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乐铸史”的文艺丰碑

　　【重温红色经典·长征】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长征组歌》词作者萧华将军诞辰110周年。作为长征亲历者，萧华将人类军事史上这场艰苦卓绝的战略大转移，凝铸成意蕴深沉的壮丽诗篇，后经谱曲传唱，成就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长征组歌》。当《长征组歌》的旋律穿越岁月，在神州大地上一次次唱响，人们不禁重回那段波澜壮阔的征途。如同历史的回响，《长征组歌》承载着代代相传的长征精神，让每一次唱响都成为一场精神洗礼。

　　《长征组歌》的词作者萧华，是新中国最年轻的开国上将。他走过长征全程，多年后以亲历者视角写下长征组诗，真实还原了长征浴血奋战的峥嵘历程，将信仰的力量融入艺术的魅力，成就了这部历久弥新的红色文艺经典，树起了这座歌咏长征的文艺丰碑。

艰苦卓绝征战的见证人

　　1916年，萧华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一个贫苦的泥瓦匠家庭，“泥工自无半间房”，这是他对自己穷困家庭的描述。受学校和家庭的熏陶，少年时期的萧华便投身革命，在“兴国暴动”武装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4岁时萧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萧华的革命生涯中，长征是至关重要的一段历程，也是他数十年后提笔创作《长征组歌》的精神根基。

　　1933年春，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约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围剿”。为抵御敌军压境，中共中央决定尽可能地扩大队伍，萧华等人向中央提出建立“少共国际师”的建议，得到批准。“少共国际师”是一支平均年龄只有18岁的队伍，有不少是十四五岁的“红小鬼”，个头儿还没有枪高。年仅17岁的萧华调任“少共国际师”政委，当时周恩来找他谈话，说：“年轻的干部带年轻的兵，这支部队不就更加富有朝气么！”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萧华率领“少共国际师”奔赴前线，先后参加了团村战斗、广昌保卫战、驿前防御战、石城阻击战，死死守住中央苏区北部屏障，为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萧华接到命令随中央红军长征。10月16日，“少共国际师”渡过于都河，汇入中央红军的洪流，萧华踏上了二万五千里漫漫征途。

　　长征初期，萧华率部承担掩护军委机关纵队的重任，常常昼夜行军，一边行军，一边战斗。从江西到贵州，他们冲过敌人的四道封锁线。湘江战役打响后，“少共国际师”把守湘江的一个渡口，掩护主力部队渡江。这是长征途中一场惨烈的战斗，五天五夜，这些年轻的战士们在没有粮食供给、弹药也不充足的情况下死守渡口。他们头顶是敌机的狂轰滥炸，地面是不断涌来的敌军，战役打得异常惨烈。湘江的水被战士们的鲜血染红，红军伤亡惨重。湘江战役之后，“少共国际师”本来五六千人的部队，只剩下了两千多人。一同掩护主力撤退的红五军团第34师六千多人几乎全军覆没，后世称之为“绝命后卫师”。这一幕幕惨烈景象，长久镌刻在萧华的记忆里，化作《长征组歌》里“跨过五岭抢湘江”“前仆后继杀虎狼”的悲壮诗句。萧华后来回忆，写到这一段时，他的脑海里就是湘江两岸牺牲战友的惨烈画面，写稿时数次落泪。湘江战役之后，当地百姓立下了“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誓言，以此表达对烈士的缅怀。

　　1935年1月15日到17日，遵义会议召开。“少共国际师”跟着大部队来到遵义，执行外围警戒工作。遵义会议开完后，萧华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告诉萧华，“少共国际师”在湘江战役中损失惨重，已经不能成为一个师的编制，经过讨论撤编“少共国际师”，萧华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少共国际师”的存续时间虽然仅有一年半，却是红军历史上极具特殊意义的一支部队。炮火淬炼之下，这支部队为党和人民军队锻造出一批军政骨干，走出十多位开国将军，而“少共国际师”当年的战斗记忆，也成为萧华一生难以磨灭的精神印记。

