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时代古代文章译介及进路
人工智能（AI）与古典学术的相遇，是数字人文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学界无法回避的问题，其不仅对社会文化产生冲击，亦对古典学术之方法、理路的转型提供启示。客观而言，人工智能已经深契到传统学术的研究浪潮之中了。
对于古代散文译介而言，人工智能早已从初期的词频统计、索引编制演进到语料库建设和研究模型的开发，其所扮演的角色也从辅助工具演进为研究范式。通过海量文本的“投喂”与“驯化”，人工智能平台借助数据重组而获得强大的阅读理解和逻辑分析能力，从而为其深度介入古典散文研究奠定基础。人工智能为古代散文译介提供多重可能。传统模式下，一篇古文的译介需学者查阅大量典籍，考证名物、探究制度、推敲字句，可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而在数智时代，则仅需将文本输入相关智能平台，数秒后便可生成白话译文。这不仅降低了阅读门槛，使《史记》《全唐文》及文人别集阅读不再是少数专家的“专利”，而且也有助于学者将更多时间与精力投入深度思考和学术创新中。
人工智能还能提供多元化的翻译选择。通过调整提示词，研究者可以让AI生成风格迥异、重点互殊的译文。“一文多译”使学者不再纠结于少数经典译本的比较与取舍，从而为传播提供了全新视角和多样化选择，并通过“拓展”古文翻译的可能性而扩张了其接受空间。方法论上，人工智能的翻译还可将文本解读之“远读”与“近读”予以统一。“远读”是指通过计算方法对大规模文本进行宏观分析，把握文学发展的整体趋势和规律。“近读”则是对单篇古文进行深入解读和赏析。传统的古典散文研究往往偏重“近读”，对“远读”则有所忽视。人工智能的使用，使对《全唐文》《全宋文》等文学总集进行主题建构、风格分析等宏观研究成为可能，从而为“细读”提供新的维度和视角。古文之互文性网络构建也可借助人工智能达成。古人作文，讲求“无一字无来处”，用典、摹写颇为常见。传统的互文研究高度依赖学者的阅读积累和记忆能力，人工智能则通过语义相似度计算和文本对齐技术，在海量古籍中自动查找与目标文本存在互文关系的段落，构建起庞大的互文性网络。这种方法不仅能够发现前人未曾注意到的互文关系，还能量化分析文本之间的影响程度和传承关系。以《史记》和《汉书》的比较研究为例，利用人工智能可以自动发现两书中的袭用段落，并精确计算二者的文字差异率，从而为研究班固对司马迁的继承与改造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人工智能还为古典散文的跨时空、跨文体、跨文化研究开辟了新路。通过词条嵌入技术，AI大模型可将不同时代、不同文体、不同语言的文本映射至同一意义空间中予以量化比较，以发现那些仅凭直觉难以察觉的深层关联。如可通过比较先秦诸子散文与唐宋古文在语义空间中的距离，考察中古散文传统的传承与演变；还可比较散文与诗歌、辞赋在表达方式上的异同，探讨文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甚至可将中国古典散文与西方散文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发现不同文明在文学表达上的共性与特性。这些跨界研究，在传统框架内较难实现，但人工智能却使其成为可能，极大拓展了古典散文研究的视野。
然而，科技的进步也伴生出人文的隐忧。当人工智能能在数秒内完成《滕王阁序》的翻译，当算法可自动生成《岳阳楼记》的赏析文章，当豆包以诸葛亮《出师表》、苏轼《前赤壁赋》为蓝本“创作”出同类或同题的作品时，我们欣喜之余，也难免会有如下忧虑：AI究竟是古典散文研究的“催化剂”还是“替代品”？AI翻译能否传达“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内核？算法阐释能否抵达“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审美境界？豆包的仿作能否传达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拳拳之心和苏轼飘逸旷达的人生智慧？这些忧虑不仅关乎技术的边界，更关乎人文的底色。
中国古典散文是高度审美化的文体，其核心不仅在于“说了什么”，更在于“怎么说”。骈文的对仗工整、音律和谐，古文的气势磅礴、跌宕起伏，晚明小品的清新自然、意趣盎然——这些审美特质，恰恰是AI翻译最难把握的部分。AI翻译可以专注于准确传达原文的字面意思，做到“信”和“达”，却很难再现原文的风采神韵，达到“雅”的境界。更需警惕的是，AI翻译还存在着将复杂意义“扁平化”的风险。古典散文言简义丰，含蓄蕴藉，一句话可能包含多层含义，留给读者广阔的阐释空间。而AI受限于其概率生成的本质，往往倾向于给出最常见、最“安全”的解释，从而消解了文本的丰富性和多义性。
如果说翻译层面的问题还只是“美中不足”，那么阐释层面的“AI幻觉”则是更严重的学术隐患。所谓“AI幻觉”是指AI会生成看似合理实则错误的事实、数据和引文。如当我们向AI询问某篇散文的创作背景、作者生平时，AI可能会制造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史实”。当我们让AI分析某篇文章的思想内涵时，它可能会引用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前人研究”。对于不熟悉该领域的读者而言，这些虚假信息极具迷惑性。
AI的广泛应用还可能产生技术理性对人文精神的挤压。古典散文翻译与研究核心是“人”——人的思想、人的情感、人的生存状态。它需要研究者以自己的生命体验去呼应古人的心灵，以自己的人文素养去涵泳文本的意蕴。这是一种心灵的交流，是任何算法都无法替代的。而当AI成为研究“标配”，大多数人都只关注那些能够被计算、被量化的维度，而忽略了无法被算法捕捉却恰是最珍贵的人文价值。
面对AI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应当走出“AI替代人类”的焦虑，树立“人机协同”“双向奔赴”的理念。人工智能和人类各有所长，也互存局限。人工智能之长在于算力强大、处理速度快、记忆容量大，擅长处理重复性、规律性的工作。人类则具有深刻的理解力、丰富的想象力和敏锐的审美感受力，能够进行创造性的思考。二者间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理想的范式应是：人工智能负责处理如文献检索、文本校对、初步翻译、数据统计等任务，学者则将精力投入那些真正需要智慧和创造力的环节，如问题的提出、意义的阐释、价值的判断等。如此，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可臻美善。
在技术层面，我们还需加强针对古典散文的专用模型研发和训练，组织专业力量建设高质量的古典散文语料库，包括经过精心校勘的原文文本、权威的注释和译本、历代的评点和研究成果等。在此基础上，对大语言模型进行针对性的调校，提升其在古典散文理解、翻译、阐释等方面的专业能力。同时，还应探索将知识图谱、检索增强生成（RAG）等技术与大语言模型相结合，从技术层面减少“AI幻觉”，提高输出内容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推动数字人文与中国古典文论的深度融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典散文数字研究范式必将成为趋势。数字人文的理论和方法与中国本土的文体批评传统尚存隔阂。如何将“意境”“气韵”“风骨”“神思”等概念转化为可计算、可操作的分析维度，是我们需要直面的课题。这需要古典文学研究者和计算机专家合作，进行学科融合。一方面，古典文学研究者需要学习和掌握数字工具，另一方面，计算机专家也需要理解中国文学的特点，避免生搬硬套西方理论和模型。只有当二者融合，才能真正发挥人工智能的优势，从而推动古典散文翻译与研究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站在技术与人文的时代交汇点上，古典学术所虑之关键不在于人工智能能做什么，而在于我们如何驾驭它。器利则工善，人工智能是时代赐予我们之“器”，但真正决定研究高度的永远是使用工具的人——是学者的学识、眼光和情怀，是对古典的敬畏、对人文的坚守。
（作者：王伟，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