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学，贵乎博而能约”

　　【传统文论好句今读】　　

　　“君子之学，贵乎博而能约。博而不得其要，则涣漫而无归；徒约而不尽乎博，则局滞而无术。”此语出自明代大儒方孝孺《读〈博物志〉》的开篇，短短数语道出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即博与约的辩证关系。他以“博而能约”为君子之学的至高境界，既批评“博而不得其要”的散漫，也警示“徒约而不尽乎博”的拘谨。

博与约是相互容纳的有机统一

　　博约之辩从思想源头上可溯至孔子。《论语·雍也》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所谓“博文约礼”，在这里，“博”指向的是广泛的知识获取，“约”则强调以礼义来统摄、约束所学。孟子进一步加以深化，《孟子·离娄下》云：“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其中，“博学而详说”是广求博取、深入阐释的过程，“反说约”则是返归简要、把握根本的归宿。孟子将“博”与“约”理解为一种由博返约的递进关系，博是手段，约是目的，博是过程，约是结果。孔孟的博约思想对后代影响甚广，历来阐释引申不绝，宋儒明儒尤其多，博约也逐渐从孔孟的“文礼”思辨发展成为一套统摄学问、文章的方法论，乃至是关乎学者和文人主体性建构的哲学命题。

　　方孝孺以评骘晋代张华《博物志》为契机，阐述自己的“博约观”，他首先确立博约关系的理想状态：“尽万物之变，而能会之于一心，穷万事之情，而能折之以一理，此圣贤之所贵也。”在他的理解中，博与约不是简单的先后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容纳的有机统一体。与之相对的是“博而不得其要”和“徒约而不尽乎博”这两种偏差，前者贪多务得，搜罗万物却不知提炼宗旨，后者故步自封，株守一隅错失见闻机会。不过，由于此论是由《博物志》引发，所以方孝孺论述的重心或曰批评的矛头指向的都是张华式的“博物”。《博物志》“记异境奇物与古代琐闻杂事”“汲汲焉纂述惟恐其不详”。方孝孺并不否认鸟兽草木之名状、异言怪说之类知识自有其价值，但他认为这些不是学问的根本，“此物之至要，而不可不求其理者也。至于鸟兽草木之名状，与古者之异言怪说，有所不知，何病其为君子？”换言之，知识的根本在于求“物”之法则，而非博采奇闻异事，张华却“于至要而当知者反无所明”，以“炫俗惊世”，恰恰违背“博而能约”的真义。

　　《博物志》的典型特征在于以罗列为基本的叙事手段。全书将山川地理、奇禽异兽、草木虫鱼、神仙方术各归其类，每类之下条列条目，条目之间缺乏情节上的因果关联，唯有“物”的类属将它们维系在一起。鲁迅也曾经批评《博物志》“刺取故书，殊乏新异，不能副其名”。方孝孺指出张华“博而不得其要”的弊病，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博物志》所代表的，实乃中国叙事文学中一条渊源有自且形式特别的传统。

　　从《山海经》的神异地理志，到《穆天子传》的巡游纪闻，再到张华《博物志》的杂采众说，这条脉络构成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源头之一。可以说，“博物”的观念始终渗透在中国小说的演进历程之中，与叙事“构成一种彼此互训的关系”，正如研究者杨志平所说：“古代士人往往通过虚拟构建的文学世界，来呈现自身的广博见识，以期赢得‘博物洽闻’的美誉。在此情形下，作为文学叙事形态的‘博物’即得以形成。”这种叙事保存大量古代的地理知识、民俗信仰、方术传说，为后世提供丰厚的文化记忆和叙事资源，它以开放性的结构容纳各种芜杂、异质的材料，形成一种辞典式的叙事风格，对小说文体、类书编纂等都产生深远的影响。方孝孺以“道”衡“物”，提醒博物写作可能的局限和偏失，但同时也可能掩盖“博物”本身作为一种知识视野和叙事传统的独立意义。

　　因此，倘若从文章体式的角度来讨论方孝孺的“博约观”，应当在充分领悟其价值的前提下，追问一个更具建设性的问题：博物叙事如何在保持“博”的开放性和趣味性的同时，避免“涣漫而无归”的散碎？如何将千汇万状的“物”之铺陈收束于一个有意义的精神框架？这不仅是古典博物写作面临的问题，也是当代创作者必须面对的命题。