　　遵义会议之后，萧华跟随大部队继续前进。在四渡赤水中，他随二师四团等部队进行政治工作；红军渡过金沙江之后，进入大凉山彝族地区，萧华作为牵线人亲历彝海结盟，亲眼见证红军与彝族同胞结下生死情谊；在强渡大渡河时，他在河岸边亲自吹起冲锋号，鼓舞战士们胜利渡过天险。之后，他跟随部队翻越夹金山、梦笔山等终年积雪的雪山，穿越人迹罕至的松潘草地，历经无数次生死考验，最终走完二万五千里征途，顺利抵达陕北吴起镇，完成了这场气壮山河的伟大远征。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5年首次授衔授勋典礼上，39岁的萧华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开国上将。硝烟渐渐远去，但长征路上的烽火、对牺牲战友的怀念却始终萦绕萧华心间。1962年，他在为《长征画集》作序时写道：

　　当翻阅这本画集的时候，我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这些画面，一下把我引入到20多年前的回忆中去，使一些永生难忘的情景展现在我的面前……多少同志永眠在长年不化的冰雪中，多少同志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长征的道路。

　　这份埋藏心底的生命记忆，在岁月中不断沉淀蓄积，直到1964年他于杭州养病之际，终于化作笔下滚烫的诗篇，成为《长征组歌》最深厚的情感源泉。

西子湖畔泪洒诗行

　　1964年2月，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萧华，由于下连队时染上肝炎，在北京301医院治疗。因在北京事情太多，不利于康复，周恩来批示要求萧华离开北京到外地疗养。同年4月，萧华夫妇来到杭州西子湖畔疗养。1964年10月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30周年，社会各界都在筹备纪念活动，有媒体向萧华约稿，请他写点儿纪念文章。

　　其实，萧华早就萌生过书写长征的想法，但囿于日常繁重的军务，始终难以腾出时间落笔。在杭州养病的这段时间，恰好给了他一个难得的契机。作为长征的亲历者和幸存者，尤其是亲身见证“少共国际师”大批少年战友血染征途，萧华深感自己有责任把长征的历史与牺牲将士的故事讲给后人。于是他决定以抱病之躯，通过文艺形式，开始对长征来一次集中的概括和总结。

　　至于用什么样的文艺形式，萧华考虑到自己身体状况欠佳，不便写长篇大论，经过慎重思考，他决定用诗歌的形式。他认为诗歌这种形式，“可以用丰富的思想感情，凝练而有韵律的语言，更集中、更概括、更形象地表达长征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在具体创作上，采用一种新的体例——“三七句，四八开”的格式，就是每段诗歌由四个三字句，八个七字句，共12行68字组成，一诗一韵，押一个统一的韵脚。这种形式既有严格统一的格式，易于朗诵，朗朗上口；又不受平仄、对仗的严格限制，能够用通俗的语言表现出丰富的内容。

　　定下了组诗的形式，萧华又按照长征的历史进程，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12个节点安排整体结构，这就是：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四渡赤水、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会师献礼、誓师抗日。这些节点都是萧华亲身经历并且不可能忘却的记忆。于是，在西子湖畔的小楼里，他怀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极大的创作热情，开始了创作。

　　为了真实反映长征这一壮举，萧华查找了大量的文献，读了大量的关于长征的论述，他重温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以把握党中央对长征历史地位与战略意义的权威论断。他还认真研读了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等有关长征的诗词，来寻找创作灵感。他反复锤炼语言、推敲韵律，创作的过程非常艰辛，尤其拖着病体更非易事。

　　据萧华的夫人王新兰回忆，为了不影响萧华的身体，在创作前，她曾与萧华有许多“约法”和“规定”，但萧华一旦进入创作状态，就不管不顾了。他们所住的那栋小楼常常夜里灯火通明，萧华甚至通宵达旦地进行写作。长征途中的一幕幕场景再次浮现在他的脑海，对那些惨烈战场、艰难征程的回忆让他连续十余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常常是一边流泪一边写，稿纸上都沾满了泪水：

