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灯火 塔影书声

　　【校馆弦歌】

　　说起北京大学，必然绕不开“一塔湖图”：博雅塔、未名湖、图书馆，各取一字。北京大学图书馆拥有1000余万册（件）纸质文献，其中古文献总量达160万册（件），数量居全国高校图书馆首位。

　　坐在图书馆四层大钊阅览室靠窗的一排座位上，抬头便能看见博雅塔。今年刚从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毕业的郭楚媛，曾在这里度过无数个充实而美好的晨昏。“我最喜欢大钊阅览室，捧一本感兴趣的书，坐在窗边位子，一坐就是一下午”。

　　记者推门而入，大钊阅览室门口复原了李大钊在沙滩红楼的办公室场景。这间阅览室约1000平方米，采光最好的一侧被辟为学习阅览区，再往里是闭架收藏区。

　　1918年1月至1922年12月，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引进马克思主义书刊和进步文献，修订规章，推动图书馆向现代大学图书馆转型，被称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之父’。”图书馆馆员徐清白介绍，1920年，李大钊指导进步学生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藏书室取名“亢慕义斋”。“亢慕义”是德文Kommunismus的音译，意为共产主义。记者在展柜前驻足：里面八册书钤着“亢慕义斋”藏书章，如今是馆藏革命文献里最珍贵的一批图书。

　　闭架收藏区，万余册革命文献原件码在实木书柜里，从辛亥革命前后，一直收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开架的“书说党史”专区，另有千余册党史和理论类新书。

　　法学院2022级本科生林煜记得初入燕园时的感觉：“来到图书馆，李大钊先生常设展的文献手稿与历史照片，让我触摸到百年前的思想脉动。”后来这里成了他课间最喜爱的自习角落，“午后阳光透过窗户洒在稿纸边缘，浮躁的心总能瞬间沉静下来”。

　　革命文献之外，图书馆还有一份更老的家底。记者在古籍阅览室看到，桌上摊着一册南宋四明楼氏刻本《攻媿先生文集》：原书一百二十卷，今存一百零三卷，是传世孤本。中文系2024级博士生谢蒙恩正俯身细看那舒展流畅的文字。他说：“翻开它，像在和八百年前的刻工隔空对话。”

　　这册书后来还有一段佳话：1963年，文物出版社从书中集字3300余个，逐字照相拼接，出版了《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

　　这样的珍本还有很多。古文献收藏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起步，1952年燕京大学图书馆40余万册藏书并入。如今馆藏古文献160万册（件），其中善本2万余种、20余万册。

　　镇馆之宝里有一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清抄本，即《红楼梦》庚辰本。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红楼梦》，前八十回就以它为重要底本。

　　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资源服务中心主任钟迪介绍，2018年新馆舍启用后，中心把中文系、历史学系等院系的课堂搬进图书馆，累计支持课程教学100余次，参与师生1500余人。

　　修书的队伍也在充实。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张艳霞介绍，2021年，修复队伍从1人扩到7人。记者在修复室看到，两位老师正在各自修补一张书叶。“这是最费时间的常规拆解修复，一年只能修四五十册；读者急着要看的，在交接间当场处理，像医院的急诊室，年均修复数量可达3000册；特别珍贵的会由古籍保护实验室做分析检测，之后再进行修复。”张艳霞说。

　　存书、修书是图书馆的老本行。这几年，它又把不少新空间腾给了学生。阳光大厅的穹顶之下，是2023年改造而成的通识参阅厅。圆形的水波书架取意未名湖的波纹，中间的博雅书塔对应博雅塔。北京大学图书馆知识资源服务中心主任张乃帅说，传统的图书馆阅读是“人在阅览室，书在书库里”，要先检索、再寻找；在这里，他们把有代表性的文献直接带到阅览空间，让书和人之间的距离更近，“人在书中，书在手边”。

　　一墙之隔的新书展阅厅里，塔形书架专门陈列《儒藏》，蓝色水形书架的俯视图是小篆的“水”字。记者隔着落地玻璃墙看去，另一侧的工作人员正在一本本处理刚到馆的图书：收登、编目、加工、钤印。

　　北京大学图书馆协同服务中心副主任刘雅琼介绍，数据享阅厅配了带GPU的工作站，学生可以免费使用智能体，实现“算力自由”，而且所有数据都在本地部署处理，数据安全更有保证。

　　“电子阅读越来越普遍，可北大图书馆近10年纸质阅读仍在保持增长，2025年借阅数量达120万册次。”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说：“阅读不是提供一个场地，不是办一次活动，也不是增加某项业务。阅读，是一项润泽心灵的事业。”

　　（本报记者 晋浩天 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