让物的铺陈与思的凝练相互交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写作者以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叙事话语为旨归，志在激活中国本土的叙事传统，改变“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认知惯性，创作不少具有传统博物气相的笔记小说和非虚构作品，如贾平凹的《消息》《秦岭记》《河山传》、张炜的《我的原野盛宴》、阿来的《成都物候记》《西高地行记》、霍香结的《灵的编年史》《铜座全集》、燕垒生的《神州志异·燕垒怪谈》、盛文强的《海怪简史》《渔具列传》等。这些作品接续《山海经》《博物志》《酉阳杂俎》的文脉，将山川地理、草木鸟兽、民俗器物、方志异闻、市井百态、乡土俗规拢于笔端，尽显中华大地的浩大气象。在精神层面，它们倡导人与自然共生、万物有灵的理念，为当代人提供安顿心灵的文学路径；在文体层面，这批作品打破固有的文体边界，以碎片化、百科全书式的书写形态，丰富当代文学的文体样式。

　　但以“博而能约”的辩证标准审视，当下博物叙事创作依然未能完全摆脱古典博物书写面临的困境，同时也滋长出新的创作偏差。

　　比如部分创作者一味追求物象的广博与猎奇，沉迷于草木辨识、器物考据、异闻搜罗的细节铺陈，堆砌大量博物知识与风物素材，却缺乏清晰的人文内核，全篇沦为物象清单与知识汇编，看似包罗万象，实则只有“状物之博”，不见思想温度，文学的感染力也就无从谈起。其病在于将“博”当作终点而非起点，仿佛罗列越多越见功力，殊不知，脱离精神统摄的罗列，只是材料的堆积而非艺术的创造。也有创作者脱离风物本身的特质与规律，主题先行、刻意说教，强行植入人文反思，使得“博”的审美视野与“约”的思想价值彼此脱节。此外，部分创作存在同质化严重的问题，山野草木、都市风物、志怪异闻的书写套路固化，物象铺陈趋同，实则既无广博的创新视野，亦无深刻的核心主旨，不过是平庸的流水线创作。这三种偏差，归根结底都是博约失衡的表现，或博而无约，或有约无博，或博约俱乏。

　　当代博物叙事想要突破创作瓶颈、抵达“博而能约”的理想境界，首先要坚守“博”之底色。创作者需要坚守立足田野，秉持求真的态度，不断拓宽书写的题材边界，既吸纳自然科学的精准认知，又传承古典博物的人文意趣，兼顾物象的真实性、题材的丰富性与文化的多样性，避免单一化、刻板化的书写。其次，要凝聚博物叙事的精神主旨。万物铺陈不是创作目的，创作者需要在状物的基础上，建立清晰的叙事主线与精神内核，让所有物象、知识、故事的铺陈，都围绕一个核心主旨展开，做到繁而有宗。

　　其实，古人处理物象铺陈与意义统摄之关系的经验，亦可为当代创作提供参照。如学者王书婷所言，自古以来，“‘采物比兴’‘感物言志’‘格物致知’‘陈物志史’则始终是人的情感、思绪与自然万象、大千万物之间相互启发、应和契合的一种人文视域”。举例来说，不少传统的博物笔记在罗列异闻轶事的同时，会以一句简短的议论收束全条，看似随意，实则点出物象与人事之间的隐秘关联，既“广见闻”，又“究天人”。《聊斋志异》的“异史氏曰”更是将志怪故事提升至世情洞察与社会批判的层面。这些文本策略提示我们，罗列与议论、状物与说理之间的交替和平衡，乃是实现“博而能约”的一个有效途径。

　　当代写作者完全可以在保持博物叙事开放结构的前提下，通过适当的叙事调度和恰切的艺术布局，让物的铺陈与思的凝练相互交融，真正实现方孝孺所言的“博而能约”，从而让古典博约思想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完成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中国本土博物叙事传统在当代绽放出兼具审美价值与思想价值的独特光彩。

　　（作者：马兵，系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