　　我写长征组歌，不知道自己掉了多少眼泪。有些段落，如告别、进遵义、过雪山草地、报喜等，就是一面流泪一面写的。想起长征中那样的艰难困苦，牺牲了那么多的好同志，怎么能不难过呢？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终于历尽艰险，战胜敌人，三大红军主力在陕北大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想起这些，又怎么能不高兴呢？难过、高兴，都会使人流眼泪的。

　　王新兰也是长征亲历者，在不满11岁时就踏上了长征路，并且经历三过草地的艰苦历程。她曾饿得倒在草地上爬不起来，是队长用舍不得吃的一点炒面救了她的命。萧华在写作时曾问妻子长征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王新兰回答：“一是觉得怎么路那么长，总也走不完，二是总是感觉饿，三是冷，除了雪山就是草地。”萧华听后脑海中瞬间就有了《过雪山草地》中的前四句“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后来他对自己的孩子们说，《过雪山草地》中的这几句应该归功于他们的母亲，因为她的经历让这几句诗一下就从他脑子里浮现了出来。

　　写作的那段时间，萧华瘦了十几斤，转氨酶几度升高，原本要养好的病又加重了。王新兰非常着急，让周恩来劝劝萧华。周恩来打电话给萧华，以命令的口气说：“萧华同志，我命令你停止写作。”只是这一次，萧华没有听周恩来的话。

　　经过几个月呕心沥血的创作，12段组诗终于完成了。萧华借用毛泽东《七律·长征》中的第一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作为组诗的总题目。他把写好的诗稿从杭州寄回北京，嘱咐秘书李圭印发给在京部队的一些宣传、文化部门的负责人，并约请他们进行座谈，提出修改意见。据李圭回忆，这些座谈、意见汇总寄回杭州、萧华修改后再寄回，来来回回循环往复至少有八九次之多，直到11月中旬组诗才基本定稿。周恩来看到组诗后非常高兴，他给萧华打电话说：“萧华，你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了件好事，我周恩来感谢你。”

从纸上诗篇到舞台壮歌

　　在构思组诗之初，萧华便考虑到文本要宜于朗诵、便于歌唱，想让这部作品谱曲之后变成歌曲更方便传唱。据萧华之女萧霞回忆：“写完之后，父亲又在想，要是能把《长征组诗》谱上曲、唱出来，就更好了。”对此想法，周恩来也大力支持。

　　1964年11月中旬，萧华通过总政文化部将为组诗谱曲的任务交给了总政歌舞团团长时乐濛和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下属的战友歌舞团团长晨耕，并强调不是让他们合作写一台歌曲，而是分别组成两套班子：总政歌舞团侧重排演带有舞蹈的表演大合唱，战友歌舞团打造面向大众推广传唱的音乐晚会，并允许他们根据作曲需要，改动部分词句。由此后来出现了“总政版”与“战友版”两个版本的歌曲。但两套版本的命运却截然不同：“总政版”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表演大合唱》，交响色彩浓厚，偏重于宏大的歌舞表演，1966年2月仅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为当时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汇报演出了两场，原计划拍摄舞台艺术片，后因时局变化计划搁置，没有面向社会公开演出，完整乐谱也未对外流传，逐渐淡出公众视野。而我们熟知且至今仍在传唱的是“战友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对于这两个版本，周恩来曾问萧华哪个更好？萧华回答：“各有千秋。”

　　对于“战友版”《长征组歌》的音乐创作，参与作曲的李遇秋曾回忆：

　　我们晨耕团长当时接到一个任务，军区通知他去总政那儿取一个稿子，萧华同志写的词，具体怎么回事，反正是总政那边会给说的。后来听说在交任务的时候，萧华同志说了：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的几位作曲同志，对民族音乐的形式比较熟悉，写了不少群众喜爱的歌曲，他们又有一批较好的独唱演员，先请他们对长征组诗谱出一个比较通俗、易学易唱、具有民族特点的曲子，争取明年七一或八一演出，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

