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 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档案里的长征记忆】

　　长征途中，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在中央档案馆，馆藏着1935年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这是一份关于遵义会议的珍贵档案。

　　遵义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的。1933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废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转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导致红军陷入被动。尽管红军将士浴血奋战，仍未能打破“围剿”，被迫于1934年10月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长征开始后，红军迭次失利，几乎濒于绝境。

　　血的事实逐步使广大干部、战士认识到，这是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只有改变“左”倾冒险主义军事领导，红军才能摆脱被动局面。这时，中央多数领导人就纠正军事指挥错误达成共识，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了为期三天的扩大会议。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

　　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毛泽东的发言，不仅得到政治局多数成员的赞同，更在参会的红军将领中引起强烈共鸣。

　　遵义会议最后作出下列重要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去讨论；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委托周恩来为党内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后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在云南扎西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会议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

　　会议决议鲜明表示：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过去党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党勇敢地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地领导革命战争到彻底的胜利；党揭发了这种错误之后，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实现了军事上的转危为安，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遵义会议重大贡献永载史册，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站在长征胜利90周年的历史节点，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结运用遵义会议历史经验的重要论述，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智慧力量，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本报记者王昊魁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