　　【大学课堂的“打开方式”】

　　今年1月，中国科协、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科普工作的意见》，文件要求，高校应发挥科教资源优势，开设科技相关通识课程，加强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融合，满足不同专业、不同学习阶段学生需求，促进大学生科学文化素质提升。

　　在人工智能可以“秒答”一切问题的今天，一门不教专业本领的科技通识课，该给学生带来些什么？

科技理性与人文情怀兼备

　　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博士生麦浪的人生方向转变，是从一门科技通识课开始的。

　　大二时，读车辆工程的他选修了《车用能源概论》。这门课让他对车用能源产生了浓厚兴趣，“直接地影响了我后续的学习规划。”如今已经成为直博生的麦浪，研究方向正是当年那门课带他走进的领域。

　　秋季开学，清华大学一间只有30名学生的小班教室里，第一张幻灯片亮出来的不是知识点，而是一个问题——电、氢、燃料技术路线竞争，“三强争霸，鹿死谁手？”这正是车辆与运载学院副院长郝瀚的本科生通识课《车用能源概论》。2020年，郝瀚主动申请把它从专业课改造为面向全校的通识课，进入清华首批通识课程的“科学课组”，课堂上超过一半的学生来自非车辆专业。

　　把专业课讲浅一点、讲热闹一点，是不少学生对通识课的想象。从专业课转型为通识课，也是如此吗？

　　讲了几轮之后，郝瀚发现，车用能源只是一个载体。“把这件事抽象出来，其实就是技术A、技术B、技术C相互竞争，背后暗含了什么规律。这条共性的规律，所有专业的学生都可以拿过去用。”因此，这门课的主线不是一个陈述句，而是一个问句。“平铺直叙地讲，就变成学生对知识的被动接受；用一个问题牵着，学生始终带着悬念，好奇心才会慢慢建立起来。”郝瀚把这次转型概括为三个词：整体性、迁移性、思辨性。

　　如果说清华这门课教的是“怎么想”，山东大学物理学院高级实验师宋洪晓开设的《科学摄影（科技素养）》，则教的是“怎么看”。“从天文学家用望远镜看星系，到生物学家用显微镜看细胞，科学发现的第一步都是‘看见’。”宋洪晓说。

　　在第一学期选课的学生里，经济、管理、哲学、外语专业的学生占比超70%。文科生如何学懂物理？宋洪晓的办法是“不讲公式，先讲现象”，让他们先“看见”再“懂得”。“影像在这里既是拐杖，也是钩子——文科生可能记不住麦克斯韦方程，但会记得那束光穿过水杯折射的样子，会记得为什么天空是蓝的。”他举例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本科生刘凯歌把一滴墨水在水中形成的两列漩涡拍下来，翻转180度，像一棵向空中伸展的植物，一张照片的背后，是观察、发现与验证的完整过程。

　　“学生通过拍摄科学现象的过程，能够‘会看、敢问、能表达’，培养观察力和科学思维，还能增强审美和把科学讲给别人听的能力。所以我给这门课定位就是‘捕捉科学现象、探索科学未知、展现科学之美、传播科学创新’。”宋洪晓说。

　　文理之间的墙，正在被更多高校主动拆除。

　　西安交通大学提出“理工科学文史哲、文科学数理化”，形成“理工科学生必修人文艺术课、文科学生必修科学探索课，写作表达与艺术教育全覆盖”的跨学科交叉修读机制。

　　“不是让学生‘什么都学’，而是让科技理性与人文情怀在每个人身上相遇，解决‘有知识没文化、有技术没价值’的问题，打造一个能支撑培养学生知识与价值统一、科技理性与人文情怀兼备的通识课程体系。”西安交通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杨建科说。

有学理深度无学科门槛

　　通识课最常被质疑的一点是“水”：听起来热闹，学分好拿，一学期下来留不下什么。一门科技通识课，怎样考核才能立得住？

　　郝瀚的办法是把要求写在明面上：每节课，每个学生必须至少发言一次；成绩由课前小测、专题研讨、课外阅读与读书报告、课程报告四部分构成。有趣的是，热烈的课堂互动并不计入成绩——“互动更多是一种很轻松的聊天，很难给它打个分”，他要的是人人开口、气氛活跃的课堂，而不是分数这个数值。