　　从1964年12月起，战友歌舞团的4位作曲家晨耕、生茂、唐诃和李遇秋开始初稿的创作。考虑到组诗的后两段是长征胜利后北上抗日的内容，他们选取了前10首进行谱曲，仅用两个月时间就完成了第一稿。1965年4月下旬，他们带着初稿来到杭州，向萧华逐段试唱谱曲效果。据李遇秋回忆，他们试唱后，萧华表示满意，并没有提出任何意见，只是邀请大家和他住上一段日子。之后，萧华不顾疾病缠身，抽出10个上午给他们4人细致讲解了每一首诗的历史背景，告诉他们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写，长征期间都发生了什么。10天相处中，4位作曲家大受震动，同时也感受到了萧华的敏捷才思。比如，当大家提到《四渡赤水出奇兵》中“毛主席用兵妙如神”的“妙”字不好演唱时，萧华略一思索，便改出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句经典歌词。“我当时完全进入了红军长征当中的一种状态，”李遇秋说，“萧华将军对长征精神的解读，为我们完成《长征组歌》的后期创作及几次大的修改，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从杭州返京后，战友歌舞团经过准备，从5月份开始进入正式排练。这期间周恩来对排练提出了不少意见。1965年7月1日，《解放军报》全文发表了萧华的组诗《红军不怕远征难》，紧接着《解放军文艺》7月号也在首篇刊载组诗。此时萧华已经由杭州转至天津疗养，战友歌舞团经过两个多月的排练后，决定7月下旬到天津预演，同时请萧华审查。当萧华看到舞台上穿着红军装束的演员，听到他们或气势磅礴或委婉深情的演唱时，激动得热泪盈眶。

　　在天津完成预演之后，主创团队又经过多次打磨排练。1965年八一建军节，《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正式首演。演出一炮打响，反响强烈。据李圭回忆，此后《长征组歌》连续演出30余场，“观众之雀跃，反映之强烈，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音乐会演出所罕见”。周恩来在一个月之内也先后3次观看演出，每次观演结束，都与主创、演职人员交流感受，交换意见。之后，《长征组歌》在上海、南京、天津等城市开启了巡回演出，所到之处受到了军内外观众的热烈欢迎，收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应广大听众的要求，频繁播出《长征组歌》演出录音。全国人民争相学唱《长征组歌》，马国光、贾世骏、马玉涛、耿莲凤等一批歌唱家，也凭借这部作品被广大群众熟知。

既是“革命的大合唱”，又是“大合唱的革命”

　　《长征组歌》极强的艺术性是它诞生后能被广泛传唱的主要原因。10首曲目按照长征的历史时序依次展开，脉络清晰、步步推进、逻辑严谨，既完整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的轨迹，也将重要的历史节点转化为富有感染力的诗乐篇章。宏大的战争叙事与细腻温情的鲜活细节相辅相成，刚柔相济之间，形成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让冰冷的革命史实转变为可感的艺术形象。

　　《长征组歌》问世后，《四渡赤水出奇兵》《过雪山草地》是组歌中传唱度最高、普及范围最广的段落。《四渡赤水出奇兵》写的是红军四渡赤水的战斗历程，生动再现了红军依靠灵活机动的战术摆脱困境、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开篇“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寥寥数语就勾勒出川黔边境恶劣的自然环境，衬托了红军行军的艰辛。“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后续的诗句则用凝练通俗的语言精准概括了四渡赤水这一军事谋略，生动展现出红军灵活机动的战术智慧与无畏强敌的战斗气魄。最后，再用点睛之笔“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一发自内心的由衷赞叹收尾，将整首歌的情绪推向顶点，完成了叙事与情感的双重升华。

