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贯古今 文通四方

　　汉字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文化符号，既以旺盛的生命力纵贯古今，使中华文明基因层累，又以强大的包容性横通四方，在包容多元中凝聚共识，构建起共同的文化认同，进而成为维系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关键纽带。

　　考察汉字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维系作用，需要从多维度展开。从时间维度看，每一个汉字都是一部文化史。以“册”字为例，甲骨文字形像绳编的简册，一形之中，蕴含华夏典册载道、文脉相传的历史。由字成文，由文成典。从《尚书》《史记》到历代方志，典籍文本将分散的文化信息整合为系统的历史叙述与知识体系。从空间维度看，汉字以统一的字形系统，跨越语言隔阂，将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人们纳入共同书写。吴、粤、闽等方言口语难以互通，但可以使用汉字书面交流。历史上契丹、西夏、女真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也曾受到汉字影响。从制度化维度看，从秦代“书同文”到当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治化推广，汉字使用的规范化与制度化，使其在时代的更迭中保持活力。从文化认同维度看，各民族的文化创造在共同书写中互鉴融通、兼收并蓄，进而凝聚起对中华文明的归属感，共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可以说，汉字既承载了中华文明“多元”的丰富表达，又为中华文明“一体”的不断巩固提供文化支撑。

　　汉字的起源，是观察中华文明由多元孕育走向一体汇聚的重要切口。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就其形成机制而言，它绝非一时、一地、一人的发明，而是众多先民在长期实践、接续探索中共同创造的文明结晶。在中华文明的曙光时期，诸如仰韶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多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刻画符号或图像性记号。这些虽不能径称为文字，但它们的出现说明，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不同人群已不约而同地做出用线条、图形和刻痕来储存记忆、传递信息、标识身份的尝试。这些尝试共同构成文字产生前夜的多元探索。

　　至殷商时期，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文字体系已经成熟，表意、形声等构形方式完备，假借用字广泛使用；而且，甲骨刻辞所反映的汉语语法结构也已清晰可见，能够较为完整地记录汉语。由此来看，汉字起源所映照的“多元一体”，是文字发生的文明土壤呈现多区域、多样化的面貌，成熟的汉字系统又在长期使用和传播中不断包容多样性、凝聚共同性。多元是汉字发生的深厚底色，一体是汉字发展的内在趋向。

　　汉字以自身的稳定性、延续性与统一性，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深层支撑。汉字的稳定性首先表现为基本构形和形义联系的相对稳定。从甲骨文、金文到小篆，再到隶书、楷书，书写载体、书写工具和笔画形态虽不断变化，但许多字的构形理据总体上前后相承，意符所提示的意义范畴也长期延续。如“水”旁（氵），甲骨文中描摹流水之态，后世以其作为意符的字往往与水流、液态等事物相关。再以“禾”部字为例，甲骨文“禾”是谷穗下垂之形，本义指谷子，后泛指一切谷物。以“禾”为意符的字，总体上指向农事相关概念。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字所记录的词义不断引申、转移和分化，但诸如“火”“心”“手”“山”“雨”等基本词汇的核心义项仍保持较强的连续性。正是这种超越语音差异的表意特性，使汉字在漫长历史和辽阔疆域中获得了统一的书写面貌。

　　借助汉字这一共同书写媒介，不同地域的实践经验和文化创造可以彼此交流、共同积累。《诗经·国风》中的各地民歌保留着不同地域的社会生活和情感表达，《楚辞》则具有鲜明的楚地文化色彩。这些原本带有地域性的文化创造，经由汉字书写和文献流传，逐渐超越其产生时的具体地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经典。汉字由此既见证了中华文明由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进程，也成为推动这一进程的重要文化力量。

　　对汉字系统的制度化规范，是汉字维系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另一重要机制。战国时期“言语异声，文字异形”，阻碍地域交流、政令推行与文化认同。秦始皇推行“书同文”，以小篆为官方标准文字，统一字形规范与用字标准。由此，文字规范上升为国家制度。从出土秦简来看，隶书已在行政文书中广泛使用。汉承秦制，隶书趋于规范和成熟，成为主要字体。东汉末逐步发展出楷书，魏晋时定型。唐代进一步确立并巩固楷书作为规范书体的地位，如《干禄字书》分俗、通、正三级，《五经文字》勘正经籍文字。宋代进一步完善官修韵书、字书，《集韵》重在审音，《类篇》重在辨形，二者同为规范用字依据。与此同时，雕版印刷推动字体规范化，至明代横细竖粗的“宋体字”成为通用印刷字体，强化了汉字规范的社会覆盖。明清继承前代正字传统，官方编纂《洪武正韵》《康熙字典》等大型韵书、字书，确立权威的字形和音义标准。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语言文字工作。195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批准《汉语拼音方案》。经过科学谋划，国家确立起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语言文字工作政策。2001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把规范用字用语纳入法治体系。2013年《通用规范汉字表》发布，成为现行汉字规范的基础。2026年1月1日，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正式施行，新增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建设相关内容。政策坚持主体规范、多元保护并行，保障各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并规定了方言可使用的特定情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既赓续三千年规范传统、守护语言共同体的历史使命，也是现代国家治理条件下的制度创新。

　　汉字所凝聚起的文化认同，是维系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内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作为记录、传承和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汉字使中华文化价值理念可知、可感、可阐释，并在赓续传承与生动实践中参与塑造这种超越地域、血缘、宗教的文化认同。从蒙学识字到典籍阅读，从诗词歌赋到格言家训，人们借助汉字了解并践行“仁爱”“民本”“诚信”“和合”“大同”等中华文化的重要理念。一个人学习汉字的过程，不仅是掌握书写符号和阅读工具的过程，也是理解中华文化内涵、体认中华民族价值追求的过程。

　　据第29届全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宣传周开幕式公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到87.72%。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一步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教育基础，凝聚起中华民族休戚与共的文化认同。规范汉字的学习和使用，不仅有助于提高读写能力、便利社会交往，也使各族群众能够更加充分地接受现代教育、学习文化知识、参与公共生活。

　　字贯古今，文通四方；多元一体，斯文在兹。中华文明正是在以汉字为基础的共同书写中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作者：洪飏、王瑞琪，分别系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