　　宋洪晓的考核是“一半是作品，一半是过程”：作品的分数，大头不在照片拍得多漂亮，而在“科学解读”：“你拍的是什么现象、背后的原理是什么？一张照片，科学原理讲不清楚，技术再炫也拿不到高分；过程的分数，一方面要拍摄的环境、花絮照，证明拍摄的真实性，另一方面要讲出为什么你要这么设计拍摄环境，用什么方法让现象凸显。”

　　他还设了一个“批判性思维加分项”：谁能够发现AI反馈里的不合理之处并核实无误，就加分。“既然AI也会错，那就反过来训练学生去质疑它、验证它。”

　　“一门合格的通识课程，最重要的标准是：有学理深度，无学科门槛。通识课程的要义不是让学生记住多少专业知识点，而是要拓宽学生理解世界的方式。”杨建科这样概括，“一门课程能否让非专业的学生也能进入该领域的‘思维方式’，并把所学迁移到其他领域和公共生活中，核心在于将考核重心从‘考知识’转向‘考判断’，从‘看结果’转向‘看过程’。”

　　正在读大二的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学生辛杨一诺，选修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人类未来》。“上课之前，我其实做好了‘听天书’的准备——以为会是满屏公式和一大堆听不懂的专业名词。”但她没想到整门课由10个主题组成，“像十扇窗”，“院士们不讲公式推导，而是讲技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对人类意味着什么。”

　　但这门“知识密度极大”的课程，还是让她觉得颇具挑战。“我的解决办法是‘用新闻人的方式学习’，不懂就查资料，再不懂就去问理工科的同学——把一次‘听不懂’变成一次‘采访式学习’。”她说。

　　“我们近几年一直在推动过程化考核，提高实践学时在通识课程中的占比，将评价嵌入学习全过程，通过多种任务类型，如课后阅读、随堂测试、小组讨论、项目设计等方式，对学生形成综合评价，以实践推动从‘知识记忆’转向‘能力表现和价值内化’。同时，我们严格课程准入制度，筛选具备通识理念的老师和课程；建立定性定量相结合的课程质量建设标准，对不符合标准的课程坚决予以淘汰和合并。2025年，全校通识课程调研中，学生满意度超过98%。”杨建科说道。

培养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

　　山东大学护理专业本科生刘苏杰当初是冲着“摄影”二字选修了《科学摄影（科技素养）》，对课程里“科学”二字的内涵理解并不深刻。直到老师展示那些图片，她才惊讶地发现，初高中课本里不少经典插图，正是科学摄影的展示。而她正在学的免疫学、解剖生理学，很多微观现象都要在显微镜下拍摄记录，“这类科学图像，既可以作为论文配图、课件素材，也能帮助更多人理解专业内容”。

　　在这门课上，刘苏杰建立起一套“观察—记录—解读”的思维方式，完成了一次跨越学科的知识迁移。

　　在西安交通大学，培养这样跨学科的探索能力被写进制度里。杨建科说，文科生修读理工类通识课，“主要不是系统学习知识，而是训练和建构数理思维和工程意识”。在“低年级通识基础、中年级跨学科拓展、高年级综合实践，按认知规律渐进，文科生从科学探索基础课起步”的分层递进选课机制中，知识迁移的成效逐渐显现：2020年以来，学校本科生获全国重大科技与人文类竞赛最高奖1240项，其中跨学科领域参赛获奖745项。

　　AI时代，知识或许触手可及，但需要被反复打磨的是思维。在郝瀚看来，如今，科技通识课的价值“只会越来越重要”。他认为，教授一门课程，首先要想清楚什么是AI能给的、什么是AI给不了而只能由课堂给的。

　　郝瀚的答案是三样东西：一是好奇心，“不管提什么问题，AI一瞬间就全给你了，探索发现的过程和乐趣则被压缩，某种程度上它是在扼杀好奇心”。二是深度思考，“把面上的知识高效地提供出来，AI做得到；但对一件事形成深层次的、规律性的认识，需要长时间的积累，这个AI还不能完全替代”。三是价值判断，“我们究竟要倡导什么价值，老师能够有效引导。基于这个判断，这门课的配比被倒了过来：过去七成时间讲知识，如今讲台更多用来“激发好奇心、塑造价值观”。一门科技通识课真正留给学生的，是一套可以带得走的、跨学科的思维方式，一份立得住的价值判断。

　　（本报记者 杨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