　　相比《四渡赤水出奇兵》，《过雪山草地》将笔墨投向极端自然环境下红军精神信仰的淬炼，以沉郁、饱满的抒情笔法着力挖掘长征背后的精神内核。开篇那句“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用极简的白描手法勾勒出冰天雪地、粮草断绝的绝境。接下来的“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革命理想高于天”等名句，则直抒信仰的力量，诠释了长征精神的内核，成为《长征组歌》里最具标志性的精神表达。

　　除此之外，《遵义会议放光辉》以“苗岭秀，旭日升”的诗意笔触，来歌颂遵义会议这一伟大历史转折，抒发革命走出歧途的振奋之情；《到吴起镇》用“黄河唱，长城喜”的拟人笔触，借山河欢腾的意象，抒发红军抵达陕北根据地的欢欣与豪迈；终曲《大会师》一句“红旗飘，军号响。战马吼，歌声亮”就写出了各路红军胜利会师的胜利景象。这种叙事与抒情的完美融合，张弛有度的诗意表达，构成《长征组歌》独特的艺术特质，赋予宏大革命叙事充沛的情感张力与审美价值。

　　在作曲方面，给《长征组歌》谱曲之前，周恩来曾作出三条指示，要求这组歌曲一是革命的，二是民族的，三是大众的。这与萧华要求的通俗易学、立足民族音乐、面向大众传唱的定位也是一致的。作曲家们从各地的民族音乐中获取灵感，采集长征途中各省的民歌元素用于《长征组歌》之中。“到哪山唱哪山歌”，红军走到哪里，就突出哪里的地域特色，将江西采茶调、苗家山歌、湖南花鼓、云南花灯、川江号子及陕北秧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形式，运用到谱曲创作中。

　　比如长征的起点是江西，第一曲《告别》就在赣南采茶戏的调式基础上创作，采用采茶戏典型的一板三眼（4/4拍）节奏，依字行腔；《遵义会议放光辉》立足贵州地域音乐，汲取苗族、侗族山歌的音调素材，以女声二重唱的形式，运用山歌舒展悠长的拖腔，呼应歌词“苗岭秀，旭日升”的诗意；《飞越大渡河》借用川江号子，《过雪山草地》吸纳藏族民歌，《到吴起镇》融入陕北秧歌，《祝捷》《报喜》借鉴湖南花鼓戏，终曲《大会师》复用开篇赣南采茶戏主题，首尾音乐呼应。各地民间音调与红军传统歌曲旋律交融，10首曲目风格各异又统一于整部套曲的艺术逻辑，既贴合每一段长征场景，也实现了通俗易学、便于群众传唱的创作目标。

　　音乐家朱践耳曾对《长征组歌》作出评价，称其是“革命的大合唱，又是大合唱的革命”。所谓“革命的大合唱”，是指作品以完整的艺术脉络，全景式再现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阔历程；所谓“大合唱的革命”，则是指其大胆打破传统合唱静态站立、身着礼服的演出范式，巧妙融入表演、造型、情景化舞台设计，将听觉艺术与视觉艺术深度融合，为中国大型声乐套曲创作开辟了全新路径。

跨越时空的精神回响

　　自1965年首演以来，《长征组歌》便开启了跨越时空的传播之旅，1966年，周恩来总理点将《长征组歌》随之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苏联等国，连演数十场，受到国际友人的高度评价，《长征组歌》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在之后的岁月中，《长征组歌》不断复排。1975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决策和推动下，战友文工团和总政文工团重新排演《长征组歌》。彼时刚刚恢复工作的萧华对歌词作了精益求精的修改，比如在《突破封锁线》中，把“围追堵截奈我何，数十万敌空惆怅”改为“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他还像10年前一样，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复排中，为新参演的年轻演员们讲述长征、指导排练。

　　1976年1月，电影《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并于当年在全国上映，反响热烈。一直到2009年建国60周年，当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再度复排《长征组歌》并将它呈现在全国观众面前时，人们依然被其经典的唱段所震撼。

　　如今，六十余载岁月流转，《长征组歌》依然唱响大江南北，它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纽带，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作者：宗波，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